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是怎么让我们重新认识公益圈的？ | 刘韬性侵害事件

刘韬性侵害事件自6月初曝光以来，事情起起落落，却终于要走到了烂尾的这一步。说“终于”，是因为在公益领域的#Metoo# 事件，从来就没有好好被认真处理过，刘韬一事自然也将“平安落地”，甚至比以往更为娴熟，过程纵使起伏，但结局总是波澜不惊。留下的又会是什么，恐怕是不断累积的失望。

2018年始发的#Metoo 事件，激励着诸多的受害女性站出来，袁天鹏、雷闯、冯永锋、邓飞等公益人相继被揭露曾有性骚扰行为之后，公益行业也在这过程中“被迫”响应，部分机构建立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在公共法律无意完善的情况下，行业自治设立的#反性骚扰机制理应主动回应性骚扰议题上取证困难及职场权力关系等困境。可这些机制在2020年的今天，全部都成了笑话。

沉默与“隐退”：施暴者的娴熟策略

权力关系一直都是#Metoo的最主要源头。籍由工作场所或行业环境的权力压迫，施暴者可以无障碍地将手伸向不同权力弱者，也同样让受害者忌惮于其影响而不敢反抗，甚至不得不作为一种对于工作安全性（job security）的交换 [注1]。公共法律和内部机制都缺乏有效介入。在这样的系统性困境之下，若要反抗，受害者只能鼓足勇气通过公共表达来为自己赋能，寻求施暴者的社会性回应或补偿——而所谓“补偿”，亦非寻求网络公审，而是因施暴行为本身具有系统性、公共性，反抗的价值不仅在于受害者的疗愈，同样在于瓦解施暴者的结构性权力优势（而非个人攻击），只要这样才能够杜绝暴力的再次发生。

然而对于施暴者，面对#Metoo事件的回应总是惊人一致的娴熟——沉默，此前推广民主议事规则的袁天鹏是如此，免费午餐创始人邓飞是如此，银杏伙伴刘国强、刘猛也是如此。王勤磊在“ 刘韬性侵害事件：如果机制有用…“ 一文中很尖锐的指出，施暴者回应“性骚扰事件最聪明的方式就是沉默”。而持久的沉默恰恰是要尝试瓦解受害者的赋权努力，而后在未来伺机重建自己的权力优势——这一直都是施暴者的心里小算盘。2018年邓飞爆出“性骚扰”丑闻后，没有一句道歉，表面上退出“免费午餐”项目但实际上直至今日仍然活跃在核心，而其个人百度百科页面连“性骚扰”字眼都未曾记录，互联网上正义的记忆也是短暂的。

而作为公益新星的刘韬呢，做了什么？6月初爆出性侵害事件之后（实际上事件早在去年和今年4月份有所公开）[注2]， 一直沉默至今，也未曾正面回应过公众和社群的任何质疑。反而是在今年5月主动辞任创建机构新南理事一职，试图用以规避风险；而后6月在事情大规模曝光之后，主动退出“银杏伙伴”和“菁莪学者”和辞去成都武侯社区基金会秘书长一职，以此来规避多方的追责和调查，迄今从未露面，其目的可想而知。

刘韬在短短几年间创建新南夜校和田野营，继而深受公益界大佬基金会的青睐连续获得“银杏伙伴”和“菁莪学者”资助，而后成为武侯社区基金会秘书长。在光鲜的背后，看不见的却可能是隐形的权力霸凌。由原新南社群伙伴自发创建的微博“自绝于新南”，便点出了关于刘韬在社群中诸多利用自身优势位置，针对学员和参与者的权力霸凌行为。可见#Metoo从来不是个例，背后的根源是不平等的权利结构。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结构性的权力/性别霸凌，而事后不同渠道陆续爆出刘韬的五六名性侵/性骚扰受害者更是佐证了这一点。但很遗憾，面对施暴者的沉默策略，任何人无能为力，有责任的人也在这过程中不断推卸责任、玩转公关游戏。

机制与公关：重新认识公益圈的虚伪

因应#Metoo热潮，2018年以来公益圈建立的那些#反性骚扰机制，这一次发挥它们该有的作用了吗？很遗憾，刘韬事件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机制”背后更为真实的伪善与保守。

新南机构自称2018年已建立起“伦理委员会”，独立受理机构工作中包括性骚扰在内的有关伦理问题和投诉，而此次性侵害事件（新南称之为“音频事件”）也将遵循该原则处理。6月9日新南给其社群公开发了邮件声称，新南拥有专业伦理委员会机制，对“性骚扰零容忍”，将对此事将认真调查。可是在该公告和任何公开信息中未有发现任何有关委员会组织架构和成员的资料，更没有任何针对委员会运作的规章机制等，不得不令人怀疑该机制形同虚设。随后新南邮件再次强调伦理委员会的实质存在，但是在6月13日发出的最后一封公开信且令人大跌眼镜——因为能力所限，伦理委员会无法承担调查工作，无限期暂停运作。短短几日间，新南伦理委员会从零容忍的坚定姿态瞬时原地解散，说明了什么？新南历史上曾用该委员会名义惩处过学员，而在这个事件上可见彻彻底底成为了紧急公关的手段——“只用来对付学员，不对付自己人”，而这期间多方推荐独立调查人员的努力全部白费。[注3]

资助刘韬的億方公益基金会的又是如何？刘韬是2017年二期“菁莪学者”，同时也是2019年四期计划的“终选专家面试评审团”成员，可见其份量。可是自事件爆发之后，億方基金会自始至终都在沉默，即便社群中有诸多声音，但基金会高层采取压制姿态，从未主动表态。直至6月15日，因刘韬主动要求退出“菁莪计划”才发布公告，公告中亦未有任何字眼提及性骚扰事件，仅以“因个人原因退出”字眼代替。更为荒谬的是，6月25日仅因媒体人李思磐在菁莪计划微信群提及刘韬事件，就被億方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二话不说直接踢群。可见億方对此事从未有反省心态，而是直接规避、更不视其为公共议题，早前在微信公告中所提出的“预防和应对性骚扰机制”同样不过是公关说辞罢了。

囊收大批公益精英的银杏基金会的处理同样令人非常失望。2018年在该基金会连续出现两位“银杏伙伴”刘国强和刘猛被曝光性骚扰行径后，建立起一套内部“反性骚扰行为投诉制度”，赋予基金会调查的权力。而当年针对刘国强和刘猛两人的性骚扰调查，因为两人的主动退出和司法官司而中止，事件无疾而终。可是在刘韬事件上，银杏竟然也再次允许刘韬退出而主动中止了调查——此前就已经有人在网上呼吁#调查期间决定不能允许刘韬主动退出银杏伙伴#，这么明显的取巧卸责行为竟然可以在银杏理事会通过？

银杏中止调查和刘韬退出的时机同样令人怀疑。内部参与其中的知情人士表示，在6月18日前后，银杏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炉，而调查小组做出了性骚扰成立的认定。然而就在即将发布结果的6月19日早上，刘韬向银杏提出退出银杏伙伴。银杏当天受理退出，并停止发布调查结论，继而向外界表明，银杏无继续调查的法律基础。而这期间，银杏其实已经收到了4位实名的受害者针对刘韬的投诉，已经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互证，可是银杏仍然将报告藏掖着，将“公益心”转向了施暴者的那一方。

所以，面对#Metoo，我们到底能够依靠什么？历数这些与刘韬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荒谬行为，真的是应了王勤磊的那句预言，“所谓机制最终只会成为施暴者逃罪的庇护所”。这一切在这些精英公益机构看来，只是因舆情所需的公关罢了。到头来，“刘韬涉嫌性骚扰”，只是被视为一场针对公益圈的“污名化”的危机，而非针对行业现状的一次反省和批评的危机；就怪不得这些机构只会最后拿着这些所谓的“机制”做赤裸裸地公关、做切割了。

孰知，受害者的表达并非是索要公众的一面倒的道德认同——我们是要支持受害者的表达，同时也希望听到另一方的声音。可是在这些有利益相关的主体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规避、切割责任，变相地为可疑施暴者惯犯提供沉默的庇护所，所谓消极的恶；而后却私下加以谴责来自公益社群的批评，生怕公益圈的“羽毛”掉了，可是到底谁不珍惜这片“羽毛”呢？

到底谁在伤害公益圈？

到底谁在伤害公益圈？还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应该彻底醒悟，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公益圈真是面目，由少数精英和资本控制的虚伪的“第三部门”社群？公益行业向来倡导平权和赋权，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论述这些理念的权力实则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如何定义这些规则同样也在精英手里。银杏等精英机构在危机下建立起来的“自治机制”，在新的危机下成为了赤裸裸的公关伎俩，牺牲了社群的信任和机制的信誉，破灭的是整个体系所声称的“美好社会想象”——最后所追求的不过是是名与利，而非公与义。这同样预兆着未来更大的危机，一个没有灵魂的公益行业终将分崩离析，而下一次对其坚守价值的危机考验也必将是毁灭性的。

我实在想象不出还可以对此抱有怎样的希望。若一个公益社群丝毫不对权力关系有一丝的反省，应对#Metoo 也好，面对资本和国家机器也好，趋利避害、官僚成风、沽名钓誉，还可以有怎样进步的想象，又谈何支援社会压迫下的弱者？还是另一个精英俱乐部？刘韬性侵害事件上，很多人囿于与其旧交情不愿公开表态；可是须明白这已经不再是站队立场的问题，而是事件本身所凸显出来的行业权力腐朽之深的问题，这样的捍卫还有些许价值吗？若沉默可以继续，还能相信所谓的“公益”行业可以“建立美好社会（億方语）”，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有选择、有尊严地生活（银杏语）”吗？

在这个时代，坚守价值一定是最可贵的，但若坚守的那块破碎离析的自娱地，最后不过是精英们的圈地运动罢了。抛弃幻想，才能明白，那不是你的圈，也不是你的游戏。

【注】

1. 可以参见最近一起女环卫工起诉环卫站长性骚扰事件，该环卫站存在大量案例，环卫站长利用手中权力胁迫女工进行性交换，并换取工作上的便利。新闻中当事女工拒绝，并因此上诉法院。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25429

2. 刘韬性侵害事件：https://www.douban.com/people/196297654/status/2985305734/

3. 微博“自绝于新南”对于委员会的设立和解散，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可以参考：https://m.weibo.cn/7469813247/4516936971613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