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39：畢生受用的禮物

李怡

2021 年 7 月 28 日

「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跡，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初版，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的版本。民國二十七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二年。全集二十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

看慣現在的白話文的青年朋友，讀魯迅的白話文書寫可能稍有扞格，但我16歲時卻讀得津津有味。從他的小說開始讀，繼而雜文。讀魯迅，大大提升了我的中文水平和文學修養，開拓了我的視野，對社會、政治、人生有了新的思考。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離開學校進入出版界工作，我繼續讀魯迅的書。通讀了全集前十本他的著作，後十本譯作只讀了一小部分，原因是他主張忠於原著的直譯，而直譯委實讓讀者難以消化。

那時候讀到他早期著作《熱風》中的一篇「隨感錄三十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裡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篇發表在1918年11月18日《新青年》雜誌的文章，使我反覆思考了好久，也在筆記本中抄了下來。這段寫於100年前的話，當時使我對「愛國主義」有了新的思考。而七十年來的中國，「個人的自大」一直被「合群的愛國的自大」所壓制，是更「可哀」、更「不幸」了。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什麼魯迅的雜文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什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魯迅在雜文著作中，多方面多角度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而在小說《阿Q正傳》中，就樹立了中國人劣根性的典型。在個人權利被漠視的社會，這種劣根性有時甚至不是作為負面的人性而存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迫在農村勞動20年的小說家高曉聲（1928-1999），在1979年獲平反後，有一次來港時自我嘲諷地說：「這麼多年，如果我沒有一點阿Q精神，我怎麼撐過來呀？」在座的包括我在內，都明白他這句話的苦澀含義。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魯迅晚年最接近的胡風，在中共建政後的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在我這幾十年寫的評論文章中，常會引用魯迅的語錄，也貫徹他的思想。魯迅的人道主義、否定「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使我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侵蝕下，思想上有了抵禦的堡壘。

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

（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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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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