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全球化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全球化是指跨国经济生产、移民、通信和技术的扩张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尽管西方和非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各个哲学领域，包括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哲学、认识论和美学，对于全球化的辩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本文只关注这些批评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将概述主要的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是如何阐明全球化并应对经济与政治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

1. 什么是全球化？

1.1 经济全球化

1.2 政治全球化

2. 研究全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进路

2.1 主要的共同特征

2.2 不同的女权主义进路

3. 问题

3.1 经济正义

3.2 移民

3.3 人权

3.4 民主与全球治理

4. 结论

1.    什么是全球化？

1.1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20世纪末在新自由主义理想的推动下出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新自由主义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宣称基本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现了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并使经济效率和增长、技术进步和分配正义最大化。经济全球化与特定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机构相关，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具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例如：

·       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政策，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也称为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试图通过减少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来整合区域或全球市场。签署国通常同意取消关税，如关税和附加费，以及非关税贸易障碍，如许可条例、进口配额和对国内生产商的补贴。

·       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与放松对资本流动和投资的限制有关，同时消除被视作不公平贸易壁垒的政府法规，包括对工人、消费者和环境的法律保护。

·       公共资产的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是以扩大市场和提高效率的名义将国有企业、商品和服务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类资产包括银行、重点行业、高速公路和铁路、电力、教育和医疗保健。私有化通常还涉及将公有的、可进行经济开发的自然资源，如水、矿物、森林和土地，出售给私人投资者。

·       取消社会福利计划。新自由主义主张大幅削减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残疾和失业保险等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以此作为削弱政府作用和提高私营企业效率的重要手段。结构调整政策（SAPs）要求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国家取消社会福利支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债务国采用结构调整政策，作为借钱或改善现有贷款条件的条件。结构调整方案要求债务国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重组其经济，例如，取消政府监管，取消社会福利项目，促进市场竞争。

·       对移民的限制。虽然许多国家在全球化下放宽了资本市场，放宽了商品和服务的跨国贸易壁垒，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消除对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事实上，一些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已经实施了更多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证移民被拘留和驱逐出境，并且导致国家边界军事化。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移民还是随着全球化的其他进程而增加。

政治哲学家们关注的是这些政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全球化的支持者声称，经济自由化已经使全世界许多人摆脱了极度贫困的状况。他们认为，开放的市场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生产力，提高了生活水平，并改善了人们的福祉（Diamandis and Kotler 2012, Friedman 2012, Micklethwait and Wooldridge 2000, O'Neil 2013）。批评者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历史上最广泛的极富和极穷之间的差距，富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全球数百万穷人则陷入了贫困和赤贫（Nikiforuk 2007，Pogge 2002）。女权主义者指出，“全球南方”中存在的财富高度集中和“全球北方”（the global North）中存在的高度赤贫意味着，我们不能按照北/南或富/穷的界限清晰地将世界划分（Silvey 2014）。然而，她们认为，总的来说，全球化使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包括全球北方的公民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受益，而没有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受益。

女权主义哲学家们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也必须从它对妇女的影响来理解，因为妇女在全球穷人中占的比例过高。大多数人同意，这些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例如，Jaggar认为，全球化承诺了许多对女权主义者至关重要的东西：和平、繁荣、社会正义、环境保护、消除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当然还有提高妇女地位。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却带来了与这些愿望相反的结果。它们没有带来和平，而是为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它们没有带来繁荣和社会正义，而是加大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它们没有带来环境保护，而是导致了公有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和破坏；全球化没有消除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而是最终成为了“一个对妇女充满敌意的系统”（Jaggar 2001, 301）。

1.2  政治全球化

尽管政治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来理解国际政治体系。根据这一模式，政治权力主要通过领土国家层面的治理来行使。国际政治体系由主权国家组成，它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享有政治权力的垄断权。国际条约管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国家一般不能合法地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因此，当饥荒、种族灭绝和内战等问题出现时，它们主要被视为个别国家的安全问题，而不是影响全球社会的正义问题（Fraser 2013）。

与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相比，政治全球化必须被理解为多中心的，也就是说，涉及到从国家“之上”和“之下”行使政治权力的非国家机构（So 2010）。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北约、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可以理解为政治上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这些机构制定了限制国家主权的国际规则，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强制机制来惩罚不遵守规则的行为。除了要求国家遵守共同商定的规范和标准，全球机构还经常制定议程，决定哪些问题应当受到国际关注。联合国和欧盟等机构试图提请人们注意世界各地妇女所经历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如性暴力、缺乏教育机会和其他侵犯妇女人权的行为，并制定全球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许多女权主义哲学家认为，超国家机构在保护最弱势群体方面成效有限。大多数全球机构将西方和企业的利益置于弱势和边缘化人群的利益之上，很少有机构能成功地挑战引起性别伤害的结构性不平等，如剥夺、歧视和暴力。

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国家“之下”出现的跨国政治运动为政治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更有希望的维度。全球通信的扩展导致了由个人、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组成的新的跨国政治网络的发展。这些跨国网络有时被称为“全球公民社会”，它们以共同的政治承诺为基础，将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些女权主义哲学家认为，政治上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为妇女和其他弱势人群提供了有效手段，以抵制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例如，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跨国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政治舆论可以被调动起来，使领导人承担民主责任（Fraser 2009, Gould 2009）。这种跨国公共领域既包括从物理位置角度来理解的空间，如家庭、工厂和村庄，也包括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中介空间；这种交流模式形成了新的跨国空间层，使人们能够建立横向网络和社区（Youngs 2005）。另一些人在跨国女权主义团结网络中看到了政治全球化的希望，比如“女权即人权”运动，打击性交易、全球照护链和劳动剥削的团体，它们使女权主义能够抵抗主导的政治经济力量（Copelon 2003, Gallegos 2017, Hochschild 2000, 2002, Kittay, 2008, 2009, Parekh 2009, Robinson 2003, Stamatopoulou 1995, Walby 2002, Weir 2005）。

鉴于全球化的复杂性，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下面，我们将概述针对这项任务的几种女权主义理论进路。

2.    全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进路

“全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进路”是一个总称，指的是女权主义者用来阐明全球化对女性、有色人种和全球穷人带来的挑战的一些具体理论进路。这些不同的进路包括由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跨国女权主义者和支持关怀伦理的女权主义者所阐发的进路。在本节中，我们指出了这些不同的女权主义进路所共有的四个关键特征，并概述了每种理论取向的一些特征。

2.1  主要的共同特征

首先，全球化的女权主义进路试图为理解与全球化相关的性别不正义提供框架。但女权主义哲学家们并没有发展出包罗万象的全球正义理想理论（ideal theories），而是倾向于采用非理想的理论视角（non-ide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这些视角关注的是具体问题。早期的女权主义分析集中在那些被广泛认为对世界各地的妇女都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如家庭暴力、工作场所的歧视和对妇女人权的侵犯。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性别分析为理解伤害的特别性质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许多女权主义哲学家认为这种方法过于狭隘，无论是在它所处理的具体问题上，还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论上。她们认为，即使表面上与性别无关的全球问题也常常具有性别维度，包括战争、全球治理、移民、南方债务、“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和气候变化。此外，由于将全球性的“女性问题”作为独立的现象来处理，早期的女权主义分析未能考虑到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系统性、结构性的性别不公正。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地理位置，性别压迫有不同的形式，但每个社会的妇女都面临着系统性的劣势，比如那些由社会分配的家务劳动责任所造成的劣势（Lange 2009）。由于这些结构性的不公正，所有女性（无论是哪一国籍）往往在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关的贫困、过劳、匮乏和政治边缘化中遭受更多的痛苦。因此，最近对全球化的女权主义分析倾向于将全球化所引起问题理解为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结构性不公正的结果，而不是理解为各不相同的、偶然的现象。事实上，一些人认为，基本的全球结构本身就隐含着对妇女的偏见（Jaggar 2009a）。

全球化的女权主义进路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共同承诺了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包括反对妇女的从属地位。一些理论家还利用女权主义对主流道德和政治理想的解释，如平等、民主和人权，来发展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评。例如，Jaggar诉诸自由民主的规范，认为许多南方的债务义务在道德上没有约束力，因为他们的公民在承担这些所谓的债务时，“要么基本上不知情，要么几乎没有选择，要么既不知情也几乎没有选择”，（Jaggar 2002a, 433）。许多女权主义者也使用人权话语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虽然她们承认对人权的传统理解隐含着男性偏见，但她们认为，女权主义者对这些规范的重新阐述有助于确定什么是性奴役、强迫家务劳动，以及经济严重匮乏的女性被系统性地剥夺教育、食物和医疗保健所造成的性别伤害。（Bunch 2006, Cudd 2005, Jaggar 2002a, Nussbaum 2001, Robinson 2004, Okin 1998, Reilly 2007）。（见下文第3.3节）。

然而，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都同意这种方法。一些人认为，需要新的女权主义理想，比如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权力、集体责任和相互依赖，来诊断与全球化相关的性别不公正（Hankivsky 2006, Held 2004, 2007, Kittay 2008, 2009, Miller 2006, 2011, Robinson 2006, 2010, Weir 2008a, 2008b, Young 2011）。例如，Iris Marion Young认为，传统的理想正义理论无法解释导致南方国家产生血汗工厂的不公正的背景条件。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责任关系模型，她称之为社会联系模型，以阐明富裕的北方国家的人对南方工人的义务。社会联系模型认为，个人对结构性不公正（例如全球装配线上的工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的行动促成了产生这种不公正的制度过程。北方的消费者有责任集体组织起来，改变与血汗工厂劳动相关的不公正现象（Young 2011）。

女权主义全球化进路的第三个主要特征是强调女权主义方法论。特别是，这些方法体现了三个关键的方法论承诺。首先是交叉性，它认为压迫系统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公正，因此，不能仅仅从性或性别的角度来理解性别不公正问题。在国内层面论述正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性别压迫经历是由其他形式的压迫所塑造的，例如基于种族、阶级、残疾和性取向的压迫。研究全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认为，性别压迫与这些压迫系统，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其他形式的系统性劣势相互作用。主要的系统性劣势包括国籍、地理位置、公民身份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例如，南方的精英、西方的劳工，或全球装配线上的工人）。鉴于这种广泛的交叉性概念，研究全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性别不公正是在特定的跨国背景下产生的，比如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当前的全球经济政策。

女权主义全球化进路所共有的第二个方法论承诺是对背景和具体特性的敏感。女权主义哲学家们努力准确地反映世界各地妇女的不同利益、经验和关切，并认真对待文化、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差异。这样，女权主义的全球化进路试图在地方条件和全球压力之间，在历史现实和压迫、脆弱性的当代经验之间，关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使得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家将自己的观点与其他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如Martha Nussbaum和Susan Okin）区分开来，Ackerly和Attanasi因她们的方法论承诺而将她们称为“国际女权主义者”。在Ackerly和Attanasi看来，Nussbaum与Okin在试图确定普遍的道德理想时，没有充分注意到当地条件是如何影响正义和不正义的。因此，她们的观点倾向于偏袒西方视角，并没有实现其反映女性生活经验的承诺（Ackerly and Attanasi 2009）。

最后，全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致力于自我反思。这种方法论的核心是愿意批判性地审视女权主义主张，特别关注女权主义话语是如何偏袒某些观点的。例如，Schutte认为，表面上普世的女权主义价值观和思想很可能体现了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声音往往只有在反映西方的规范和价值观并符合西方的期望时才会被认真对待。因此，Schutte主张，女权主义者必须参与到方法论的实践中去，使她们的习惯性立场去中心化，并强调那些挑战公认的思维方式的视角（Schutte 2002）。Khader发展了这一号召，敦促跨国女权主义者拒绝“启蒙自由主义”价值观成问题的变体（这种价值观被视作西方女权主义核心），包括个人主义、自治和性别角色废止主义（gender-role abolitionism）（Khader 2019, 3）。正如 Schutte 所说，这些价值观不仅在强加于文化“他者”时构成文化帝国主义，而且还以促进性别利益的名义为军国主义、政治支配、经济剥削和白人至上主义辩护（Khader 2019）。Ackerly认为，女权主义理论不仅可以用来批判女权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还可以发展出更丰富的方式来评估妇女人权组织所做的工作。女权主义理论能够参与、塑造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在实地”所做的工作，并被这些工作所塑造（Ackerly 2009）。

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努力发展体现这些方法论承诺的女权主义理论。在1980年代，Chandra Talpade Mohanty 观察到西方女权主义学术倾向于采用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的观点，将第三世界女性描绘成一维的、非行动主体的和同质的。用她经常引用的话说，这样的学术研究倾向于认为：

第三世界的普通女性因为她的女性性别（性约束）和她的“第三世界”身份（无知、贫穷、未受教育、受传统约束、家庭、面向家庭、受害等等），其生活的基本方面是残缺的。我认为，这与西方女性的（隐含的）自我呈现形成对比，西方妇女受过教育，是现代人，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有控制权，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Mohanty 2003, 22）。

Mohanty主张，这种观点导致了这样的简单理解——西方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许多关于全球化的女权主义文献的最新发展可以理解为对这一理论失败进行回应。除了认识到权力对女权主义理论产生的影响外，研究全球化的女权主义批评家还努力理解西方女性应该如何分担对发展中国家和国内的性别不公正现象的责任，并阐明她们消除这些不公正现象的义务。

2.2  不同的女权主义进路

尽管有这些共同的目标和方法论承诺，女权主义者还是从一些不同的理论角度分析了全球化。下面，我们将探究三种重要的研究全球化的进路，这些进路分别由后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者、跨国女权主义者以及关怀伦理女权主义者所提出。虽然不可能在这些理论视角上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它们各自的特点。

2.2.1       后殖民主义与非殖民主义女权主义

后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提供批判性的理论框架，在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全球化。首先，她们主张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极大地塑造了当今世界，并强调它们对全球关系和地方文化实践的持久影响。虽然后殖民与非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写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但她们都强调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认知立场，从土著居民社群与全球南方的视角批判南北权力不对称。（Herr 2013，Khader 2019，McLaren 2017，Schutte 2002，2005）。

后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几个重要主张。首先，她们坚持，如果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历史背景，特别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就不可能理解这些国家的地方实践。此外，她们警告说，试图用简单化的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痛苦，往往会重现对全球南方的“殖民主义立场”。例如，正如我们在上面解释的那样，Chandra Mohanty认为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对全球南方妇女的研究中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因素。同样，Uma Narayan批评女权主义者不知不觉地采用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强烈批评文化习俗，比如Mary Daly对印度殉夫自焚习俗的批评，她认为这一习俗是不证自明的错误。然而，Narayan认为，将殉夫自焚作为一种孤立的、地方性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对它的误解。在殖民历史的背景下理解殉夫自焚，可以对这种做法进行更丰富的分析，因为在英国统治时期，它作为印度教和印度文化的象征获得了象征性的力量（Narayan 1997）。强调殖民主义在塑造当地习俗方面的作用，使女权主义者能够避免采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同样地，后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以女权主义视角分析全球化的危害时，必须认真对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以及其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持续影响。

后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者进一步认为，虽然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已经正式结束，但全球化的许多实践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新殖民主义。正如Sally Scholz所解释的：

主要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跨国公司和全球企业，通过商业模式、霸权文化、对工人的剥削和对传统行业的取代，产生了其殖民性的影响。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需要殖民者拥有统治殖民地的特权，而这种新殖民主义则通过为一个地区带去制造业工作机会或为人们提供消费品——通常也是受西方影响而成了消费品——来创造和享受权力，间接地进行统治。旧式的殖民主义往往杀害原住民或使其流离失所；新式的殖民主义通过用西方的价值观、产品或理想淹没整个社会，使文化变得贫乏（2010，139）。

更广泛地说，后殖民和去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者观察到，殖民主义造成的许多情况——经济不平等和剥削、种族主义、文化边缘化，以及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所维持和强化。此外，她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制度系统地有利于全球北方国家，而不利于南方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为西方利益服务，同时又声称在政治上是中立和公平的。全球经济机构还对西方文化和政治规范给予特权，把它们作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典范，而忽视和排挤由全球南方的女性、原住民运动以及移居者民族（settler nations）所提出的主张（Weendon 2002）。由于诉诸所谓的普世观念、认识论和价值观，如自由、权利和自治，可以被用来推进帝国主义，后殖民和非殖民女权主义者试图发展出规范性立场，批评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做法，同时拒绝有问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理想，这些理想往往伪装成普世的（Alcoff 2017, Khader, 2019, McLaren 2017, Pohlhaus Jr. 2017, Weir 2017）。

2.2.2       关怀伦理

另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流派对全球化的回应是将关怀放在其分析的中心，这里的关怀包括关怀劳动（照护年轻人、老人、病人和残疾人，以及家庭的日常维护）以及关怀的道德理想。这种方法的支持者首先观察到，大多数主流的全球化分析要么忽略了关怀，要么贬低了关怀。她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至少有三个原因：（1）几乎完全由女性完成的照护工作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2)）与照护相关的价值观和工作既被低估又得不到充分支持，这助长了国家内部以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性别、种族和经济不平等；（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任何可行替代方案都必须优先考虑关怀的道德理想。因此，全球化的关怀伦理进路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

从理论上讲，关怀伦理的女权主义者旨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假设进行系统的批判，并发展能够指导更公正的全球化形式的道德理想。她们认为，新自由主义预设了一个有问题的自我概念，认为个人是原子化的、独立的和自利的，还预设了一个不准确的社会本体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选择而不是由必要性或依赖性形成。这些假设导致新自由主义把经济增长、效率和盈利放在首位，而不是其他价值（如平等、人权和关怀）。关怀伦理的女权主义者反对这些假设。在她们看来，人类从根本上说是关系性的和相互依存的；个人由他们的关怀关系所定义，更是由这些关系所构成的。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实际上依赖于他人的照顾。每个人都需要某种程度的照护才能蓬勃发展。因此，脆弱性、依赖性和需求不应被理解为缺陷或限制，而应被理解为需要适当政治回应的人类基本性质。

关怀伦理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包括关怀在内的关系价值应该构成更公正的全球化形式的基础。在Hankivsky看来，全球关怀伦理学始于三个假设：“1）关怀被认为是所有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2）由于是持续性照护关系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是相互依存的；3）人们有权获得照护，因为他们是持续性照护关系的一部分”。由于全球关怀伦理始于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它要求全球政治领导人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以满足人类需求和减少痛苦为目的，而不是扩大市场和增加经济竞争（Hankivsky 2006）。Held赞同类似的观点。根据她的观点，关怀伦理要求领导人促进能够满足人类普遍需求的全球经济（Held 2004, 2007）。同样地，Miller主张“全球性的关怀义务”，这要求个人对自己在助长全球压迫中的作用负责，并要求领导人倡导那些能够体现关怀的道德价值的制度机构（Miller 2006）。

具体来说，赞成关怀伦理方法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强调了照护工作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并建议重新对其进行评估。例如，Robinson阐发了一种关系道德本体论（relational moral ontology），揭示了通常不可见的全球化特征：照护工作的全球分布以及相应的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模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照护工作的公共资源提供不足；以及无酬或低酬照护工作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剥削和不平等循环运作的方式（Robinson 2006a, 2006b）。同样，Held 提倡国家增加对各种形式的照护工作的支持，并提倡以照护方式满足人们需求的政策（Held 2004，2007）。

2.2.3       跨国女权主义

从最广义上讲，跨国女权主义认为全球化为女权主义跨越国界的团结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全球化使跨国进程成为可能，这些进程对多个地方的妇女产生了不公正，如全球装配线（下文讨论）。然而，另一方面，与全球化相关的技术也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使女权主义的政治抵抗成为可能。因此，跨国女权主义者将后殖民、第三世界和关怀女权主义者的批判性见解融入到跨国女权主义者团结起来的积极愿景中。

跨国女权主义有时与全球或国际女权主义形成对比，后者属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a second-wave theory），强调妇女在父权制压迫的共同经验基础上，跨越国界团结起来。然而，跨国女权主义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与全球女权主义不同。

首先，跨国女权主义对妇女之间的差异很敏感。全球女权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普遍的；全球妇女都有被性别压迫的共同经历。她们提倡在这些共同经历的基础上承认“全球姐妹情谊”，这超越了种族、阶级、性和国界的差异。这种团结被认为提供了反对全球父权制的统一战线。跨国女权主义者也提倡跨越国界的团结，但她们的进路强调了上面讨论过的方法论承诺，特别是交叉性、对具体特性的敏感性和自我反思性。跨国女权主义者谨慎地指出，虽然全球化进程影响到每个人，但它们对不同女性的影响却大不相同，这取决于她们的地理和社会位置。她们也很快承认，全球化的许多方面可能会使一些妇女受益，而使许多其他妇女承受不应有的负担。

第二，跨国女权主义者倡导的团结具有政治性质。全球女权主义者倡导的社会团结形式基于所有妇女的共同特征，如共同的性别认同或被父权制压迫的经验，而跨国女权主义的团结基于个人的政治承诺，如挑战不公正或压迫的承诺。因为跨国女权主义者的团结基于的是共同的政治承诺，而不是共同的身份或统一的经历，所以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包括那些从不公正中受益的人，可以与那些直接经历不公正或压迫的人团结起来（Ferguson 2009, Scholz 2008）。对共同政治承诺的强调也使女权主义者能够抵制那些在不同地方表现不同但在许多国家仍然普遍存在的压迫性情况，例如对妇女的种族暴力（Khader 2019，44-48）。

第三，跨国女权主义者关注具体的全球化进程，如海外制造业的发展，而不是全球父权制理论，她们经常将现存的跨国女权主义集体作为她们对团结的理论解释的模型。例如，Ann Ferguson认为，反全球化网络，如工人所拥有的合作社、工会、公平贸易组织和土地改革运动，正在为南北妇女联盟运动（这些运动对全球性别公正作出了非本质主义的政治承诺）创造条件（Ferguson，2009；也见Kang 2008，Khader 2019，Mendoza，2002，Vargas，2003）。

3. 问题

除了分析全球化的性别维度外，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们还讨论了由全球化塑造的具体问题。下面，我们讨论四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首先，我们讨论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两个问题——经济正义和移民，然后我们转向与政治全球化相关的两个问题——人权和全球治理。

3.1 经济正义

人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以及两个半球的国家的内部都是如此。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的一项任务是确定这些政策如何强化了基于性别、阶级、种族和国籍的具体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特定女性群体造成的不同的、往往不成比例的负担。另一项相关的任务是指出性别化的做法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全球化的进程。

自由贸易政策是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对象。贸易自由化导致全球北方曾经高薪的制造业工作大规模转移到全球南方的低薪区域、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在全球北方，公司面临着将工作“外包”到劳动力更便宜、对工作条件监管更少的国家的压力，这意味着许多曾经依赖高薪制造业工作的工人现在无法谋生。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临时和兼职的服务业工作所取代，后者往往报酬很低，而且缺乏健康和退休福利。实际工资的相应减少对女性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特别是对有色人种女性，因为她们在服务行业的工作中占有较高的比例（Jaggar 2001, 2002a）。

在全球南方，外资制造和装配生产设施在自由贸易区内大量涌现，形成了人们常说的“全球装配线”。从历史上看，外资主导的工业扩张意味着男性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然而，在全球装配线上工作的新的“国际工业无产阶级”主要由女性组成。关于性别和种族的刻板印象在建立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中起了重要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雇主倾向于认为女性，特别是亚洲女性，是“可驯服的、勤劳的、灵巧的和性感的”（Jaggar 2001, 305）。政府在招募外国投资的过程中迅速利用了这些观念。

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出口加工的扩大对女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成千上万原本失业的女性提供了工作，并为女性的行动能力（agency）创造了新的形式。然而，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认为，全球装配线上的工作往往困难、不安全且危险：工作条件差，时间长，工资低，且性骚扰普遍（Young 2007, 164-67）。因此，她们认为，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对女性的影响也是具有矛盾性的。正如Jaggar所认为的，虽然经济权力的增加可能为女性提供一些在家庭中的自由，但她们也“被勾结了本国政府的外国公司严重剥削。作为雇员，她们经常遭遇一种几乎是封建式的劳动控制，要求她们顺从和依赖"（Jaggar 2001, 306）。

贸易自由化政策还允许富裕的北方国家在南方市场上销售有大量补贴的农产品，导致小规模和自给性农业的衰落。许多被赶出土地的女性农民在出口加工区寻找工作，或作为季节性工人，工资比其男性同行低。其他人则在非正规经济中找报酬低且危险的工作（Jaggar 2001, 2002a）。

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还关注结构调整政策（SAPs）的性别影响，许多贫穷国家被迫采取这种政策，作为借贷或重新安排现有债务的条件。这导致了公共资助的医疗服务、教育和儿童保育减少，损害了每个人的健康和福祉。然而，女性承担了结构调整方案所带来的负担的相当大部分。公共卫生服务的削减导致了孕产妇死亡率的上升。学费的引入使较贫穷的儿童，特别是女孩无法接受教育，导致许多南方国家的女孩辍学率上升（Kittay，2008）。对其他公共资助的社会服务的削减也不成比例地伤害了妇女，因为她们负担的照护责任使她们更依赖这些项目。由于紧缩计划减少了对妇女的公共支持，并增加了妇女的工作量，也使妇女在心理疾病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Gosselin 2014）。

更广泛地说，结构调整方案导致了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失业的增加，同时给女性带来了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额外负担。在经济困难时期，男性倾向于继续维持他们的支出，而女性则倾向于用较少的资源来维持生计。结果是，女性不得不为她们的家庭制定生存战略，常常负担国家不再提供的照护性劳动，还面临着需要在家庭之外赚取收入的更大压力。一些无法在本国找到适当工作的女性选择了劳务移民，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性工作（包括儿童卖淫）也在增加（Schutte 2002）。

Brock认为，改革国际税收制度是一个关于全球性别正义的问题。在她看来，只有当所有人都能满足其基本需求，其基本自由得到了平等的保护，并在集体事业中享有公平的合作条件时，全球性别正义才会产生。由于资金充足的社会和政治机构是性别正义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和公正的会计实践来实现性别正义。虽然“国际税收是全球性别正义的要求”这一说法最初看起来很奇怪，但Brock认为，为了防止全球南方的女性在公共服务的资金不足时遭受伤害，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是必要的。在她看来，所有的公司都应该公平地支付税款，这样国家才能资助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性别平等的项目。允许企业逃税的避税天堂必须被消除，这些避税天堂使得每有一美元的援助流入某个国家，就有六到七美元的企业税被逃掉。我们必须得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全球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仍然是不公正的，对女性不利（Brock 2014）。

3.2 移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移民的速度加快，而女性在移民（尤其是劳务移民）和难民中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女权主义哲学对移民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的回应可粗略地分出三个论证进路。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强调了性别、种族、阶级、文化和移民身份交织在一起，如何给移民妇女带来巨大的负担。之后的研究讨论了劳务移民的女性化，重点关注了家政工人。最近的研究则探讨了跨国移民和各种形式的结构性压迫之间的关系。

女权主义哲学家的早期研究通常认为，在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如美国，形式上性别中立的移民政策往往对移民妇女不利（Narayan 1995, Wilcox 2005）。例如，Uma Narayan认为，美国的移民立法，如移民婚姻欺诈修正案（IMFA）增加了移民妇女受到家庭暴力中的可能性。在IMFA通过之前，当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与外国人结婚并为其配偶申请永久居留权时，合法居留权会很快得到批准。IMFA改变了这一程序，增加了两年的“有条件居留”期限，在此期间，夫妻双方必须保持婚姻关系，并要求夫妻双方在这一等待期结束后申请调整为永久居留身份。Narayan认为，IMFA增加了移民妇女逃离虐待性婚姻的本就巨大的障碍，因为它将移民身份与婚姻联系在一起。这是成问题的，因为移民妇女通常“在经济上、心理上和语言上都依赖于她们的配偶”（Narayan 1995，106）。

最近，关于全球移民女性化的进路集中在Arlie Hochschild所说的“全球照护链”上（Hochschild 2000, 2002）。这些连接世界各地妇女的链条是通过家政服务的跨国交流建立的。全球照护链通常始于相对富裕的北方或西方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力市场，并雇用其他女性（通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较贫穷女性）来照顾她们的孩子和其他受抚养人。移民照护者往往必须将自己的孩子留在自己的国家，由更贫穷的照护者或家庭成员照顾，而这些人可能已经承担了照护责任或从事有偿劳动。许多因素促成了全球照护链的产生。在富裕国家，妇女进入了有偿劳动力队伍，但儿童保育的公共供应没有相应增加，照护责任也没有在两性之间重新分配，这造成了对有偿家务劳动的大量需求。在贫穷国家，高薪工作稀缺，在许多情况下对汇款也越来越依赖，这些因素都刺激了家务劳动的供应。南方国家对公共服务的削减也鼓励了妇女移民，她们以此来赚取为子女支付私人服务（如医疗保健和教育）所需的收入（Kittay，2008，2009）。

全球照护链给女权主义者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其棘手程度超过了促使全球照护链产生的背景不公正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北方国家的女性能够拥有更多的有偿工作机会，只是因为南方国家的女性承担了社会分配的家务劳动，又将自己的家庭留给他人照顾。全球照护链也促成了一个更大的新殖民主义过程——“全球照护外流”，在这个过程中，照护被系统地从贫穷国家的人那里榨取出来，转移到富裕国家的个人身上（Hochschild 2002）。

女权主义者对照护链的分析通常认为，传统的正义理论很难阐明这些现象所涉及的伤害或不公正的确切性质。大多数全球正义的理论都集中在国家间利益和负担的不公正分配上；然而，并不清楚的是，照护是否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分配性物品。照护链的其他特征也不适于进行传统的伦理评价。照护人员的移民行为并不是被公开胁迫的，全球照护链中的每一方似乎都能从她的参与中获益：雇用移民照护人员的妇女能够在公共领域寻求参与机会；移民照护人员能够给家里寄钱；她们的孩子和输出国从这些汇款中获得经济利益。移民照护者显然容易受到剥削和工作场所的虐待，她们和她们的孩子都因其自身的长期缺席而受到伤害。然而，可以说，这些伤害都被显著的利益所抵消（Kittay，2008，2009）。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权主义的关怀伦理学更适合于将全球照护链理论化。特别是，关怀伦理学强调了传统理论往往忽略的几个关键规范性特征和做法：具体的特殊性，承认人类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以及对自我的关系性理解（Kittay，2008）。关怀伦理学关注通过依赖性形成的关系的伦理意义，比如照护者和被照护者之间的关系。Kittay认为，特定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形成和维持个人的自我认同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亲密关系中，关怀和爱护属于具有规范性的行为。当这些关系被破坏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心会受到伤害。因此，全球照护链的危害在于，它对构成自我认同的核心关系造成了威胁。

为了保护照护者和被照护者免受关系断裂带来的伤害，Kittay认为给予和接受照护的权利应该被承认为一项基本人权。Weir同意，消除全球照护链需要承认照护是“一种内在的物品，是身份和意义的来源，应该被承认为一种人权”（Weir 2005, 313）。然而，两人也都表示，适当规定的照护权本身被承认不会消除全球照护链。照护链将持续存在，直到无论是由专业人员还是在家庭网络内提供的照护，都得到社会认可和经济支持。照护责任也应在两性之间更公平地分配，有偿工作的组织者应认识到所有工作者——男性和女性、富人和穷人——都有责任提供照护。解开照护链还需要减少不公正的背景条件，这些条件迫使妇女在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与家人在一起并照护他们之间做出选择。移民政策必须首先作出具体的规定，以使照护人员更容易带着自己的孩子或定期回家。但最终，消除照护链需要对全球经济进行重组，使得没有人被迫离开她的祖国，以寻求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最近，许多关于移民的女权主义哲学分析探讨了跨国移民与各种形式的结构性不公正之间的关系，包括性别压迫、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全球经济不平等、军事化和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例如，Wilcox认为，跨国不公正现象会产生强烈的道德要求，要求接纳某些潜在移民群体。她为这一主张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认为，集体政治责任的原则要求各州优先准许那些受到政策严重伤害的潜在移民，这些政策包括严重地伤害较不富裕国家的妇女和边缘化的工人的经济政策（Wilcox 2007）。第二个论点认为，对关系平等主义的承诺需要拒绝助长压迫性跨国结构关系的移民限制。在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全球供应链背景下，这些限制（包括对劳务移民的限制）使得工人易受到剥削、支配、暴力和边缘化（Wilcox 2012）。

其他女权主义者关注的是结构性不公正和确定难民身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她们认为，在从法律上定义难民身份时，对性别不公正的关注不够，导致那些在道义上应当庇护的弱势移民被错误地排除在外。例如，Parekh认为，尽管女权主义在扩大国际难民公约以承认与性别有关的迫害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许多国家仍然认为某些形式的性别不公正是非政治性的或无关紧要的，因此不值得对相关人群给予庇护（Parekh 2012）。说明结构性不公正如何影响和放大基于性别的伤害，可以使性别迫害的概念更具包容性和合理性。同样地，Meyers认为，充分理解严重贫困的强制性，有助于扩大难民身份的传统定义，以包括经济难民——其中许多是妇女（Meyers 2014）。凭借Iris Marion Young的研究，Parekh进一步指出，将难民所逃离的伤害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结构性不公正，我们就有了更强的道德义务来帮助难民，包括那些留在全球南方的难民和寻求进入西方国家的难民（Parekh 2017, 2020）。

女权主义者还警告说，移民制度往往会加强现有的统治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压迫类型。更具体地说，她们认为，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的话语、政策和实践往往利用有害的刻板印象和民族主义的套路来构建性别化和种族化的主体，而这些主体反过来又被用来为支配、排斥和边缘化辩护。例如，Cisneros认为，最近美国关于“锚宝宝”（anchor babies）的政治辩论，利用了性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即妇女是民族国家的繁殖者，加上“非法外国人”的种族主义概念，将移民妇女，特别是无证妇女，描绘成对（白人至上主义）国家存续的威胁（Cisneros 2013）。然后，这种虚构的主体被用来证明强制性的移民和公民身份政策是合理的。这些政策排斥有色人种的移民妇女，甚至禁止未经授权的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同样地，Reed-Sandoval认为，美国的移民制度是“在社会与历史层面是种族歧视性的，通过把某些人塑造成美国的‘非法移民’来重组和重新分配资源”。这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身份，她将其称为“社会无证之人”（being socially undocumented）（Reed-Sandoval 2020, 86）。社会上无证与法律上无证的区别在于，它更是一种社会成员身份，而不一定缺乏法律授权。她们在社会群体中受到一套与移民有关的共同限制，这些限制不公正、自我正当化且“非法化”，具体包括种族歧视性的形象刻画、警察骚扰、令人反感的刻板印象，以及剥削性和有辱人格的工作待遇。遭到这些限制只因为她们被认为是无证之人，而无论其实际身份。最后，Oliver认为，对当代难民危机的所谓人道主义应对由一种类似的自我合理化逻辑所支配，她称之为“监狱人道主义”（carceral humanitarianism）（Oliver 2017a, 2017b）。根据这种逻辑，难民被认为对东道国社会具有风险，她们“合理地”被根据风险分类，还被要求证明自己什么样的创伤构成得到庇护的理由。她们无限期地被约束在拘留中心和难民营，遭受着暴力，并被剥夺基本人权。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被当作恐怖威胁或战俘。救援政治将难民视为无助的受害者，需要救援和拯救，监狱人道主义与之相结合，“将难民同时视作罪犯和慈善的对象，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将她们关起来的令人不安的理由，越来越多的人被关在危险、疾病肆虐和严重匮乏的条件下”（Oliver 2017b, 185）。

3.3 人权

“人权”这个词可以同时指称不同的事：一种道德话语，国内与国际的一套规范和法律，以及一个用来分析与应对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所遭遇的各种严重伤害的框架。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认为，全球化对妇女人权产生的影响具有矛盾性。

许多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最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对特定社会经济权利的侵犯，如“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的权利和“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此外，由于妇女的经济安全被侵蚀，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现有形式的性别歧视和暴力，妇女和女孩更容易受到各种额外的人权侵犯。相关文献中有这样三个显著的例子：首先，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不安全和随之而来的贫困，使女孩更容易受到性剥削。特别是，为了养家糊口，女孩更有可能被卖作童养媳或被推入卖淫或性奴役的行列（Okin 1998, 45）。其次，当资源匮乏时，与男孩和男人相比，妇女和女孩更不可能得到食物，更不可能有上学的机会。最后，Shiva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妇女更容易遭受性暴力。她指出，强奸案在印度显著增加：自1970年代以来增加了800%，自经济自由化以来增加了250%（Morgan 2013）。虽然增加的原因很复杂，但Shiva认为它们与全球化的几个方面有关：结构调整政策使女性能够进行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被取消，自然环境的破坏使许多女性流离失所，以及女性被排除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之外。

更积极的观点是，一些女权主义哲学家认为，全球化通过创造“新的空间、制度和言辞，使普遍人权的概念成为强有力的正当原则"（Walby 2002, 534），这使得妇女能够据此主张她们的人权。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促使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出现，进而促进了全世界的妇女人权运动（Robinson 2003, 161）。“女权即人权”运动使用人权话语，一些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提供了“最佳机会，以实现长期追求的性别平等目标”。这一运动批判了许多侵犯妇女尊严的行为，这些侵犯以前被认为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Panzer 2009, 45）。例如，该运动表明，私人领域的虐待行为，如家庭暴力、所谓的“名誉杀人”，以及以文化或传统名义实施的暴力，是法律规定的侵犯人权行为。不过有些人认为，像女性生殖器切割（FGC）这样的文化习俗，虽然许多人认为是对人权的侵犯，但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可以使其与普遍人权相容（Gordon 2018）。这场运动也有助于将妇女的人权编入正式的联合国文件，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活动家团体随后利用这些文件挑战国内的法律和规范（Stamatopoulou 1995）。然而，正如McLaren所指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批评，即在西方女权主义论述中，社会和经济权利这些对全球南方妇女特别重要的权利被边缘化。McLaren认为，如果我们对权利采取一种综合性进路，既坚持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又承认其矛盾性，就可以解释这种批评。如果要实现人权的解放作用，我们就必须认识到，人权可以减少不公正，也可能加剧它（McLaren 2017b）。

妇女人权运动也影响了人们对战争和军事化的性别化后果的理解。在联合国论坛和其他国际场合，女权主义者对有关战争中强奸和性暴力的国际人权法提出了挑战。正如Copelon在2003年所解释的，“十多年前，人们公开质疑强奸是否是一种战争罪。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性暴力及其受害者的需求”（Copelon，1）。然而，到了2002年，女权主义者成功地说服了《罗马规约》的作者，将一系列广泛的性暴力犯罪纳入最严重的战争罪中。该文件认为强奸、强迫怀孕、性侵犯和强迫卖淫是“反人类罪”，只要这些罪行是对公民的普遍或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不论这些行为发生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也不论是由非国家行动方（non-state actors）还是官方国家行动方（official state actors）作出。《规约》对强奸的定义将大大有助于将强奸视为一种基于性别的暴行，可以与其他长期公认的暴行（如酷刑和种族灭绝）相提并论。（Parekh 2009）。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际性的社会运动，国际法不可能发生这些变化。这可以被看作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一个明显例子。

3.4 民主与全球治理

与人权一样，女权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全球化对民主治理的影响具有矛盾性。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国家主权，进一步将妇女和穷人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Herr 2003）。然而，全球化也将跨越国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创造了跨国社区，为民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

伴随着全球化，一些国家建立了正式的民主制度，女性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代表人数也有所增加。然而，一些女权主义哲学家指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全面提升女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全球政治层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经济机构缺乏充分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正式决策部门中，几乎没有女性代表，而且这些机构往往非正式地被富裕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利益所支配。

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在全球范围内缺乏政治影响力并没有因为她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增加而得到补偿，因为全球化破坏了国家主权，尤其是贫穷国家。结构调整政策要求债务国实施对女性造成极大伤害的国内政策，如紧缩措施，尽管当地强烈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贸易规则也取代了签署国的国内法律，包括那些与道德和公共政策有关的法律，例如进口商品的环境保护和健康与安全标准，以及贸易关税（Jaggar 2001, 2002a)。

女性参与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中的其他组织也不能保证她们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事实上，一些女权主义者指责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因为它们造成了对未经选举的海外资助者及其任命的当地官员的依赖，破坏了由对当地人民负责的民选官员管理的社会项目的发展”（Jaggar 2001, 309）。即使在当地的、由女性管理的非政府组织中，有时也不能实现民主。非政府组织的项目经常被其企业资助者所左右，而不利于它们所服务的女性表达的需求。对捐助者负责的要求也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内部民主，因为它鼓励了草根组织的专业化（Jaggar 2001, 2005a）。

虽然女权主义哲学家们同意，全球化使权力集中在富裕国家和公司手中，使妇女和穷人进一步边缘化，但有些人认为，全球化也使新形式的民主问责制成为可能。例如，Gould认为，跨国协会的参与者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有关其共同活动的决策。她还提出，互联网和其他通信和信息技术，如开源软件和在线审议论坛，可以“帮助增加跨国机构运作中的民主参与和代表性”（Gould 2009, 38）。

Fraser（2009）进一步指出，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跨国公共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公众舆论可以被创造和调动起来，使政治领导人承担民主责任。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如哈贝马斯提出的理论，将公共领域定义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个人聚集在一起，就社会问题达成共同的公众意见。只要讨论的过程是公平和包容的，所产生的公众意见在规范上就是正当的；因为它表达了公民社会深思熟虑的意愿，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被动员起来，使公共权力以民主方式接受问责。

然而，Fraser指出，公共性的这些基本特征——规范正当性和政治效力——并不容易与新的跨国交流舞台联系起来，在这些舞台上，地域分散的对话者通过各种话语形式进行互动。难以联系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隐含地假设了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拥有平等参与权的公民创造了对于特定国家的公共观点。因此，用她的话说：

“很难将正当公共观点（legitimate public opinion）的观念与交流场所联系起来，因为在这些交流场所中，对话者不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也很难将有效交流权力（efficacious communicative power）的观念与一种和主权国家不相关的对话空间联系起来。”（Fraser 2009, 77）

她认为，我们不应该抛弃跨国公共领域的概念，但前提是重新表述规范正当性和政治效力的概念，以适用于跨国对话场所的交流。

4. 结语

总的来说，全球化给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家带来了一些挑战，她们试图发展能够回应男性和女性生活现实的正义和责任的概念。全球化一定会继续，在未来几十年内，对她们的挑战可能会增加。正如我们上面所概述的，她们已经在理解这一复杂现象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对于女权主义哲学家以及所有其他为平等和正义而奋斗的人来说，如何使全球化更加公平，仍然是一个挑战。

（翻译后记：来了欧洲之后，因为认识了不同国家的朋友，开始真正地关心全球性的问题，也开始希望能够了解全球性的议题。这个词条是我在写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课的作业时搜到的，读了觉得很受启发，便翻译出来，与中文世界的朋友们分享。如有译得不好之处，请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