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还是理性人

19世纪末，法国刚经历完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830年之后奥尔良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数个政权的更替，踏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执政时期。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空前活跃，但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之中，社会情绪变得冲动、暴躁。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都在观察当时风起云涌的群体行动，对刚过去不久的政权更替、革命频发的动荡时期进行反思，也对民主自由等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就是《乌合之众》。

1895年，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作背景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从心理学的角度对那个世纪日渐频繁的群体事件进行了反思，本着对于世俗大众主义的摒弃，指出了现有民主机制的根本性不足，群众是一群无意识的野蛮人而非理性人，群众并不适合民主，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随后，他对未来做了悲观地预言。“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乌合之众》主要考察了异质性群体这一心理群体的特征、感情、观念以及影响群众观念的因素和方法等方面，并用一些具体的群体作为案例进行剖析。这本书告诉我们，群体是无意识的野蛮人，具体特征有冲动善变、易受暗示和偏执保守，拥有着受人摆布的智商和道德水平。当然，本书并没有完全否认“群体”在历史中的作用，只是就自己观察到的群体特征进行描述，他甚至提到“如果群体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眼前的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乌合之众》的许多观点乍一看似乎过于绝对，但仔细一想确实可以解释身边许多令人匪夷所思事件的发生，他所描述的“野蛮人”也的确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

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大选，一张张迷茫的选票被投入票箱，它们可能源于盲目热情，可能源于一无所知，更可能源于政治家的一时鼓吹，但所有的可能都化成最后冷冰冰的数字，那些数字张牙舞爪地说，我们代表群体。且不论这些事件利弊孰大孰小，但我们确实能从这些事件中发现勒庞所描述的冲动善变、易受暗示的野蛮人。勒庞在书中指出“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所以当重要的事件完全由群体的投票来实现时，认真的论证或切实的推理都不再有效，谁能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许多令人震惊的投票结果、公投事件也由此诞生。

说回到国内，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狂飙发展，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思想发展中出现了大量断层。这些断层促使了群体的无意识状态频发，尤其是在让公众情绪膨胀或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发生时，群体的“野蛮人”本性彻底喷涌而出。许多起恶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乍一听都令人难以置信，但在那个时候确实有许多人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平时冷静文明的人都参与到了这些事件之中，成为了“野蛮人”的一员。比如说钓鱼岛事件之后许多人打砸抢日本企业，损坏日本制造的车辆；又比如说日本海啸后国内兴起的抢盐风波；再小到一个香蕉里有虫的谣言哪怕毫无根据都能导致水果市场中香蕉积压，许多蕉农随之破产。绝大多数人都顺着时代的裹挟，跟着大多数人的方向，抛弃掉任何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仅凭相信这对自身有益或能发泄情绪，便做出了行动。集体里，人类个体在理性上失控，却在行动上充满爆发力。而让人们行动的导火索，仅仅是一个毫无根据或者充满感情因素的断言。对此，勒庞曾不无讽刺地说，“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而这些断言所激发出来的这种缺乏理智情结和客观依据的情感，只能让群体在自激、自渎中不断地泛滥膨胀，对于社会的进步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尤其是在如今的后真相时代，国内互联网上形成的所谓公众舆论也为这一观点做了印证。当事实庞杂模糊，信息繁琐难辨之时，网络上的“键盘侠”“五毛党”等网络水军便率先强势煽动扭曲事实，努力占领舆论高地，打着一些契合普通人感情的冠冕堂皇的旗号，作出根本毫不相关或毫无道理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让并不知情的网友跟着一起申讨或支持，将事实的争论变成情感的困斗，而那些看似言之凿凿的宣言都叫嚣着，让本应秉持公正的公共机构无形之中被道德绑架。而更可怕的是，对多种思想都持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在自己思考理性判断且不愿轻易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的“理性人”，在这种情形下往往最易遭到攻击。由此，每个人都被迫成为“野蛮人”中的一员，并不断强化自己的立场，拥抱身边的“野蛮人”成员，彼此保护，攻击他人。

有人曾说，“围观改变中国”，但围观所带来的改变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围观的事件信息是真是假？这些都没人在乎，只要能足够劲爆吸人眼球，只要能挑起一些矛盾和冲突，只要能暗中贴合公众的某一部分平时难以发泄的情绪，群体便能因这些事件迅速变成一群“野蛮人”。就像勒庞所说，“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

理性人在集体氛围中回归野蛮人的这种现象，向我们揭示了群体有着某种可怕的、奇怪的特性。我们也正被这种奇怪的力量所裹挟，却像是温水里的青蛙，无意于自救，因为理性思考永远难于随波逐流，因为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习以为常。而勒庞惊世骇俗的言论就像一瓢热水将我们浇醒。的确，群体的特征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警惕，理性人的假设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变成野蛮人。我们距离真正的自由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我在阅读此书时，一开始在脑海中如此构建作者勒庞的形象：一个保守崇尚权威，精英鼓吹殖民的学者。但越往后看，越发现他的立场并不如我所想象中地那样坚定。他一方面保守崇尚权威，他对当代的民主制度不屑一顾，他认为议会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和对于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他认为所有真正有价值的法律制度都是由专家独自一人制定出来的而不是大家的讨论中诞生的；他甚至认为报纸最重要的职能不是传播信息而是宣传观念，谴责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另一方面，他激进拥护自由，讽刺所有政治团体的领袖，“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他指出普遍信念（即真理）的荒谬之处，“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他甚至最后也承认议会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后来，我渐渐明白其实他并不保守也不激进，他只是想反对一些人们长久以来迷信的东西例如名望、普遍信念，更进一步反对集体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就是给我们敲警钟，提醒我们：“人们对‘一切权力’都有限制的必要，不管它是个人的权力还是集体的权力”。

勒庞的观点在当时看来具有不少超前性，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但是《乌合之众》也确有许多局限性，这当然也与学者的立场及其所处时代所带来的视野局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论证不清晰。勒庞的许多观点，偏激而没有详密的论证，甚至用特殊案例作为佐证。书中对许多社会现象给出了大众心理学角度的解释，并从现象中提炼出了一些规律进行总结，但却没有详细的论证过程，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靠勒庞个人的猜测推论，所以这些解释未必就等同于深层原因。

其二，案例不贴切。勒庞的许多敌意来得莫名而没有道理。他在文中多次用中国和社会主义作为反面的典型例子，甚至认为西方民族之所以不能带动中国发展是因为中西方的文明本身有着巨大的差异，可是他却没有给出原因和论证。又比如说他讽刺“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但他自己批评政府时谈到政府没有管控好舆论，使得“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而不是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部门”，他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的观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这不就是在思想上让普通群众当奴才吗？

其三，解决不到位。勒庞对普通民众组成的群体非常鄙夷，也毫不客气地质疑了议会、陪审团这种拥有高素质高身份地位的团体；他对中国人持讽刺不屑的态度，也贬斥自己所在的拉丁民族；他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反感，又斥责资本主义政府的无能；他指出了教育的无能，也讽刺了领袖的虚伪。全书中，他唯一还称得上赞美的话语，全部给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但是他所推崇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政治制度也是议会制，并没有在他所贬斥的现有民主制度上做出了什么巨大的改进。准确地说，勒庞是把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斥责讽刺了一通，将一切不自由的现状统统归结为集体主义，却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没有告诉我们应如何做、相信谁才是正确的，甚至他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也没有让我们在如何改变上有所启发。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想起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幻影公众》虽然晚了30年出版，但两本书的观点却是异曲同工的。两本书都在思考现有的政治制度如何带来真正的自由，都质疑了将公众作为民主的基石。《幻影公众》更是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只不过是旁观者的声音”，而《乌合之众》是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告诉我“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幻影公众》让我们发现公众舆论应当受到尊重，却不应被当作绝对正确的答案，但《乌合之众》却是从根本上否认了群体，否认了目前的民主制度。《乌合之众》相对《幻影公众》更具有批判性，反叛得也更加彻底，但却过于偏激甚至危险了。勒庞观点的危险之处正在于：他会导向一种对民众的蔑视和不信任，对“控制言论”等威权政策的支持，而且一味地否定、无视或者批评并不能使得“野蛮人”从此消失，甚至让我们一味看低群体而放弃了开启对话、获得更好的公众群体的机会。

比起《乌合之众》将公众定义为“野蛮人”，《幻影公众》将公众定义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更加合理一些。无论目前的民主制度是否有缺陷或值得批评，但它确是多方权衡考量下的最优制度；无论群众的声音是否足够充满智慧且值得聆听，但它的确值得参考和尊重，谁也没有资格剥夺人们言论自由的权力，谁也没有资格来制定对错的标准。因为哪怕我们被操纵，哪怕我们被“断言、重复和传染”所洗脑，至少权力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选择清醒也可以选择沉沦。

其实，能拯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成为“野蛮人”还是“理性人”的关键也在于我们自己。我并不认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群体都是勒庞所说的“异质性群体”，是一群乌合之众。也许群体的心理确实对每一个人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操纵和影响，但这些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我们是可以通过找到一些办法和途径来选择成为理性人而非野蛮人，比如高等教育所重视培养的独立思考能力不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吗？又比如在集体的狂乱中，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让头脑离开人群安静思考，努力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思想上的不屈服不盲从，就能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接近自由。

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这本书的观点，但我无法否认这本书的价值，不论是在心理学还是政治学亦或是传播学上。这本书让我们在每一次群体事件或公众舆论爆发时开始理性提出质疑；让我们开始重新反思群体是否被寄予过高的期望；让我们开始意识到也许多数人原则没有它看上去那么正义凛然；让我们开始发现也许传统民主并未能如政治家所描绘得那样建立于理性的公众；让我们开始思考公众的讨论到底是让头脑更狭隘还是让所有人的观点都充分被考虑和尊重；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警惕，不要让一种模糊、夸张且单纯的情绪（即群体的幻觉）成为真正的信仰，甚至成为一种真正能够主宰群体的力量，否则它对社会的伤害将难以估量。

就像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说得那样，“我们并不是因为发明和创造而陷入麻烦，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想，阅读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们划清“野蛮人”和“理性人”的界限，努力成为“理性人”而非“野蛮人”，进一步重新反思集体主义，在自由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Ps：新写的一篇书评，放上来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