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碧山，知识分子要与乡村发生关系 | 郭婧雅专栏

前言

碧山村是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阳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2008年由碧东和碧西两村合并而成，是黟县汪姓聚族而居的发源地。村里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古民居、祠堂百余处，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

但让碧山村真正进入外界视野的，是2011年两位来自北京的策展人欧宁、左靖所启动的“碧山计划”。他们二人希望通过“艺术反哺乡村”，重新激活乡村的公共生活。几经波折后，“碧山计划”于2016年遗憾落幕，但它激起的涟漪已经荡开很远。

在我看来，对当代中国的乡建实践来说，碧山计划是被标记的起点，哪怕它并不成功，也为后来的中国乡建叙事提供了线索和注脚。

田野找猪

“我们在田野上面找猪”来自五条人乐队的单曲《城市找猪》。这首歌的第一部分是这样唱的：

我们在田野上面找猪

想象中找到了三只

小鸟在白云上面追逐

它们在树底下跳舞

来来来来来咧

我们在想象中度过了许多年

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

左靖告诉我，《城市找猪》创作于碧山。据说那个晚上，乐队成员阿茂和仁科在村里昏暗的路灯下喝啤酒，喝到酣畅时，即兴写出了这首歌。

在左靖向我演示的一份ppt里，有一张手写乐谱的扫描件，第一行写着“再造风景”四个字，跟着一个箭头指向另外四个字“田野找猪”，以下是十几行数字简谱，穿插着不少符号和标注：“间奏（手风琴可自由进solo，其间加入一些卡祖笛或鸟笛的声音）”，“速度加快（每16小节换一个主题，自由加入人声或动物的声音，也可自由唱歌）”……这些标注有许多涂改，唯独乐谱完成得毫不含糊。

2018年5月，我跑到合肥采访左靖。左靖提议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找家咖啡馆。但我不熟悉合肥，他说他也不熟悉，这委实令我意外，于是我们就约在安徽大学磐苑校区的新闻传播学院，那是他教书的地方。

有关左靖的文章和报道有很多，他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策展人，以及《碧山》和《百工》杂志书的主编。在所有文章中，“碧山”这个词和他几乎如影随形。

2011年，他来到位于安徽黟县的碧山村，和欧宁在这里发起了“碧山计划”，后者是位艺术家、策展人，同时担任当时的《天南》文学双月刊的主编。这两位文化人希望各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回归乡村，动员和联结当地村民，重新激活乡村的公共生活，从而创建一个“碧山共同体”。

同样是在这一年，我国有2.5亿人离开农村到城镇务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被不断挤到边缘，它持续向城市输送廉价的土地、原料和劳动力，直到自己失去再生能力，一点点地萎缩凋敝。而现在，左靖和欧宁认为，若能将他们的“实验”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则有可能为农村带来新的复兴机会，避免农村被简化为旅游景点或迅速地被城市吞噬。

他们兴致勃勃地为碧山计划设计了一个徽标，上面集中了众多符号：水稻和棉花是当地物产，徽派建筑、农田、耕牛和云门塔是传统农村的象征，高压电塔则代表了现代化，他们没忘了加上知识分子符号，书和笔——这个徽标对“碧山共同体”的描述再形象不过了。

知识分子要与农村发生关系，以文化和艺术作为他们乡村建设的手段，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毫无先例可循。20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人在国内的一些乡村推动平民教育，试图通过大规模平教和乡建运动来提高民力和民智。左靖和欧宁要做的，是接续上这场被中断的乡建事业。

这一切的出发点看上去天真单纯，充满了知识分子式的理想情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直到今天仍在鼓励着许多中国青年， 他们认为，到农村去，自己的抱负也许便能够得到实现。

左靖和欧宁的乡建成果包括策划了两届“碧山丰年庆”，以及说服南京先锋书店的老板钱小华，到碧山创立“碧山书局”。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工作，譬如说，黟县百工的调研。2011年7月，左靖带领安徽大学的学生对黟县境内的传统民艺展开调研，梳理了一份涵盖了九十多种当地手工艺的百工档案，之后，做出了《黟县百工》这本书。《碧山》杂志书也创办于这个时期。第一期《碧山01：东亚的书院》出版于2012年，左靖在卷首语里写道：“‘碧山’，在我们看来，已经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名称，更是我们传统家园的象征。”

事实上，对欧宁来说，碧山可以算是实际意义上的家园。2011年，为了方便推进碧山计划，他购进一栋古民居，移居碧山。他给这栋房子命名为“牛院”。左靖后来也在碧山买了一套老房子，在他设想中，这里会作为《碧山》杂志书的编辑部，平时也可以办些讲座。他称这里为“碧山书院”。

然而，尽管做了不少努力，碧山计划最终还是以2016年欧宁离开碧山为标志，宣告破产。左靖留了下来，但他很早就不再谈论碧山计划了。从2013年开始，他有意地调转方向，把工作重心转向地方文化的挖掘，以及相关内容的出版和展览上。欧宁离开一年后，2017年3月，左靖与上海汉室设计合作创办的“碧山工销社”正式开业，旋即成为除碧山书局和猪栏酒吧外，游客在碧山的另一个打卡热点。

和欧宁不同的是，左靖的乡建之路不仅没有断在碧山，还延伸到了碧山之外。2015年至2017年，他先后在贵州茅贡和云南景迈山两地开展了新的农村工作。这两个项目的话题度都未在媒体上激起大面积水花，却标记着左靖乡村实践的拐点——踏踏实实地驻村调研，再把成果转化为展览，以此达到保护和更新村落文化的目的。

当年， 左靖怀着对乡村的各种想象投入到碧山计划中， 六七年后，不断碰壁的他终于在现实中寻找到新的落脚点。这一切遥想起来，就如五条人乐队在歌里唱的：

我们在想象中度过了许多年

想象中我们是如此的疯狂

联系上左靖后，我寄了自己制作的《salt盐巴：中国传统手工织物》一书给他。他收到后，对书表示赞赏， 接着问我是否看过《百工》——他担任主编的另一套杂志书。我回答他没有看过，但买过一期《碧山》，获得过很大的帮助。

这不是客套话。2017年，为了完成自己那本书的撰写，我买了一本《碧山06：民艺复兴》，封面是一名女子躺在一堆手工纸筒之间。那本书针对手工艺衰落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观点：“机器打败手艺，是因为手艺不够经济。”我很仔细地阅读了专题的所有文章，做了笔记，应用了手艺的耗时性这个解释来分析传统手工织物的现状。

左靖接着问我是否有投资人。他问我独立出版怎么养活自己。

我如实回答没有投资人，只能努力卖书，兼做自由撰稿人来维系生活。

在得到这样的回答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的团队。“虽然很冒昧，但我觉得你可以。我这边也很缺人。”他坦率地说道。

不得不承认，我对左靖的了解实在很有限，除了一些关于他参与乡建的报道外，勉强能谈得上与他有过交流的，就只是通过手上的那本《碧山》感受到了一丝他的思想。传统工艺和手艺人在媒体上的话题热度一直不曾降温，左靖没有刻意避开这个热门话题，但却摆出一副严肃的态度，好像一个皱着眉头的学者出现在乱哄哄的采访队伍里，他准备了一些学术材料要来分析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学者的形象又由于遭遇团队人手不足而略显窘迫。

虽然很想约左靖在碧山见面，但费了一番周折仍无法如愿——他太忙了，以至于行踪飘忽不定，总是突然回到碧山、突然又走了。最后我只好决定先到碧山看看。2018年4月底，一个下着小雨的潮湿温热的下午，我在黄山北站租了一辆车前往碧山。左靖安排他的同事邢瑞接待我。邢瑞是个高个子姑娘，年纪比我小，嗓音沙哑，十分大方健谈。随后的一天时间里，她担当了我的向导，带着我接连参观了碧山的几处重要的文化空间。

交谈中，我得知邢瑞在碧山生活正好一年时间。她原在北京从事与出版相关的工作，打算接着念博士，但在此之前想先找个乡下住一段时间，看看书。她买过几期《碧山》，看过关于碧山的展览，很欣赏左靖欧宁当年在这里的工作，对这里心怀向往。

在她第二次到碧山时，大概有心打听了租房的信息，得知当地恰好有房出租，租金五百元一个月。她去看了。房子不算很大，但也清清楚楚地分隔成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还带着一个院子。她立刻租了下来，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这就算是搬到了碧山，把以前的生活圈上句号，从这里开始，另起了一行。而新的生活也如她所愿，简直像按照她为自己写好的脚本在进行似的，她很快就加入了左靖的团队，在碧山工销社开始工作。

我问她，乡村生活和想象中的一样吗。

“我来之前没有想象过。”她毅然说道，“有些人可能想得很美好，和村民实际接触后就受挫了。我还行。我看重的是左老师和欧宁他们来了这个村子之后做的事情，在这里建立起来的文化。”

不得不说，这个回答很难令我产生体会。在来碧山之前，我的乡村生活体验很匮乏，但也有自己的想象，那并不美好。那些想象来自于我在闽南一些农村的经历。那里所到之处总能见到被随手丢弃的垃圾，经营海产或山货生意的村民开着价格不菲的车子，在村中盖三四层的小洋楼，大门气派非凡，屋内的大理石地板透着寒光，但他们对周围糟糕的环境丝毫不以为意。他们的车子上停着许多苍蝇。这样的景象自然也是中国乡村的一种写照，但大概不会有城里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到这幅画面里去。鉴于我对乡村生活场景知之甚少，因此当邢瑞提到文化吸引，我不禁也好奇是什么文化使碧山在她心中与众不同。

在我坐在花坛边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辆红色小车在几步外停了下来，一个小个子男人从车里出来。左靖的年纪并不大，圆脸，戴一副眼镜，神情并不严肃，平易近人。我站起来，喊他“左老师”。为了解除初次见面的拘束，我问，左老师在新闻传播学院教什么专业。

“我教电影。”

“我有点想不到。”

“想不到。哈哈。”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他让学生打开房间吊扇，随后示意大家避到走廊上，让风扇上的灰飞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很少到这个办公室来，我是他第一个在此接待的和教学无关的人。

“其实我在合肥待的时间不长，很多地方都不熟悉，尤其这几年合肥变化也挺大的，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适合见面，所以就麻烦你过来一下。”左靖用谦逊的语气说道。

我问他在安徽大学任教多长时间。他说快二十年，是老员工了。“但主要还是长期在外面跑。”他侧面解释了他与合肥这座城市疏离的原因。

风扇上的灰飞了几分钟后，我们回到办公室。房间内的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大会议桌和几把椅子，地板上堆放着一些杂物。会议桌上放着两叠学生的作业纸，其中一张纸的第一行手写了作业题目：二，试举一二例“艺术介入乡村”事例，谈谈你的看法。这位“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接着把她的看法密密麻麻地写了一页纸，左靖在其中一句话的下方用红线做了标记，那句话写的是，“无论是‘碧山计划’还是‘茅贡计划’，我想都是探索乡村、乡镇建设的另一种可能”。左靖给这篇文章打了“良”。

在去碧山之前，除了教书，左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策展上。他最初在北京798艺术中心工作，过着十分忙碌的日子，办当代艺术展览，编杂志（《当代艺术与投资》），还策划了许多独立电影及相关展览。但好景不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的当代艺术市场“完全崩盘了”。抱负得不到施展空间，左靖在北京待得愈发难受。

但其实命运已经在2007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那一年，他和欧宁一起前往安徽黟县探望诗友郑小光和寒玉夫妇，后者在2004年在西递村改建了一座被村民用来养猪的明代古宅，后来转作客栈之用，取名“猪栏酒吧”。左靖和欧宁参观了这间客栈，又去碧山看了正在装修中的“猪栏二吧”。这一次，他们被碧山打动。

在数次往返碧山后，左靖终于下定了决心。2011年，他离开北京，跨入了那扇等待他的门，落脚到了碧山。

细说起来，碧山并不是与左靖发生关系的第一个农村。早在2001年，他就带着一批艺术家去安徽泾县的查济村做了一场艺术活动“重塑社会：2001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

但艺术家的反思有一部分是在活动结束后才完成的。当时来自北大的方旭东博士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读《论语》，孩子稚嫩的童声在祠堂里回响起来时，方旭东很受震动，仿佛看到自己正在将传统文化交棒给年轻一代，眼眶随之一热。读完了《论语》，孩子们突然伸手管他要钱，方博士的精神立刻崩溃，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读经与知识分子的幼稚病》。

已故的艺术评论家黄专当时也为查济村活动写了一篇题为《重塑社会：一种有价值的乌托邦》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谈到，“在中国，社会改造大多是以政治和战争的方式，而非按知识分子的幻觉和谋略完成的。”他同时肯定了这场活动的价值，因为他看到艺术终于走进了乡村，而不再是艺术家们“抽象的思想游戏”。

查济村活动结束十年后，知识分子还在不断反思。他们充满激情地想到，如果文化和艺术的下乡，不再只是满足艺术家的自我表达，而能够直接介入乡村生活，这之后会如何？满脑子想象与计划的左靖和欧宁跃跃欲试。2011年夏天，确切地说，是那一年的8月26日，他们在碧山举办了首届“碧山丰年庆”。

“丰年庆”原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种祭祀仪式，在收割时节，农民们表演歌舞，举行祷告，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庄稼丰收、人畜两旺。碧山丰年庆有点不同，用左靖的话来说，涵盖方方面面，有电影，有市集，有展览，还有民间活动，戏曲汇演。

还是在那份ppt里，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上，一群男人穿戴着稻草编织的服饰，赤裸上身和双足，抬着一个由竹子、稻秆和玉米棒子扎在一起的“粮堆”，粮堆上贴着一张写有“豐”字的红纸，男人们在一个老祠堂里搬演庆丰年仪式。不得不说他们的这身打扮很有夏威夷草裙舞的风格，左靖解释说那是村民自己看电视学来的。“不过还是符合了丰收的象征。”他点评道。

“这些人是当地的村民吗？”

“是当地的。”

“他们愿意配合你们做这些表演？”

“愿意。村民们很有兴趣，来了很多人围观，全是当地人，还动用了武警来维持秩序。”

左靖继续耐心地演示他的ppt。接下来有几张黑白老照片，从画面可以判断拍摄于1970年代前后，有村民们围观样板戏表演，有几名妇女标兵在一块水塘边上演练、背景是碧山的云门塔，有村民排队往一个写着“票箱”的箱子里投票，还有一张碧山女子篮球队的队员合影。照片上，队员们穿着队服，笔直地站成一列，目光坚定地注视着远方。

“你无法想象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农村很有活力的。现在你在农村看不到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了。”见我饶有兴致地盯着女子篮球队的照片，左靖在一旁评论道。

下一页ppt还是一张照片：在张贴着老照片的展墙前，七八个老太太的脑袋凑在一张照片前热烈讨论。她们讨论的正是那张碧山女子篮球队的合影。

“我们展出来的时候，当地人就过来在照片里找她们年轻时的样子。其中，她就在桥头开了一家小店。”左靖把鼠标光标指向一个老太太的后脑勺说道。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她们看到这些照片时，可以说完全找回了当年的回忆。”

“我们还放了《小花》这部电影。”ppt又滑出两张村民们在一个开阔的场地看电影的照片。左靖提到的《小花》，是由张铮和黄健中导演，陈冲、刘晓庆和唐国强主演的电影，于1979年上映，在1980年第三届电影百花奖上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这部电影的其中一处取景地正是在碧山。“非常巧，这又是一个唤起村民回忆的事。”左靖说道，“我们费了很大劲去找电影胶片，还找来了35mm的放映机来放这部电影，就在祠堂里放，当时现场的人也非常多。”

那当下，我一时之间有些感动。中国的农村被遗忘得太久了。城市人到农村去，大多是为了消费当地资源——自然景观资源或物产资源什么的。在碧山丰年庆之前，很少有人想到乡下去发动当地的农民，唤起他们的回忆，重建他们的公共生活。

左靖还在往下演示，“碧山丰年庆”并没有止步于唤醒回忆，他们还找来一些诗人，组织村里的小孩上诗歌课。“很有意思。”左靖说道，“当然这是一场作秀，但如果这些能够日常化，肯定会对当地的孩子们产生影响。”

他描述了一堂诗歌课的现场。诗人祝凤鸣跟小孩们说，我昨天晚上在客栈里听到外头“扑嗵”一声，你们猜是什么声音。小孩们举手回答，青蛙跳进水里去啦，石头丢到水里去啦，还有的说上面有棵桃树的桃子掉到水里去啦。祝凤鸣说，你们难道就不能想象那是一颗星星掉到池塘里发出的声音吗？

“小孩全傻了：这也可以啊！”左靖摊开手乐道。他又接着说：“上完课后，有一个小孩递给诗人肖开愚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句话，肖开愚看了非常吃惊，想找这个小孩，但小孩跑掉了，后来也没找着。”左靖翻到下一页，屏幕上跳出三句话：

从屋里出来／站在空空的祠堂里／我感到深沉

五条人乐队的演出是在8月27日晚，他们是压轴乐队，在前面咿咿呀呀的戏曲演出结束后上场。歌单上显示他们当晚演唱了《再造风景》——另一首在碧山创作的歌。但我想他们大概还即兴唱了别的，反正那个晚上最后的时间都是他们的。

国内外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碧山丰年庆”，这在当时完全是个新的东西。“没有人在农村这样做。”左靖说，但他立刻又补充道，“这是指大陆啊。在台湾是有的。”

他指的是台湾高雄的“美浓黄蝶祭”。1991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决定拨资兴建美浓水库，遭到美浓原住民的强烈抵制，几位美浓籍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组织了反水库运动，轰轰烈烈持续了九年时间。1995年，以尊重自然、友善环境为主要诉求的“美浓黄蝶祭”应运而生。黄蝶祭活动内容丰富，祭蝶仪式、音乐会、讲座、画展和工作坊等，像一场一年一度的节庆，又具有社会运动的内涵。

美浓黄蝶祭就像一个手伸长一点就能够到的甜美的果实，它在台湾乡村的丰收让左靖等人相信，这颗果实的种子在大陆的土壤也能生根发芽。最初，他们效仿黄蝶祭，使用了“碧山丰年祭”这个名字，结果这个“祭”字却令村民们很不舒服。

左靖反省道：“这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做事完全凭自己想象，罔顾乡村现实。”

在他随后的回忆中，知识分子们的运气确实欠佳。那段时间，当地恰好发生了几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村民把这些晦气和“祭”字联系起来，跑去向当地政府反映，要求取消丰年祭。左靖等人不得已，将活动更名为“碧山丰年庆”，事情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场小小的曲折只是后面一切坎坷的开始。

“很奇怪的，我们两次办丰年庆都不顺利，第三次想要拜一拜当地的神灵，政府不让我们办了。”

左靖说完沉默了。

任何听过他这场演示的人，都能从那些照片中想象出2011年的丰年庆现场，想象碧山的那个躁热的夏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知识分子，蜂拥而至的国内外媒体，受宠若惊的村民。这些原本相互遥望的人在那三天时间里短暂交汇，他们交换彼此对乡村的理解，很难说哪一方受益更多，但共襄盛举时，所有人就像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摩拳擦掌，准备重构新的秩序。而此刻沉默的左靖，正像独自站在空空的祠堂里，心里感到深沉。

那场后来在媒体上杳无踪影的第二期丰年庆，在2012年开始了筹备工作，按照计划，它要在11月2日至8日，与2012黟县国际摄影节同期举办。

让左靖和欧宁承办摄影节是时任黟县县委书记吴文达的想法。吴文达很赏识这群知识分子，他们甚至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兴之所至还一起朗诵小诗歌。左靖欧宁等人起初对摄影节的兴趣并不大，但考虑到有了政府的拨款，他们也可以同时操办丰年庆，怀着这样的私心，便答应了下来。

黟县国际摄影节创办于2006年，此前的六届活动一直以展现徽州自然和传统风光的摄影作品为主流。不过，左靖和欧宁显然不满足于风光摄影，既然让他们介入，他们就打算借这个机会“直视这个时代具有丰富棱角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的现实”。

他们将摄影节主题定为“城乡交响曲”，邀请了创作题材和乡村有关的国内外摄影师，把他们的作品分布到黟县六个村子里的大小祠堂中，使用传统装裱和悬挂的方式布置。这些作品多为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思，这一来就使得这届摄影节格外具有批判性。

左靖告诉我，他们当时还策划了三十个活动，并印发了一批“护照”——就是那种用来旅游打卡的盖章本子。但是这些活动——连同第二届碧山丰年庆一起，就在开幕的前一天，被紧急叫停了。

“说是延期，其实就是取消。”左靖透露，因为和十八大撞期，大型的群体活动都要让道。

所有的展览都拆掉了。被拆掉的还有一尊汪达之先生的雕像。汪达之是陶行知的追随者，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又正好是碧山人，左靖等人为他做了一尊雕像，以示对他的敬仰。雕像还没被拆掉时，有人拍下了一张欧宁远望雕像的背影，这张照片后来被左靖用于《碧山02:去国还乡》的封面。

策展团队借用了猪栏三吧的公共空间，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地下演出。猪栏三吧原址是碧山的榨油厂，郑小光和寒玉将它改造成继猪栏二吧后的新的客栈，当年的木榨油设备和墙上人民公社时期的口号标语都被保留了下来。欧宁和左靖站在小舞台上发表致歉演说，他们头上的一块木枋上，红色油漆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时齐聚台下的却不是来自全世界的无产者，而是参加展览的国内外艺术家和受邀前来的嘉宾——活动被取消的那一刻，他们正在陆续抵达碧山，其中也有五条人乐队和林生祥，后者是来自台湾高雄美浓的独立音乐制作人，参与了美浓的反水库运动。

演出很热闹，在场的人都很投入，最后还唱起了“碧山不哭”这样随兴创作的歌，气氛一时间很是煽情。演出散场后，冷静下来的左靖和欧宁发现，碧山计划已经不可避免地遭遇停摆与分歧。

原县委书记吴文达调任后，新上任的书记对碧山计划的态度并不明朗，而另一方面，裂缝也在左靖和欧宁二人之间出现。他们在乡建工作的方法和方向上发生了分歧，无法互相妥协，从那时起，他们分道扬镳，各做各的。像被丢到大海中的二人，既被眼下的境遇所困，又看不见陆地，沮丧的心情像一道道迎面劈来的浪，他们向不同方向奋力划水，渐行渐远。

“像我们这样的人，既不了解农村，也不了解农业，也不了解农民，去乡村能干嘛？”这一刻，在安徽大学磐苑校区他的办公室，左靖的这一句反问，大概也曾在当年那些被困境折磨的夜晚盘桓在他心头。满腔热情在农村遭遇了持续的水土不服，吃够了苦头的他，只能每天告诉自己：做下去，做下去，所有的工作都不会白做的。

“他们太灵敏了”

黟县百工的调研那时仍在进行，无论左靖欧宁在碧山如何浮浮沉沉，十几位安徽大学的学生们依旧还在黟县境内的大小村庄穿梭，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获得官方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凡出自百姓手里的活，平常如养蚕杀猪、打铁犁田、砌墙修鞋等等，他们都跑到人家里去记录一番。

到2014年1月，这场历时将近三年的田野调查才算告一段落，随后，这些既传统又日常的民艺，被分别归类到“馔饮绘”、“器物赏”、“生活艺”、“用具访”、“礼俗访”、“居屋筑”、“物什修”七个类目下，连同所有受访手艺人的地址和电话，被编撰成一本四百多页的书。这本《黟县百工》出版后，左靖团队在合肥、北京和台北等地组织了多场相关展览。

也是在这段时期，由于碧山计划无法有作为，左靖开始着手改造在碧山新购入的一套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的房子。这不是他买下的第一套古民居。在欧宁捣鼓“牛院”时，左靖在黟县的关麓村也动手修复了一幢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徽州民居，取名“关麓小筑”。

说起来还是受到郑小光和寒玉的启发，他们对三栋老房子的改造——甚至可以说是“抢救”，使左靖内心感到震撼。他非常认同寒玉对老建筑本来面貌的尊重，在修缮关麓小筑和碧山书院时，也把这一点当作原则来执行。买下关麓小筑时，他还完全没有建筑搭建经验，便老老实实地从查阅资料文献做起，咨询了寒玉等人，还请了村里的工匠来帮忙。这些工作方法也被他用到碧山书院的整修上。

我在碧山时，邢瑞曾邀请我到书院喝茶。书院有两扇老式的木门，用最常见的挂锁锁着。推开其中一扇，院子里铺着密密的杂草，像块绿色毛绒地毯，正面的一堵白墙上，墙体的白石灰经历漫长年月的雨水冲刷后，生出大面积霉斑，意外地像一幅水墨层染的松林。墙后是一座二层的木结构屋子，屋顶铺着灰瓦，看得出木头的颜色偏新一些，我想应是左靖在改造时新盖的，邢瑞介绍说，那里是左老师自己的起居室。

石砌的隔墙右侧是左靖新砌的会客厅，屋内除沙发桌椅外，还有一个采暖用的铁制火炉。左侧是老宅遗存的官厅。官厅里的匾额、太师椅和器物的摆放完整地还原了古徽州厅堂的陈设。我在太师椅上坐了坐，视线落在天井中布满青苔的鱼池上，一堵高墙挡在鱼池后，青苔在墙脚蔓延。

眼前的此情此景虽已抽离了传统生活的语境，我仍好像受到了这份庄重的感召，一下子入了戏，觉得自己俨然一位宗族大家长。但是太师椅坐久了实在不舒服，我很快站起来，随邢瑞往二楼走。二楼用作书房，空间非常通透，两端铺着榻榻米，中间是一条长桌，摆着茶杯。随着窗户向两边折叠，窗外的灰瓦白墙像一幅经典徽派建筑长卷，缓缓展开。

碧山书院和我当时入住的民宿嘉种堂只有一墙之隔。在二楼书房，邢瑞敲了敲隔墙的木板说：“这扇木板的隔壁就是嘉种堂，这里有个门，打开后就到了他们那里。”她说自己先前并不知情，有一天晚上和一群人在书房聊天，隔壁突然敲了一下墙，大概是嫌他们说话太吵，众人这才知道原来隔壁是别人家的客房。

后来我向嘉种堂老板胡晓纲问起这件事，得到了他的证实。他告诉我，碧山书院和嘉种堂原属同一栋房子，书院那块是前厅，他家这边是后厅。这一座大宅院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分为二，官厅天井处的那一堵高墙大概就筑起在那时。胡晓纲家这一半购入于他爷爷那辈。2003年，这座老房子有一个破镜重圆的机会，隔壁那家人打算以十万元把另一半卖给胡晓纲，但他拿不出钱来。

“我结婚都是借钱结的，花了几万块，更何况这十万。买不下来——那个时候买下来就好了。”胡晓纲略微遗憾地说道，“但有这个也够了。”

是的，够了，这半爿老房子提供给胡晓纲的不单单是一个过日子的空间。2015年，欧宁建议胡晓纲把家里空余的四间房改成客房，他对胡晓纲说，老房子也要有人住，否则会慢慢腐烂。可能是这句话打动了胡晓纲吧，过了这么些年，他在和我交谈时还特地提起。我问他家里有多少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平时也就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这里。”他说道。

2015年10月，胡晓纲家的民宿开业，欧宁帮他取了“嘉种堂”这个名字，还帮他把房源放到Airbnb上。老房子开始为胡晓纲带来经济收益。

在碧山丰年庆之前，碧山村民们对老房子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就像胡晓纲的邻居打算卖房子时出的价，十万元是一套五六百平方米徽派古民居的平均成交价。20世纪90年代，碧山由于距离县城近，有交通优势，村里的人便纷纷跑到外地务工。胡晓纲家兄弟三人，只有他一家留在村里，独自照管着爷爷辈传下来的这套房产。但那些外出务工或去镇上做生意的村民们，手里有了钱后，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木结构的老房子推倒，盖砖混结构的新楼。

2000年后，乡村游这股风终于也吹进了皖南，那些村民们穷得没钱盖新房的村子，由于古建筑保存得相对完好，如同撞了头彩，相继被统一开发成旅游村，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西递和宏村。这些村子的经营模式大多由资本进入统一管理，村民可以从每年的门票收入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分红。

碧山村民对此非常羡慕。他们不拆老房子了。但修整这些房子更耗钱。以嘉种堂为例，胡晓纲改修老房子前后花了四十万，这笔钱主要花在新楼梯的搭建、四个卫生间的改造和房间地面的铺设上。和十几年前为了结婚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一样，胡晓纲又找同学朋友凑了凑，装修完了以后算一下，差不多欠了三十万的债。“现在还没还完，压力很大。”他坦言。

而在更早的时候、欧宁左靖还没进村前，村民们面对这些日渐腐朽的老屋不知如何是好。在漫长无措的过程中，他们对城里人生发出一种矛盾的情绪，既希望来自城市的资本和游客为村子带来更可观的收入，又觉得城里人来乡下肯定是来赚钱的。怀着这样的复杂情绪，当欧宁和左靖一踏入碧山，村民们立刻警惕起来。

起初，看到丰年庆搞得热火朝天，不断有新面孔出现在村子里，他们以为这帮人是搞旅游开发来了，见面便喊欧宁“欧老板”。丰年庆活动期间，志愿者们请村民帮忙搬桌子，村民提出要对这项服务收费，在他们看来，这么热闹的活动肯定赚了不少钱，这些钱既然不会分给他们，那也别想从他们这里得到免费的帮忙。

碧山村民对于左靖等人的到来，并不抱着信任和欢迎。他们不知道这群人会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他们心里的样板是西递宏村，是实实在在的门票分红和旅游收入。旅游经济的诱惑太大了，没有人能做到无动于衷。

对左靖和欧宁来说，碍于文化人的身份，他们始终没有实现与村民打成一片的工作要求。在2013年出版的《碧山02:去国还乡》中，左靖在卷首语里写道：“如果说有缺憾的话，那就是，一堵高墙业已砌就，我们在墙这边，村民在墙那边。当然，这肯定是致命的。”

但提起南京先锋书店的钱小华，左靖啧啧称奇。钱小华被欧宁说动，要在碧山开办一家碧山书局。他到了碧山后，特别喜欢和村民走动，给村民拍照，在村口小卖部买烟发给村民。胡晓纲提起钱小华时，仍十分有感情，他说钱小华甚至帮村民挑肥灌田，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富有人情味的行为迅速拉近了钱小华与村民的距离，更为他承租启泰堂铺平了道路。这座原本属于村集体的、闲置多年的祠堂被免费租用给南京先锋书店，租期50年。2014年，碧山书局完工落成，并于那年的五一假期正式开业。深感自己的工作在碧山很难推进的左靖对此感叹道：“我们都做不到，他做到了，这很了不起。”

碧山村民大多很支持碧山书局的开业，这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钱小华的赞赏，另一方面，敏锐的村民们预感到，这会给村子带来他们期待的变化。一些有能力的人开始拿出资金，把自家的老房子整修成民宿，接待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游客。

2011年之前，村里还只有村口的泰来农庄一家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到了2015年，碧山的民宿数量已经增至十多家，并且还在越开越多。胡晓纲告诉我，嘉种堂刚开张时，他在欧宁建议下把房价定在四百多元一间，那年的国庆长假，他家的四间客房为他带来了一万多元的收入。“不过现在村子里的民宿也多了，我就降价了。”他说。2018年4月底，时值五一小长假，我以236元一晚的价格订到了嘉种堂的大床房。

聪明的村民们对老房子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观察碧山书局和碧山书院的修缮，先从审美模仿起，看对方在陶罐里插花，他们也搬出家里腌酱菜的罐子，洗干净后插上路边采来的野花。接着他们学习方法，怎么在老房子里装修卫生间，如何安置空调室外机等等。

我问左靖，书院隔壁的嘉种堂在装修时是否得到过他的帮助。

“我没有帮他，但他自己过来看。他们太灵敏了。”左靖叹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修房子，给你看这样才应该是修老房子的样子，然后你都不用教他们，他们自己就学会了。”对于碧山村民自发的这一道修建高潮，左靖持肯定的态度。“这是最好的影响，潜移默化。”他说。

2015年，北京元典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展览：“乡建在中国，碧山和许村”。许村位于山西省和顺县境内，艺术家渠岩在这里发起了“许村计划”。碧山和许村，是中国艺术乡建一南一北的呼应。在这场展览中，左靖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古屋新生”，具体地说明如何妥当修缮古建筑，哪些部分可以改造，哪些应该保留，以及如何解决房屋的保暖防潮隔热等等问题。

也是在这场展览中，左靖展示了自己这几年来关于乡建的思考。他用了“再出发”作为这部分内容的单元名。

这一整个新的实践系统建立在黟县百工调研的基础上，除了出版和展览，他同时考虑到要把当代设计和这些民间工艺结合，使传统新生，他希望有心的设计师能从《黟县百工》一书中寻获民间手艺人的信息和资源，合作创造出新的产品。最后，他想到要为这些在他想象中已经创造出来的新产品一个可以集中面向市场的空间。

2015年5月，左靖的合作伙伴上海汉室设计租下了原碧山村的供销社，开始设计改造。碧山供销社位于村子的中心位置，这里也是村祠堂——尚义堂的遗址，左靖戏称它为“碧山CBD”。考虑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功能在今天已基本消失，他们改“供销社”为“工销社”，“工”意为“百工”。在一张乡村实践结构图上，碧山工销社将提供销售、教育和体验等诸多内容，承担起为地方民艺服务的角色。

我当然也参观了工销社。原供销社的建筑外貌被完整地保留下来，门窗上的漆已经褪色，外墙也并未重新粉刷，颜色陈旧，当年用红色油漆写的“食品厂”“碧山供销社”“批发处”“与厂同价”几个字还留在上面，和所有被剥离了时代语境的符号一样，成了一种极富年代感的装饰。

工销社内部，当年的柜台和货柜也都被保留了下来，商品陈列在里面，和顾客之间隔着一个售货员的距离——一种国营百货商店的售卖方式，你需要请售货员为你从柜台里取出商品，才能够触摸质地和查看细节。

离我最近的一侧柜台上，数款精酿啤酒一列排开，瓶标一律为“碧山精酿”，啤酒旁边摆放着一些当地零食，包装都经过了重新设计，柜台背后的玻璃货柜里有好几排铁盒，印着八十年代风格的人物和风光画，不知道这批铁盒和碧山有什么直接关联。

经过这些柜台，后面有一个开阔的公共空间，几张沙发面朝着一个院子，院子中央的一个陶罐里插着一束植物的枝条，雨水正淅淅沥沥落在院子里，打乱了那几根枝条的形态。穿过院子是一个新搭的戏台，戏台横梁上挂着一块匾，上有“山水清音”四个大字，夜幕已经完全拉下来了，灯光映亮着戏台，也从后台的窗格里透了出来。

院子两侧设有工坊和展厅，但当时都不在使用中。邢瑞告诉我，工坊有时会邀请手艺人驻村创作，并提供手工艺体验项目。工销社也会和其他机构合作游学活动，从城里招募学员，每期活动提供最多十个名额，学员统一住在工销社二楼的客房。我问她游学活动有哪些内容，她回答说，譬如带领学员到村子里一个做豆腐的爷爷家，看他怎么制作豆腐豆浆。

看得出来，自从第二届碧山丰年庆被取消后，这一次左靖终于找准了方向。从民艺和地方文化入手，是他能力所及的最优路径。但这当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这条路看上去，和乡村建设理应要服务的对象——村民们，似乎离得有些远。虽然工销社将村民的手艺活开发成体验项目，但这些村民原本赖以为生的技艺——或可以说是他们的日常——成了一种表演后，除了热闹几个小时，很难说这样的活动给他们带来什么长远的价值。

当我向左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表示“融入村民”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你可以和村民合作，帮他们卖东西，这没有问题，但你永远成为不了他们的一员。”他苦笑道。

基于这样的个人经验，他选择通过展览、出版等方式向外界传播乡村的价值，让更多人知道，从而促成更多人的参与。“虽然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做就什么都没有，做了就还有可能性，推动这个社会一点点地往前走。”他说。

在这段动情陈述的背后，政治因素也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左靖认为，他这次的转向，不涉及意识形态，亦不打算动员村民，应能有所突破。

在左靖忙于出版和展览的这段时期，欧宁也没闲着。和左靖不同的是，欧宁自从举家迁入碧山、和村民们成为了生活上的邻居之后，他发现在这里生活工作可说是“甘之如饴”。在他2015年发表于《新建筑》的一篇文章《碧山共同体：乌托邦实践的可能》中，他这样描述碧山这个“小小的熟人社会”给他带来的感动：

“在村里，和村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从打招呼开始，慢慢熟络之后，他们有时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宴会，在酒席上被他们灌得酩酊大醉，以致把电瓶车都开到田里去了；从北京搬家到碧山的时候，大约有十位村民帮忙把两百多箱书从货车上抬到我家二楼；每次在村中举办纪录片放映或读书会，我们邀请退休教师姚立兰先生帮我们用毛笔写告示，他都欣然应允；在北京从商的碧山子弟汪程龙，因听说碧山计划而回乡从事义务教育工作，听说我们资金无着，主动提出襄助……”

他租下村里的一处旧粮站，改建成“理农馆”，在他计划中，这是一个包含展厅、图书馆、学习中心、咖啡馆和杂货铺等功能的综合空间。理农馆里还开辟了格子铺，欧宁鼓励村民们把家里的农产品交给他售卖。

鉴于来碧山的游客陆续增多，他主动帮助村民把空置的房源放到Airbnb上托管，吸引更多游人前来，所得收入再直接返还给村民。一来二去，因为这些看得见的实惠，村民对欧宁产生了认同。胡晓纲对欧宁也一直念念不忘，他肯定了欧宁给碧山带来的变化。“大家都挺喜欢他的。”胡晓纲说。

但是实现这个跨越的过程并不轻松，在村民之中，欧宁“每天必须笑脸相迎，言行举止均要谨小慎微，甚至着装、作息也要努力与他们相近”。而即便在生活上努力靠拢，他也同左靖一样意识到，一旦试图在工作上动员和联结农民，就会困难重重，因为“知识分子与农民在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根本无法抹平”。

看起来欧宁选择的是等待。他心里对于要到达的目标非常坚定。他希望“农村更像农村”，而不是越来越城市化。在他的想象中，乡村复兴的理想状态是依靠民智和民力，在建设自己家园的过程中，农民藉此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体。但就目前而言，他调整了策略，他要先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碧山人，在日常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村民们旧有的观念。他克制自己向农民灌输和教育那些大道理。“我隐藏自己的思想。”他在文章里这样说道。

事实上，他仍然积极地通过媒体和分享会对外传播自己的思考，但这也为他带来了一些争议。2014年7月初，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一行人来到碧山，听取了欧宁对碧山计划的介绍，这之后，随行的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周韵在微博和豆瓣等社交平台上发表了长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文章指责碧山计划过于精英主义，将村民排除在外，只是精英在想象田园。欧宁随即回应了周韵的质疑，为碧山计划辩护，周韵紧接着又发表《回应欧宁》一文。

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无疑像一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面，立刻引来不少文化人士和网友围观，他们纷纷加入讨论，扔出观点，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网络论战，将碧山计划再一次推向媒体焦点。

在众多媒体注视下，欧宁表示虽然面对质疑，但他不会放弃碧山计划。他接下来还有一些工作要陆续启动，其中包括在碧山发行一种代用货币“碧山时分券”。

在我的理解中，时分券的运作方式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中国农村实行的工分制，通常为在一个小范围集体内部，人们按照付出的劳动时间记分，这些分数可兑换成一定的货币价值，用以在同一集体的商店里换取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由于没有采访到欧宁本人，我无法进一步了解他对“碧山时分券”的设想，但在他的文章里，他说，时分券背后的精神建立于互助和合作的基础之上，“它以后能否在碧山实施，则有待我们的努力。”

然而，他的努力还未有机会获得实践，2016年，他就迫于压力离开了碧山，此后未再回去过。左靖也遇到了相同的阻力，但他较为幸运。碧山是安徽大学新闻学院重点建设的校外实习基地，左靖作为新闻学院的教师，得以能继续在碧山开展工作，只是他的活动空间又更紧缩了。

乡村工作三部曲

2017年3月，碧山工销社开业。为使开业活动顺利得到审批，左靖抹去了自己的名字，请策展人顾青策划了开幕展，名为“早春二月：从百工民艺到设计日常”。顾青邀请了对传统手工艺怀有热情、且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设计师和手作人到黟县，尝试和当地的手艺人合作，最后，受邀者们从木作、竹编、金工、漆器、陶艺五种材料工艺入手，创作出结合了当代设计语言和传统手艺的新产品。

这次展览可以视作碧山工销社“新百工，新民艺”理念的一次完整落地，黟县百工从书本和展览向生活延伸。在那之后，左靖团队还为一些当地土特产升级包装，也为一些回乡青年提供产品设计和销售支持，其中就有后来市场反应非常好的碧山精酿啤酒。

至此，左靖完成了自己乡村工作“三部曲”的建构，他把这三个工作方法总结为“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空间生产是物理空间改造，好比将供销社改造成工销社。文化生产则是以展览或体验等形式，把当地文化植入物理空间。而产品生产，是设计生产出与当地文化有所联结的产品，依靠商业和消费的力量使它们进入流通，产生经济效益。

我问邢瑞，工销社卖得最好的是什么？

“红纸包吧。”她略一思索后回答道。

红纸包是用芝麻、面粉和麦芽糖制作成的点心，切成橡皮擦大小的一块块，再用红纸包装。这种点心本来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制作时要将所有材料一遍遍擀压叠层，所以就叫“千张酥”，但人们图省事，就用“红纸包”称呼它。邢瑞端来几盒红纸包，我咬了一小块，酥糖含在嘴里很快就化开，芝麻香溢出，也不特别甜。

“8块钱一小盒，很好下手，又有地方特色，适合做伴手礼。”

邢瑞告诉我生产红纸包的食品厂就在碧山村口的云门塔下。“他们自己的包装比较粗糙，我们重新设计过，还建议他多加点芝麻，口味更好。”

这家食品厂的全称是“黟县碧山古味食品厂”，但其实是一栋民宅，由朱传民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朱传民告诉我，他家的红纸包制作技艺已传了六代，而他自己从跟爷爷学习这门手艺到如今也有三十多年，厂里除了红纸包，还生产徽墨酥，另一种以黑芝麻为原料制作的点心。

朱传民的生产车间就设在一楼，一张木头大桌子的一角堆着炒过的黑芝麻，一些机器和工具靠墙摆放。这个房间虽然总和面粉芝麻一类尘埃般轻细的食物打交道，但还是被拾掇得整洁利索。后厨的一台机器还在运行，朱传民说这是在过滤生芝麻中的沙子。他身形精瘦，大概因为每日要花很多力气擀压酥糖。我去参观时已经接近黄昏，他说我去得迟了，他今天的工作刚结束。

“每个月的生产量大吗？”

“那也不一定。”

“工销社的订单多吗？”

“还好。”他简洁概括道。他又告诉我，有些游客在工销社尝了觉得好吃，会直接跑到厂里来向他采购；除了工销社，他也向宏村的一些商店供货。2017年，中央电视台的《乡土》栏目来采访他，那之后，他还多了许多外地的订单。

“订单多的时候你们忙得过来吗？”

“会雇小工来帮忙，一天给他们80块钱。”

做这行没有上下班，尤其在销售旺季，朱传民夫妻俩通常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深夜，像擀压酥糖这样的力气活只有他一个人做得了，妻子的双手则在马不停蹄地包扎那一块一块红纸包。

“我儿子、女婿都在屯溪老街，做理发生意。让他们先出去闯一闯，我马上五十岁了，还能再做一段时间，不着急让他们回来接班。”面对我关于技艺传承的问题时，朱传民淡淡地回答道。

最后，我问他工销社是否在产品方面提过一些建议。他说工销社建议他减少一点糖分比例。“但我想也不能只听他们一家的，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反应——不过我们以前确实甜度比较高，现在已经降下来很多了。”

其实，左靖乡村工作三部曲的第一次尝试，是在贵州黔东南的茅贡镇。2015年，按左靖的说法，他被“莫名其妙地”拉到了黔东南的一个偏远村落，那个地方叫地扪村。“我原来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他说。

实际上，地扪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整整24个页码大笔墨书写过，并非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子。这篇题为《时光边缘的村落》的文章作者是华裔作家谭恩美，她更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喜福会》。左靖在地扪分享了他在碧山的工作，分享会后，地扪生态博物馆馆长任和昕邀请他一起“做点事情”。当时的左靖由于碧山计划遭遇低潮，跟当地政府关系疏远，和欧宁之间也陷入僵持，便觉得不妨在贵州试一下。

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民办生态博物馆，由香港明德创意集团资助建设，成立于2005年。博物馆本体由七座全木结构建筑组成，但它的展区覆盖面积达到了172平方公里，囊括了地扪在内的15个行政村——事实上正是整个茅贡镇的地理范围。

左靖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村寨自然和人文景观仍保存完好，地方资源也非常丰富，有当地的农作物，比如河糯，也有传统的手工艺，比如草木染；由于商业旅游还未入侵，这些侗族村寨得以不被打扰地延续着原生态的乡村日常。但就在约两个小时车程外，肇兴侗寨已经尝到了大众旅游的甜头，附近的村子很快就要坐不住了，正如当年引颈翘望西递宏村的碧山一样，“没有一个人能抵抗得了这种诱惑。”左靖说。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乡镇建设，即把所有资源集中到镇上，严格控制不良资本进村。他后来称这个方案为“茅贡计划”。

“你看这个镇子，你不会想去第二次——没有特色，没有吸引力。”左靖向我展示一张2015年拍摄的茅贡镇照片。“不过它很特殊，虽然它自己不咋地，但它周围有10个中国传统村落。”

他的方案，是把茅贡镇建成一个辐射周边村寨的商业、服务中心，所有的娱乐消费全在镇上发生，资本不允许到村子里去。“你可以去村子观光，但你要回到镇上来住，不让村子里家家开民宿，家家卖小商品。”他解释道。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镇上，分配给村民的利益就更少了？”我问他。

“村民可以到镇上来做生意啊，因为镇和村离得不远；村里可以发展集体经济，比如说你去观光游览，你要吃饭吧，村里就可以建一个村民小组，开一个食堂，收益都归村民所有，让大家从大众旅游中获益。你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满意，我们还是要看大局。我的大局就是不让资本进村。”

事实上，左靖对资本的认识其实已不再像初入碧山时那样排斥。他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很多工商业者通过实业救国，在乡村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从深度和广度来说，可能都超过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乡建派。他一度反思，乡建如果和资本有效结合，也许能够从实际层面真正帮助农村。将资本截流在镇上，对左靖来说，是一次谈得上精明的设计。

乡村工作三部曲在左靖主持下依次展开。首先是建筑师梁井宇改造了镇上的一座废旧粮库。梁井宇的设计十分克制审慎，他对原有建筑物仅仅进行清洁和整理，却果断地重建了建筑周边的环境，使用当地的杉木，采用当地工匠和侗族木构营造技艺，围绕粮库面向马路的一侧搭了一个木构回廊，创造出围合式的庭院空间。接下来，在2016年8月的粮库艺术中心开幕展上，左靖植入了两个展览：“19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和“百里侗寨风物志”。一年后，他又应邀策划了一个米展。第三步，则由地扪生态博物馆主导研发了五谷杂粮、糯米酒和草本洗护用品等产品，原材料均采自当地物产，构思和设计则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的贡献。不过这些产品的生产只限于客户定制，并未真正进入流通。

“经过了这些年，你觉得乡镇建设这个新构想在当地实践得如何？”

“怎么说呢，如果有资金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得很好。”左靖告诉我，这两年，镇上的面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这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很多别的团队参与进来。”他实事求是地说。

“当地政府对茅贡计划的态度是怎样的？”

“欢迎的。但他们没资金了。”

左靖回忆起他第一次去地扪，路上花费了十七个小时，要先坐飞机到贵阳，然后转高铁再搭汽车，一路风尘仆仆，到地扪时已是半夜。在之后一年时间里，他每个月往返一次茅贡，相当于要承受两次这样的折磨。

“你基于什么？”我的潜台词是，这又何苦呢。

“基于这个事情有意义，有价值。但后来我实在做不下去了。没钱拿，但我有团队要养啊。”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乡村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各级政府，无论有多少左靖这样的民间力量前仆后继，政府始终在农村的发展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不同层级的政府，其角色的作用和能力会受到权力的相应制约，这就造成民间力量与基层政府的合作常受到掣肘。

在碧山生活了一年的邢瑞也有自己的思考。她仍不太适应“乡村建设”这个抽象宏大的词汇。从她的角度来看，碧山工销社虽然确实为村子带来了一些名气和客流，但站在实际层面来谈“建设”碧山，她认为他们还是比较惭愧的。她认为，独立的民间组织不可能给乡村带来结构性的改变，虽然他们可以聘用村里人，直接提高部分村民的收入，但这些作用微乎其微。“我认为乡建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事情。”她对我说道。但她同时也观察到了政府和村民在意识上的改变。

“他们的眼里原来只有西递宏村那种商业保护的模式，有了碧山之后，他们认识到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她告诉我，这几年来，在碧山，村民们已然形成了共识，就连村委书记也认为，碧山是不需要被“圈起来”开发保护、卖门票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我们，就少了一种多样性。这就是我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影响。”邢瑞说道。

后来我也拿这个问题问过胡晓纲。我问他是否希望碧山也像西递宏村那样收门票。“那当然不想。”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过他这个结论的出发点，反倒是认为碧山一旦收门票，游客来得就少了。他沉吟了一下，接着又说道：“太商业化也不好，反正我也不求赚什么钱。我老婆以前在厂里打工，一年也赚不了多少，现在比之前要好一点，也不用像在厂里上班那样辛苦，人多的时候忙就忙一下，不行就请个人。”

虽然总是绊脚，左靖还在埋头前行。我问他是不是想用后来所有的行动，证明知识分子介入乡村建设并不只是想象乌托邦。

“对。是切切实实能够做些事情、改变一些东西的。”他回答得很干脆。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找我做类似的事情。”左靖提到他在广州江门有一个项目，为此后天又要去那里出差。“是我第三次去。”他说。还有一件项目在温州泰顺。“那里给我的自由度会很大，资金上应该也有保障。应该可以试一试。”他乐观地推测。

“你一个月下来有多少时间在家里？”我忍不住问他。

“我基本上不回家。回家也是工作，没有周末，整天都在搞这些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坐高铁，一年里程数很多很多。”他的口气平常得像在聊家常。

“家里人有意见吗？”

“有意见啊，当然有意见。但凡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笑道。

他还向我透露，碧山工销社正准备和日本人长冈贤明合作，开办d&department（以下简称d&d）首家中国门店，按计划，将在2018年的秋天在碧山开张。“但不知道能不能做成。”他略微不安地说道。

d&d是日本的选品店，由设计活动家长冈贤明于1999年创办，目前在日本国内有十一家门店。长冈贤明是长效设计理念的倡导者，左靖觉得长冈的行事思路和他有几分相似，在长冈的主持下，d&d不仅仅是店铺，而是以店铺的形式，通过产品、展览、出版等方式推广长效设计理念的机构。

所谓“长效设计”，是特指那些生产出来后能被长久地使用、或可以再设计再利用的物品，本质上是对消费主义的反思。这立刻引起左靖的共鸣，他踌躇满志地想到要在国内开一家长效设计的店，并且有朝一日店里大部分售卖的得是中国的长效设计产品。另一方面，在左靖看来，碧山工销社虽然已运作了一年，但专业能力还很不足，他希望和d&d的合作可以帮助工销社完善产品体系和运营体系。

左靖告诉我，他这几年所致力的乡村振兴、传统文化和民艺复兴等工作，和目前国家关于复兴中华文化的国策相一致，他希望他现在的这些努力在碧山也能得到支持。“不知道情况会怎样。”他心里还是没有十足把握。

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

我再次去碧山是在离开那里的一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接下去的两年内我又先后往返那里四趟，以至于后来有事要再去，我都会说，又要“回碧山”了。

第一次见左靖时，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那个会议室里，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他做过以及在做的所有项目，末了，他对我说：“如果你认为有价值，我们可以一起来做，我这边的事情会更好玩，而且很跨界。”

那之后，我以独立的身份参与了《碧山12》和《碧山13》两本杂志书的编辑，但坦白说，我的初衷并非因为这件事“更好玩”，而是需要收入。一年后，2019年9月，左靖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新项目，他这回要出版中国版的《d设计之旅》，第一期是黄山专题。“这一次没有投资方，我自己掏钱做。”他说，“我必须要做，否则d&d黄山店的工作是残缺的。”

在我采访完左靖后的那个秋天，2018年10月13日，d&d与碧山工销社的合作店如期开业。这场合作前后花费了一年时间，期间几度令左靖忐忑，即便是在开业后，他也要每天举着手机，以前所未有的关切注意中日关系的变化，直到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他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d设计之旅》（d design travel）是d&d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套旅游丛书，以地方为单位，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一地一册，采用同样的标准和方式实地取材、编辑制作。左靖形容当他在2014年参观东京涉谷的d&d店、见到当时已经出版的《d设计之旅》系列在架上整齐铺开时，他的反应是“眼睛一亮”。虽然看不懂日语，他还是一口气买了十来本，直觉告诉他，这也是他想做的事。

“除了旅游的部分，我还希望能通过编辑这本书，去发现一些黄山当地的长效设计产品，这是对工销社的长远发展来说更重要的事。”左靖在电话里这样跟我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一个月后，我和工作搭档在黄山北站和左靖会合，坐上他联系好的车子一同前去碧山。进入碧山的那条土路和一年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黄色的稻田开阔地铺在一侧，等待收割，白色的云门塔远远矗立在田间，朱传民的红纸包生产车间就在那里，我可以想象他正将身上的力气压在擀面杖上，一遍遍擀压铺在桌子上的芝麻面粉和麦芽糖。

碧山还像一年前一样安静，虽然订房app上显示村子里的民宿客栈一房难求，但住客们都不知道四散去了哪里，只有当走过碧山书局门前，从那些拍各种角度的照片和推着自行车忙着招呼同伴的游人中间穿过，才真切感受到旅游长假的存在。

我在碧山工销社又见到了邢瑞。邢瑞的衣着风格和我初次见她时相比，有了一些改变。一年前，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复古风印花长裙，背着一个蓝染布包，站在春天的细雨中，给我留下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印象；而这会儿她穿着衬衫和长裤，斜挎着一个精致的小皮包，脸上略施薄妆，一副精明干练的职场女性形象。令我意外的是，她的工作也换了，在黟县的一家文旅公司上班，不再担任碧山工销社的运营负责人。

工销社前店也有变化，虽然我不能明确指出变化所在，但如果从一个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大概就是商品变得更好买了。玻璃柜台内灯光明亮，商品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好似被抛光过的玉器，精致又诱人，那些是来自日本的工艺设计品：柳宗理的餐具，野田珐琅的容器，梅山窑的瓷杯茶碗……也有中国其他地区的选品，包括黟县当地的竹编工艺品，譬如戒指、手镯、小鸟摆件等，均出自一位姓姚的工匠之手。每件商品的标签上都特地标注了生产地和品牌问世时间，履历大多十分傲人，不少品牌走过的年月比我还要长得多。

一年前雨中那间光线暗淡的店铺变得摩登了起来，自然也引来了一些口舌。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当中不乏有乡建工作者。他们质疑这里的产品卖这么贵，农民买得起吗？这难道不是精英对乡村的又一个想象吗？左靖觉得百口莫辩。他后来借助一次媒体专访，正面解释他引入d&d的理由。这个店承载的是“长效设计”理念，他在访问中说，这是一个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值得推广的理念，我们希望这种理念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事实上，为避免贻人口实，左靖总是非常小心地维护着碧山工销社的名声。有一次，邢瑞的两个来碧山旅游的朋友见午后的阳光好，便仰躺在工销社后坊院子的地上，潇洒地晒起了太阳；工销社义工从二楼抓拍到这幅画面，随后发到朋友圈，左靖见了，留下评语：不雅。当晚的饭桌上，“不雅”这个词成了我们的笑谈。饭后，我回到房间休息，其余人走去稻田边继续喝酒、看星星，他们横着在地上躺成一排，拍了照片，邢瑞趁着酒兴把这些照片发给了左靖。第二天，我向邢瑞问起左靖收到照片的反应，她微笑着说左老师没再说什么，随后她透露道，碧山工销社是左靖心中一个理想的存在，以至于他对工销社对外形象的维系有着近乎洁癖的态度。

这不难理解，毕竟对左靖来说，在碧山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2021年4月，我又回了一趟碧山，左靖也在，他指着工销社院子里的戏台示意我看，戏台板壁上不知什么时候刻上了“共振村声”四个硕大的黑字。这四个字来自多年前他在浙南一个乡村祠堂里的偶然获得。不知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目的，在祠堂墙壁上用毛笔写下这四个字，如同为左靖的到来提前准备好了一个答案，一个启示他乡村工作目的所在的答案。左靖特地向工销社的员工打听村里是否对这四个字起了闲言，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显然放下了心。“这四个字以前在碧山提都别想提”，他说。我们开起他的玩笑，说左老师胆子变大了。

左靖正在变得越来越忙，不少与乡村有关的项目都找上了他，当我和工作搭档驾车沿着黄山市的公路网移动，走遍三区四县，体验考察当地的风物文化和商业时，他也在纵横交错的全国铁路线网上不断改变运动轨迹。对我们来说，他像一个稍纵即逝的信号，难以正面捕捉，偶尔截获住他，他给的也只有两三天时间，随后又立刻溜走了。

2020年5月中旬，我们抓住了一个机会，和左靖一起前往位于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考察。结束行程后，我们一行四人踏上回程，准备在晚饭前赶回碧山。

那是一个好天气的初夏傍晚，太阳虽然正在缓慢西沉，阳光的毒辣却不减，金色的光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照得车里每个人昏沉沉的。左靖坐在副驾驶座，双手举着手机，凑在脸前，认真地读着什么，近视眼镜扶在额头上。我开着车，车里十分安静，只有发动机和车轮摩擦地面的声响在空气中传播，像白噪音，催眠着坐在后座的另外二人。

过了不知多久，左靖突然放低手机，把眼镜推回鼻梁上，打破沉默开口说道：“我们来斗歌吧。”后座二人顿时也来了兴致，清醒过来，各自打开手机翻歌单。我提醒他们车内的音响无法和手机连接，左靖表示没关系，就用手机外放，他们三人便煞有介事地轮流斗起了歌。手机外放的效果很差，但气氛不错，其中一人在放歌时，另外两人就努力地埋头找歌，好像这之后真的会有一个胜者从他们中间诞生似的。

斗过几首歌后，左靖说他接下来要放一首五条人的歌。“我最喜欢的他们的一首歌。”我们用催促他赶紧放歌的行为表示欢迎。他点击播放，手机里传出《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的前奏，接在手风琴和吉他之后的，是阿茂的声音：

十年水流东啊

十年水流西

少流几年行不行呢

连鬼都不知道

“这首歌他们在碧山丰年庆的时候唱过。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段日子。”左靖说完，便好像下潜到他的回忆里去了，不再开口。此刻，太阳已经完全西沉，天边浮着一抹烟青色的云，车内和车外都在迅速滑入黑暗。在五条人的音乐里，我们沉默着向碧山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