野兽按：推荐大家延伸阅读何清涟的论文《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以及书籍《雾锁中国》。

开放网络与封闭体制：威权政体下的互联网

──介绍两项互联网与民主之关系的研究

程映虹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一、“积极利用”和“消极防范”：威权体制对互联网的两种策略

二、“积极利用”策略的登峰造极：金盾工程

三、破除神话 正视现实

卡拉梯尔和伯斯（Shanthi Kalathil and Taylor Boas），《开放网络与封闭体制：威权政体对互联网的控制》（The Internet and State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hina, Cuba,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助并于2003年出版。

何清涟，《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项目），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权”2004年出版。

自90年代以来，国际互联网在世界很多地区迅速推广。在后冷战时期的民主浪潮中，曾经有很多人对这项新技术在推动民主、结束专制方面的积极作用充满了期待，理由是互联网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让普通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和传播信息，这样建立在印刷品和音像(广播电视)制品基础上的传统信息控制必然失灵，为支持民主化的人们提供了宣传、通讯和组织手段。从长远来看，就象任何一项电子通讯和传播技术一样(如电视直播在瓦解苏联和东欧极权主义体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有理由对互联网和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帮助信息传播、实现信息开放──保持乐观。但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任何电子信息和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的社会作用都受到既定社会政治体制的约束。例如，报刊电台在信息自由的社会是传播多元观点的媒体，但在信息控制的社会里却是达到“舆论一律”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国家都是如此。近年来的情况表明互联网的发展也不例外：在民主社会它进一步扩展了舆论多元的平台，尽管政府也会想方设法设置一些法律和制度规范；但在专制社会，很多政府正在学习过程中把它变成得心应手的舆论工具和社会控制手段。

互联网和专制体制或威权体制的互动关系从90年代起引起了政治学者的关注。近两年有两项研究成果值得在这里推荐。卡拉梯尔和伯斯的这项研究主要以中国和古巴为对象。另一项研究是中国学者何清涟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介绍和分析了中国政府的互联网政策。把这两部专著放在一起，读者可以对互联网在威权政体的信息控制和信息操纵政策下的发展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一、“积极利用”和“消极防范”：威权体制对互联网的两种策略

卡拉梯尔和伯斯的著作首先介绍了世界范围内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CT技术和威权体制的关系。他们认为，在不同的国家威权体制对ICT技术的反应不一样，结果也不同。新加坡的“半极权体制”一直在使用包括了法律、技术和社会措施在内的综合性手段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ICT技术进行控制。缅甸的军人政府控制了异议人士的电子通讯手段，从电子邮件到电话和传真，不让他们与公众之间通过这些媒介产生联系。在中东，君主政府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通过审查制度限制了互联网的政治作用。在所有这些国家，互联网都至少没有在目前给专制政权带来紧迫的致命威胁。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专制政府没有有效地控制互联网，因此民主派利用了互联网进行协调和组织，推翻了专制政府。总的来说，所有极权和威权政体都有控制传媒的历史传统，而今天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CT技术的控制不过是这种传统的延续。虽然现在还很难预测未来技术的发展对互联网与专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在目前情况下，专制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的有效性看来会延续一段时间。

在评估互联网对民主的作用时，作者认为，首先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谁在使用和为什么使用互联网？这种使用是否对政府产生威胁，如果会，政府又作出什么反应？在这种反应中，对互联网是积极利用还是消极防范？

他们认为，只有对这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进行考察，才能回答互联网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有没有或能不能促进民主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抽象地谈论或者相信互联网必然会促进民主是不着边际的。只有在如下情况时，互联网才会对民主的发展起积极作用。第一，大众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并通过互联网自由获得信息，表达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产生一种公共“示威效应”，就象苏联东欧解体时群众的情绪和行动通过电视直播产生政治后果一样。电子邮件、聊天室和电子布告栏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第二，公民组织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并组织活动，克服通讯和组织手段缺乏所带来的困难。在90年代的民主浪潮中，形形色色的公民组织(如工会、知识分子团体、学生团体和地方性非政府组织等等)在新旧秩序之交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第三，经济界人士利用互联网组织经济界精英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中产阶级在内。这种利用互联网组织起来的经济界力量可能在迫使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方面产生一定的作用。第四，国际社会利用互联网对专制政体施加压力，用信息和舆论支持以上所说的组织和力量。苏联东欧的变化证明这种国际支持在体制变迁的关键时刻有关键的作用。

但在所有现存的威权体制下，互联网的发展都没有达到以上所列举的情况。为了防止互联网形成对政府的挑战，威权体制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消极防范(Reactive)”和“积极利用(Proactive)”。“消极防范”是最普遍的和容易被观察到的，包括限制上网(只让有限的人员和电脑与互联网连通)、过滤信息、封锁网站、监视上网者或者甚至完全禁止使用互联网。“积极利用”则是把互联网引导到符合体制利益的轨道上来，在这个前提下非但不禁止、反而鼓励使用互联网，因此这是一种比较复杂、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根据个人电脑和网吧的表面繁荣下判断的情况。当然，这两种策略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很多威权体制是两者并用。卡拉梯尔和伯斯认为，古巴代表了“消极防范”的威权体制，而中国则是“积极利用”的典范。

古巴和国际互联网的关系开始于1996年，比中国晚3年。古巴政府1996年6月通过关于国际互联网的第209号法令，确定了以“消极防范”为主的策略。这份法令宣布，互联网的使用权将优先给予那些“和国家生活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和部门”。这个在“优先权”指导下使用互联网的政策是古巴政府至今的主要政策，它排除了个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在国家控制的、设立在单位和部门的互联网服务中，上网者所浏览的内容和网站是经过严格控制的。到21世纪初，古巴政府已经允许部分青少年活动单位和邮局开办互联网服务，上网者可以浏览有限的网站。在古巴现行政策下，互联网基本上不构成对政府的挑战，因为大众、公民组织和国际社会都不是互联网的使用者。虽然有一些非法的地下互联网活动，但在技术上要求很高，普通人无法问津。除了“消极防范”，古巴政府也实行了一些“积极利用”的措施。一个事例是利用互联网为政府的对外宣传服务，古巴的党报(\TimesItalic{Granma})和一些重要杂志如\TimesItalic{Bohemia}等都用好几种外文上网。古巴政府专门建立了一个叫做“古巴反封锁”(cubavsbloqueo.cu)的网站，向外宣传古巴反对美国经济封锁的措施，争取国际支持。古巴政府还对与外贸和旅游有关的行业网开一面，允许他们使用互联网吸引顾客，推动生意。在纯粹和人民的福利有关的方面，古巴卫生和健康部门利用互联网建立了一个叫做“Informed”的网站，供普通人查询和医疗卫生有关的信息。

卡拉梯尔和伯斯认为中国和古巴很不一样。中国是国际上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采用了“积极利用”的方针，当然中国政府也采用相当规模的“消极防范”的措施。虽然卡拉梯尔和伯斯对中国互联网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例如他们知道很多聊天室都有“大妈”(“Big Mama”)在监控，但总的来说毕竟隔了一层，而何清涟的研究在细节和深度上都体现了既深谙“国情”又熟悉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学者的成果。

二、“积极利用”策略的登峰造极：金盾工程

何清涟的《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是2003年底完成的。后来她又针对近一年多来现实的发展情况，对这项研究中涉及互联网的部分又作了修订补充，由《当代中国研究》刊登。在研究的根本动力上，和上面介绍的卡拉梯尔和伯斯的研究相比，何清涟的这项研究首先体现了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经典性的命题面前的焦虑和关切。它不但建立在详尽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上，更反映了研究者在大陆多年从事媒体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控制机制的透彻了解，无愧于她在当代中国研究这个宽广的领域里通过多年的艰苦工作所建立的学术声誉。

读了何清涟的研究报告之后，人们难免不会在“1984”和2008之间产生一种联想。“1984”来源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1948年发表于1950年的同名小说。用翻译者董乐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虚构了一个“人性泯灭、六亲不认、观念颠倒、谎言当作真理、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行动受到监视”的未来社会。在小说描写的这个社会里，政府使用多种手段监控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其中之一就是用先进的电子技术通过“电幕”来灌输政府的“新话”，过滤掉对政府不利的信息；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政府无处不在的监视之下。书名之所以是《1984》是因为乔治·奥威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1948年，他就把年份的最后两个数字倒过来表示一种将来时态。今天，“1984”这个年份虽然已经过去，但它所象征的那种政府对思想和言论的严密控制仍然是很多国家的现实，问题只是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制度、技术和组织上达到奥威尔所描绘的那种对思想和行动的控制无处不在无微不至的程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在世界范围内，“1984”仍然是一个将来时态。

而“2008”是中国政府计划中完成所谓“金盾工程”的时间，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范围内是一个把“1984”从将来时变为现在时的企图。“金盾”之名来自中国公安人员制服帽子上的盾形帽徽，在中共政治语言中象征着国家安全。在《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本书里，何清涟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这个“工程”的来历、目的和发展状况，尤其是它与互联网有关的方面。

中国是1993年加入国际互联网的，而“金盾”工程是1998年作为一个国家项目立项的，它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迅速发展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通讯技术面前一度感到的无所适从和以“消极控制”来应对的阶段之终结。这个工程对外宣称是公安管理信息自动化系统。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复杂、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无疑它也确实具有在严格意义上维护“公安”的功能。但从整体上看，这个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包括技术(即电信与网络服务商）、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功能是建立能看、能听、能“思维”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以防止政治上的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狭义上的“公安”。“金盾工程”在技术上由数据库和监视网络系统两部分组成，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巨大的联机数据库和一个监控综合体系统，在这个监控综合体系统中引入语音和面貌识别、闭路电视、智能卡、信用记录和互联网监视等最新技术，通过一个以联网数据库系统支持的智能化遥控监视系统，配之以架设在全国城市街道和重点监控建筑内的自动摄像和闭路电视系统，对日常的互联网活动、电话内容和城市街道状况实行全天侯全方位自动监控。这个系统不仅能在各指挥中心展示全景的监视状况，而且可以通过与全国各地保安机构数据库的联结，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任何公民的档案和活动记录，并确保警察在最短时间内赶到发生示威和骚乱的地点。

何清涟指出，完成对互联网的国家控制是“金盾工程”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这方面，“金盾工程”设定的目标是封锁信息（包括封锁国内外敏感网站和服务器、筛选和封闭网络交流关键字和审查电子邮件等，所采用的技术包括IP地址封锁、网页内容过滤、网址过滤、HTTPS证书过滤等等）、实施对网络活动的全面自动监控（如在企事业单位安装过滤软件，系统地过滤网路服务器上通过的邮件、聊天室和即时通讯的内容，并将民众的电子邮件存档，发现并报告敏感内容）、对“重点”目标的所有网络活动实行实时监控（包括网吧监控、个人上网监控等）、收集情报、劫持域名和劫持个人电脑等。

完成了互联网控制后，“金盾工程”的下一步目标是借助智能化软件来模仿人类智能，用通俗的话来说，建立一个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的监控系统。所谓“听”的功能是一种语言讯息处理技术，例如在监听电话对话中自动搜寻关键词和字句，从而采取相应的监视措施。所谓“看”的功能，是通过视像讯号处理技术令监视摄影机有能力“看见”，即在一群人中辨识出某个人的面貌。所谓“思想”则是在收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这种监听、监视和对发生的状况作出反应的功能本来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的，任何国家的情报和安全机构都会采用，但人力毕竟有限，它只能为某些特定目的去监控某些特定对象，对大众的集体行动和个人的私下交流则无能为力。而“金盾工程”正是要克服这种传统的监视方法的局限，把整个社会中对政权的稳定具有关键作用的部分(例如大城市、沿海地区和特定社群)，置于一个庞大的监视系统之下。

何清涟强调指出，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电子监控工程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远远超出了中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但很多西方高技术公司正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以“科技创新会促进自由民主”来自欺欺人，帮助中国政府达成本来难以达到的目的。中国政府2003年9月宣布，金盾工程已经部分启动。从近年来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受控制的程度来看，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人们拭目以待的是，再过3年，到2008年这个“金盾工程”计划中要完成的年份，“1984”这个过去时会不会变成现在时。《1984》是虚构的，而“2008”却是一个逐渐浮现出来的真实。很多人读了何清涟的研究报告或者听了有关介绍后也许会问：“这可能吗？”对于这样的问题，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一百多年前就做了回答：“真实比虚构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虚构建立在可能性之上，而真实却不受这个限制”。尽管在技术上，《1984》所描绘的那种对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无处不在的全能型控制在当代社会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在现实中，掌握了先进技术的中国现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也远不如依靠毫无技术手段的告密和政治运动的毛泽东时代，但对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尤其是信息的产生和流通，在技术上进行控制却是有可能的，通过这种控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思想和舆论的操纵。

三、破除神话 正视现实

从以上两项研究中人们可以得出结论：互联网虽然在促进民主、保障自由方面具有比任何媒体都强大的潜力，但它本身毕竟只是一项技术，可以被不同的人所掌握，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专制政权完全可以做到在开放网路的同时维持一个封闭的体制。毫无疑问，对于当代形形色色的专制政体来说，互联网仍然是一个威胁，但民主事业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在当代专制主义社会，国家所掌握的技术资源远远超出任何个人或非政府组织所能掌握的资源，而互联网和对互联网的控制就纯粹是建立在这样的技术和资源基础上的。

90年代以来的发展已经证明，以为互联网会自动催生民主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一厢情愿是整个后极权主义社会演化中政治神话的一部分。这个政治神话包括相信市场经济会带来政治民主，中产阶级会本能地追求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对外开放会使领导人更开明、社会更宽容、人民更有政治参与意识，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会使领导人更容易接受民主观念等。

中国的现状提醒人们：是破除神话、正视现实的时候了。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5 Issue 4

程映虹：“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

十一月 30, 2017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

特朗普总统来早了几天。不然，北京市政部门强行驱赶外来人口的举措，其速度和力度会让他感叹不已。

严查和驱逐外国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国的国策，这么有法可依、理直气壮的事，怎么执行起来比北京清理外地人口还理屈词穷、束手束脚？警察不能随便要人出示身份证，不可以随便上门检查，哪怕非法移民身份被确认了，媒体甚至司法系统也偏袒他们，还会有移民律师去帮他们，把他们从看守所里捞出来。更有甚者，还有好些城市宣布自己是非法移民庇护城市，那里的警察竟可以不理联邦政府的命令？！

这样看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真是有制度原因的。

要是特朗普总统了解为啥中国能这么雷厉风行，美国为什么拖泥带水，他一定会在 Twitter 上对媒体说：对不起，你们说我歧视这个侮辱那个，我刚从中国学会了一个词来回敬你们：“Low-end population（低端人口）, You fake-news guys gotta know what they call their own people。”（你们这些制造假新闻的家伙真该好好听听他们是怎么称呼自己同胞的。）

“低端人口”无疑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指称，查考下来，在北京市一级的官方文件中没有见到这样的说法，有的只是“优化”、“控制”和“疏解”这些含糊而中性的名词。但在区一级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或报告中，“低端人口”的说法则频频出现。而在实际做法上，现在所发生的就是将外地在京弱势群体、尤其是集中居住在一些在安全和卫生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群体在严寒中强制赶出，等于坐实了传言中的清理“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这里的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公然歧视性的社会性敏感词，官方本来就应该以对待政治性敏感词的那种速度和力度及时去澄清，制止其传播，划清政策界限，而不应该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从而在实际上放任基层政府在贯彻政策上的蛮横。在世界其他国家听来，“低端人口”是近现代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白的用法，对此特别敏感的人甚至会忍不住产生一些可怕的联想。

“低端人口”一词迅速而广泛的流行，触动了这么多人的神经，即使是在被否定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当今中国繁殖的不祥之兆，而对在京外地底层劳动者在严冬的粗暴驱赶又证实了这一点。在外人看来，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中国似乎可以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原则，对底层弱势群体为所欲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所以，对于“低端人口”一说的流行，应该超越特定的城市管理的政策范围，也不能满足于官方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过它的澄清（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恐怕真的不会有任何政府会使用这样的字眼），而应该通过分析它背后更为久远和广泛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在当今中国会被构建出来并在正反两个意义上受到迅速传播。

上海学者许纪霖先生早几年就近代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大国言说之间的联系做过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批评，也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是一致的。当时恐怕很有些人会认为那是做思想史的人想得太多，但现在看来很不幸，他的话不过是预言了而不是防止了这个令人心寒的发展。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

“低端人口”一词成为话题，一定意义上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变种甚至丛林法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超越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内在驱动力。这个西方传来的主义在中国为成王败寇的帝王逻辑提供了“科学”的注脚，所以和传统一拍即合。红色话语中所谓“历史选择了我们”就是典型的政治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命题：适者生存。我们赢了，这个最终结果就说明我们该赢。只要我们今天仍然掌握着权力，我们就是成功的，成功就说明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个政治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认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两个追问：一个是你为了成功使用了什么手段，另一个是为了你的成功人民付出了什么代价。

今天有很多人质疑八十年代最终悲剧性地失败了的那个理想主义，包括很多当年的理想主义者和海外的“人血馒头”消费者。他们会说：今天中国的崛起就说明当时幸亏没有追求那个理想主义的政治。更有甚者，他们不屑和你争辩，而是嘲笑所有怀念和坚持那个理想主义的人是 loser：你们的出走、消声、边缘化和被遗忘就说明你们被“无情的历史”自然淘汰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在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它甚至跳过论证，直接告诉你现状就是论证，所以它本质上是为现实的权力关系辩护的逻辑。你在现实中是失败的和处于底层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你是 loser。它排除这样的疑问：有没有某种社会不公正使得你成为loser，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户籍所在甚至生理性别使得你先天就处于难以和别人平等竞争的地位。每年“两会”上那些维护特权、压制弱势的奇葩提案多少与此有关。“低端人口”不过是听上去更科学和统计学一点，但却更让人脊背发冷。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专制政治是天然盟友，因为它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所以凡是在它盛行的地方就会有对专制权力的崇拜和对强权的心服口服，对强人政治的津津乐道。很多人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牢骚满腹，但一说起权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肃然起敬。他们很多人并非出于惧怕，而是从心底里对权力敬服、顺服。从反面来说这也就导致对自己地位的认命,因为自己也不过是个 loser。不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和道德犬儒主义也是连体儿，因为它用成功本身解释一切：凡是有助于成功的手段都是天经地义的，而道德会让你有所顾忌，这就束缚了你的手脚。

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无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因为生存的目的就是通过竞争取得各种意义和程度上的成功。人生如果在竞争的意义上是不成功的，那就不但是失败的，而且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甚至自己怜惜的。所以，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有很多自轻自贱的人，别人的命不在他们眼里，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命当回事，这就是互害社会的心理基础。

至于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处于两个世界，完全不平行。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不但陌生、而且还怀疑和嘲弄的社会。它认定这些观念不是假的就是虚伪的，那些既鼓励个人成功又提倡自由平等观念的社会，一定是用它们作为口号骗了人才成功的，要是信以为真就犯傻了，所以自己的社会更诚实、更求实、更务实。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和相关措施很可能让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长期以来有实无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这个政治定期通过“自然选择”——即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人群，挑选形形色色的“分子”（也即”loser”）作为牺牲，同时让那些没有被牺牲掉的不但感受幸运，甚至觉得优越，不但对同类成为loser漠然置之，还可能帮着落井下石。它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他们无非都是为“成功”垫底。为了这个成功，还有更多的低端“分子”要被牺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们消失了，明天就被忘掉。

通过制度安排和意识上的潜移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已经腐蚀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早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中国人当今的等级观念和由此产生的优劣之分不只涉及权力和金钱，还有户籍、工作、住房、汽车、外貌和年龄，已经到了非常自然习焉不察的地步。

例如，很多即使对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愤愤不平的人，也会对“颜值”这个说法毫无反感。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颜”可以有算得出的“值”的话，那么美就变成了把人划分成高低贵贱的等级，具有了可以交换的价值，包含着可以借此索求的利益，颜值高的人就有了在生存竞争中受到承认的比别人优越的资本。所以，“颜值”在社会意义上的使用，和沿用了几千年的个人意义上的“漂亮”、“美丽”等等字眼所表达的单纯的审美感是不一样的，它是当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美学观。如果一个社会在公共话语中不但普遍容忍而且为“颜值”津津乐道，那就说明它公然藐视对每个人的人格之尊重；它不但赋予少数人以容貌傲人的社会特权，也意味着多数人甘愿自轻自贱。

在这样的社会，出现“低端人口”的概念毫不奇怪，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和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也必然面临社会心理上的强大阻碍。

—— 原载: 明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