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民主的細節」
托克維爾，乃至以前的柏拉圖以及後來的哈耶克的觀念失誤正在於此：他們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統計」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動的「協商」過程，所以才悲觀地預測民主終將導致「多數暴政」和整個社會的「平庸化」。事實上，我們觀察今天美國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也能看到meritocracy。一方面「多數人」的福利底線能夠通過民主得到維護，另一方面「少數人」的精英主義衝動也沒有因此被消滅，聰明才智和艱苦奮鬥不但能夠在這個制度中找到展示途徑，而且一般來說能夠得到相應回報。所謂實現「美國夢」不僅僅是住上「洋房花園」，而是指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正反饋機制中實現個人尊嚴。
若是讓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的亞里士多德來看，公民的參政責任甚至不僅僅是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會，而是為了完善個人自身 —— 公共生活中對善、對真、對理性的追求，是個體自省和提升的必經之路。
事實上，當一個社會的公民還僅僅停留在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的階段，它的民主制度肯定還是夾生的。一個真正牢固的民主制度，需要的不僅僅是「當我的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我要堅決捍衛自己的權益」，而是「當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你要堅決捍衛我的權益；當你的權益受到侵害時，我要堅決捍衛你的權益」的責任共同體意識。只有這種共同體意識，才能真正激活民主，否則各個利益群體各自為政，也許可以因為力量對比而形成暫時的妥協，卻沒有共同的理念將整個社會凝聚起來。
我總覺得，煽動家和思想家之間的區別，就是煽動家總是特別熱衷於搶佔道德制高點，而思想家總是熱衷於指出道德制高點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動家總是在話語的盛宴中觥籌交錯，而思想家總是在惴惴不安地擔心誰來為這場盛宴買單。
大學代有才人出，左派後浪推前浪。高校這樣遠離經濟基礎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義的溫床。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關係，本來就有點像一個嬌妻和一個憨夫的關係：她負責點菜，他負責買單。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雖然整個高校都左傾，但是越是遠離經濟基礎的院系，就越左傾：人文院系81%教師是自由左翼；社會科學81%；工程學院51%；商學院49%。
一個朋友說：我不在乎別人的觀點是不是和我的一致，甚至不在乎別人的觀點是不是愚蠢，我在乎別人的觀點是不是「獨立思考」的結果。我想所謂的「獨立思考」就是指，當你有一個觀點的時候，是通過你自己掌握的信息獨立做出的判斷，而不是因為一百個人裡面有九十九個這樣說了所以人云亦云地這樣說。
看著那些嘰嘰喳喳的中學生們搖晃著大旗小旗，為那些社會邊緣人的邊緣病而在陽光下行走，體會著其中的寬容、同情，還有陽光與人道匯集起來的美，我當即就做了一個夢，我的夢其實很簡單，就是希望他們腳下的街道是在中國。
只有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誰時，才能想清楚什麼是正義。
「平權行動」爭論的核心，正如眾多社會問題的核心，是一個「程序性正義」和「補償性正義」的矛盾。「程序性正義」主張一個中立的程序施用於任何社會群體，而無論結果如何 —— 同一條起跑線，兔子也好，烏龜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義」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歷史」、「經濟」和「文化」的無視。一個經歷了245年奴隸制、100年法定歧視和僅僅30年政治平等的種族，必須和一個幾百年來在高歌雄進征服全球的種族放在同一起跑線上。
補償性正義則主張根據歷史、文化、經濟條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證一個相對公平的結果。但補償性正義面對一個不可避免的操作性問題：由誰、如何、是否可能來計算鑒定一個人的歷史、文化和經濟遭遇？一個祖上是黑奴的黑人錄取時加二十分，那一個祖上是華工的亞裔應該加多少分呢？一個祖上四代是貧農的人和一個祖上兩代是貧農的人，分值又有什麼不同？一個窮白人和一個富黑人，誰更應該加分？...... 莫非我們還要在每次高考前進行一次階級成分調查？這聽起來有點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悅耳的一種耳熟。這種補償性正義的原則，需要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來整理、裁判歷史和現實無限的複雜性，而這種裁判權一旦被權力機器劫持，問題就不僅僅是如何抵達正義，還有這架機器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了。
承認一個一個的人，也承認一群一群的人。承認你矯捷的身手，也承認他人肩上歷史的十字架 —— 因為在「無知之幕」的背後，你可能是一隻兔子，也可能是一隻烏龜。
好了，終於可以回到咱們開頭提的那個問題了：來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內地、邊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會如何設計高考分數線計畫？
你可能會說：三個地方分數線一樣嘛！大家公平競爭嘛！
你也可能會說：讓邊區的分數線低一點，其他兩個地方一樣，因為那些地區貧窮，教育條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電腦打字，俺們這裡還是鑿壁借光呢。
你可能還會說：我選擇讓北京上海分數線低一點，其他兩個地方一樣。因為...... 因為...... 咦？你們地球夏天真熱啊！
我們知道，這三種選擇，第一種叫「程序性正義原則」；第二種叫「補償性正義原則」；第三種，姑且稱之為「夏天總是很熱原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