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他变成了一座佛——奇葩国里奇葩游
【此文原为英文，原标题为：Tourist Trap 原载The New Yorker （美国《纽约客》杂志）2018年12月24-31日合辑】
前不久，北京警察又带我哥去观光了。九天行程，两名保镖，专职司机全程接送，景点包括一座名列世界遗产的国家公园、多处道观及长江三峡，费用全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独家赞助。九月初，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了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这次旅游的目的，则是把我哥弄出北京，到论坛结束才能回去，因为论坛期间的首都必须一片和谐，出不得一丝一毫的乱子。我哥哥查建国是一名老资格的民主活动人士，自然是官方心目中的专业捣乱分子。
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款待非洲显贵，警察则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款待我哥，陪着他游览风景名胜。北京的另一些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包括建国的几位朋友，也获得了跟他相似的免费招待。浦志强去了四川，胡佳去了港口城市天津，何德普去了内蒙古大草原，张宝成则去了海南岛上的海滨胜地三亚。跋涉在自然美景之中，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料，他们没有机会与外国媒体交流，也没有机会在网上发表挑起不满的评论。
这种做法的名称是“被旅游”，是中国网民爱用的巧妙新词之一。每当执法机关构陷民众，或是强迫民众做什么事情，人们就会用“被”这个前缀来表达迫不得已的无奈，“被漏税”、“被自杀”、“被嫖娼”之类的说法由此而生。过去几年当中，“被XX”的种类越来越多，指涉的官方行为也越来越别出心裁，越来越丰富多彩。不用说，“被旅游”是这些手法当中最温柔的一种，只有经过遴选的少数捣乱分子才能享受。在北京，一年大概会有几十个人被强行送上这一类的奇幻旅途，这些人通常都是死硬派异见人士，坐过牢，又在西方人权保护组织和媒体的视线范围之内。而在北京之外，“被旅游”名单上不光有活动人士，还有形形色色的访民，后者是乡村或小城市的一些普通百姓，他们在地方上受了冤屈，因此离乡背井，找上级官府告状鸣冤。
建国成为官方赞助的游客，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他早已成为当局的目标，被他们关照了二十几年。一九九九年，他被政府判处九年徒刑，原因是之前的一年，他参与创立了一个名为“中国民主党”的小规模反对派组织。他于二〇〇八年刑满获释，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警方的监控之下，尤其是在所谓的“敏感”时期。〇八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的三个月里，他的公寓门前日日夜夜都有警察驻守。警察隔三岔五敲门搜查他的家，他去哪里都在后面跟着。为了保障奥运蓝天，污染工厂悉数关停，驱云火箭弹纷纷升空，与此相类，那些令政府头疼的“捣乱分子”也被一一强力遏制。
奥运之后，中国越来越富，越来越强，举办的全球论坛越来越多，官方的日历上，敏感的日子也越来越多。党代会，贸易峰会，国际论坛，桩桩件件都是敏感的理由。钱包鼓胀雄心满怀的老大帝国，往往会加意雕琢自己的东道主和赐福者形象，何况中国向来把仪式看得无比重要。鉴于这些场合都容易遭到抗议者的破坏，官方便殚精竭虑，务必将抗议者通通赶出人们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型官方活动，次次都办得风光体面：完美天气，完美宴席，外加挥舞萤光棒的完美市民。根据相关报道，二〇一一年以来，中国的年度维稳开支已经超过了军费。
可是说来说去，破坏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建国和各位同道创立民主党之后，这个组织的所有骨干，全都被当局迅速送进了监狱。过去十年当中，建国一直是一个孤独的批评者，没有党派归属，没有NGO成员身份，也没有国内或国外赞助。他已经六十七岁，自己一个人住，爬楼梯不方便，所以搬到了底楼。他吃得不多，素食为主，喝得也少，不过是一两杯淡啤酒。坐牢的时候他掉了很多头发，所以他干脆剃了光头。以前他在饭桌上总是滔滔不绝，如今却说得少听得多，脸上的笑容十分平和，彷彿看淡了一切世事。有一次，有个人对我说：“你哥现在，看着像个佛。”
然而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反而把他看成了一个更大的安全威胁。当局监听他的电话，屏蔽他的一些讯息，还阻止他参加一些聚会。赶上敏感时期，他就会遭到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和跟踪。“被旅游”行程当中，他通常会有三个警察作伴，其中一个会跟他同住一个房间。
他们为什么觉得他这么危险？是的，我哥不再运作一个反对派组织，可他跟为数超过十亿的其他中国人一样，拥有一部手机。他时常在网络群组中发布他的时政分析帖子，由此成为了中文网络上一位声誉日隆的意见领袖。二〇一二年以来，建国把《环球时报》列为了首要的批评目标，后者是《人民日报》卵翼下的一份逐日刊行的亲政府小报，发行量和影响都很大，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发表了一系列题为“与《环球时报》争鸣”的评论，对该报社论进行条分缕析的批驳。
以前看他的帖子，我常常为他的倔犟而惊叹，但又觉得整件事情似乎只是一场单人牌戏，他的帖子似乎没有多少人留意。不过我渐渐发现，建国正在磨练一种新的声音，正在赢得人们的关注。从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七年间，他总共写了四百五十六篇“与《环球时报》争鸣”的时评，发帖的频率越来越高。微信的迅猛发展给了他不小的帮助，到了二〇一五年，他每两天就会给五十至七十个微信群发去一篇新写的时评，读者数以万计。
他这也算是与时俱进。鉴于有组织的抗争已经无法进行，抗议和抵制的声音便日益转入网络阵地。通过大力曝光滥权和腐败，网络批评人士和博客作者常常能成功地掀起舆论风潮，迫使当局有所作为。微信微博之类的网络平台拥有巨大的体量，虽然说受制于碎片化的弱点，却自有其优势，仍然可以为批评意见提供十分难得的公共空间，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们走到一起，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是不可小觑。
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不过是一个边缘化的激进团体，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主张渐进变革的改良派知识分子看来，建国这样的人政治上太天真，所作所为无异于自取灭亡。社会上压根儿就没几个人知道，中国还有过一个民主党。到了现在，建国却利用社交媒体的帮助，做到了以前的同道没能做到的事情。他成功地联系上了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中国自由派群体，也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这些人通常能接受西方的民主理念，要求法治，对一党专政持批评态度。他们虽然在中国持续数十年的“改革时代”当中有所收穫，借由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有车有房、假期旅游、子女留学之类的目标，总体上却仍然相信多党制具有更优越充沛的生命力。这些人都喜欢关于二〇一六年美国大选的一个段子，亦即一群太监眼看一对已婚男女吵得不可开交，惊愕之余大感庆幸：“还是像我们这样，阉了的好！”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自由派怀疑西方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这类人担心历史的包袱太过沉重，担心中国发生社会动乱，落入暴民的掌控。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尽量避免接触激进分子和获释的政治犯，怕的是危及自己的人身自由。对于那些有可能破坏他们舒适生活的政治行动，他们敬谢不敏。
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知道我是个作家，还知道我以前经常在一个走温和自由路线的电视脱口秀当中露面，他们都看那个节目。我能上那个节目，意味着我懂得把握在中国媒体上对中国公众说话的分寸，不至于越过红线。既然如此，他们中的那么多人，现在为什么要读建国这种激进分子的观点呢？原因之一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恶化。掌权伊始，习近平抛出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说辞，一度让许多务实的自由派看到了希望，可他这些话的真实含义，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他只是想把威胁他个人权威的异己势力通通关进笼子。通过一场残酷无情的法外反腐运动，他成功地办到了这件事情，一切都以“加强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之名义。当局对公民社会的镇压日益严厉，使得许多此前未遭迫害的自由派不寒而栗：关于逮捕、拘押、审查和恐吓的消息不断传来，天天都有。不管是调查记者、公共知识分子、媒体批评人士、大学教授、编辑和出版人，还是维权律师和环保活动人士，实可谓人人自危。
二〇一七年六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从湖北旅行归来、走出我在北京的公寓，准备去跟两位堂兄一起吃晚饭。正在这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给我发了条短信，说我哥被警察给带走了。建国本来也要跟我们一起吃饭，不过他前一天就打电话说了他来不了，因为时间临近天安门屠杀二十八周年纪念，警察已经在他家门外扎下了营盘。
当时我还不知道，就在被捕之前的那一天，建国发了个简短的帖子，指出目前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政权意外崩溃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接下来，他描绘了一张民主转型路线图：在经济困局和国际压力之下，出现牵系民众普遍切身利益的“稻草”事件，引发街头抗议与镇压，经由一系列内外上下连锁反应，最终可能酿成兵变，促成民主转型。第二天，这个帖子正在微信群里流传的时候，建国去了他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按摩师正在往他脸上一一摆放敷了药膏的贴片，女经理忽然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他，“门口有几个人要找你。”他以为是平常那些盯他梢的“尾巴”，于是对经理说，“叫他们在外面等着。”然而，经理很快就去而复返，满脸惊恐之色。原来，那些人给她看了他们的警官证，命令她的客户马上出来。建国这才知道事情不妙，于是跟经理道了个歉，“哦，好吧，看样子，今天这面是洗不成了。”
听说建国被捕之后，我赶紧打他的手机，根本打不通。我给住在奥兰多的侄女慧怡报了信，然后就去了约定的餐馆。亲戚们都很不安，但也不是特别担心，兴许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看多了建国跟警察打交道的娴熟手法，都已经有点儿处变不惊。我们离开餐馆的时候，一位当时恰好在建国家借宿的青年朋友发了条微信给我。我在手机上点开，立即看到了一张我哥的照片，他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戴着手铐，穿着橄榄绿的囚服。警察这是带他回家搜查罪证，很快又要把他带走。
当晚，我给一些经验丰富的北京维权人士和律师分别打了电话，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与几位朋友沟通，约好第二天早上在建国家里碰头。听从朋友们的建议，我决定暂且不把建国被捕的事情张扬出去，而是自己直接去找警察，了解情况，争取私下解决这件事情。第二天早上，我先到了建国的住处，准备从那里出发去当地警署，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一下就打通了负责此案的刘警官的电话。“我是查建国的妹妹——”我开口没说几句，刘警官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他叫我在原地等待，说他很快就会来跟我见面。我在建国家里等了好久，正准备放弃希望，门突然开了，进来的是几名穿制服的警察，还有笑呵呵的建国。刘警官颇为面善，看样子年近四十，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相当客气，只不过显然不乐意多聊。“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家人团聚了，”他轻声说了一句，然后就离开了。
中共这个警察政权，可以在同一时间表现得既严厉又温和，既阴险又荒唐。早在二〇〇八年，我就对他们的这些特质有了一点儿体会。当时建国刚刚坐完九年大牢，刑满释放，他们又指派一队警察，日夜监视跟踪了他三个月。这些警察自始至终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对建国关照有加，在他出行购物时，他们不光主动替他跟商铺砍价，而且帮他拎分量比较沈的包。一个炎热的下午，他们还帮他在家里安装了他新买的空调。看到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建国，我对建国开玩笑说，你干脆坐警车出行好了，又可以省钱，又可以减少污染。警察们高高兴兴地照办了。有一次我还跟他们一起，就坐在警车司机的旁边，把我年幼的女儿抱在膝上。建国出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通常两人一组的值班警察就会在餐厅另一头的一张桌旁坐下，一边吃饭，一边监视他。熟了以后，他们亲切地管他叫“大哥”（Big Brother）。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建国与我一齐笑了起来：他这些看守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称呼包含着怎样的奥威尔式内涵。“当然喽，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他补了一句。他心里明白，一旦接到命令，这些人随时都会把他抓进监狱。
有了“被旅游”的新花样之后，事情变得愈发怪诞。旅途之中，负责看守建国的三名警察总是把他照顾得非常好，就跟他们是他的助理似的，帮他买游览门票，帮他订房退房，帮他拿行李，到了景点还帮他拍照。他们殷勤地伺候他吃饭，往他盘子里夹菜，一碗又一碗地帮他盛汤添饭。有时他们会通过旅行社预订行程、跟团旅游，一连好几天跟一群真正的游客混在一起。四个人形影不离，又都是男的，不明就里的天真游客难免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好奇，东一句西一句地瞎猜。“你们四个是父子，对吗？”“是同事？”或者是指着建国问，“他是你们的老板吧？”
他们至高无上的真正老板，当然是身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尤其是在他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人们不难看出，中国政坛出现了重走毛式路线的势头，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不过，习近平的作风跟毛泽东迥然不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经为我做了个简明扼要的总结，“毛泽东喜欢混乱，习近平却喜欢控制。”事实的确如此，毛泽东时常让人想起《西游记》里的猴王，总是在云端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筋斗，用他的金箍棒制造连续不断的动乱，架势正如他写下的一联名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尽管如此，要是说到人类的灵魂，毛泽东却堪称登峰造极的控制大师。看看他如何煽起全社会对“政治罪人”的敌意，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对“反革命分子”普遍怀有强烈的憎恨，认为他们都是不齿于人类的“人民公敌”。
显而易见，习近平在很多方面都企图模仿毛泽东的榜样，只可惜，他治下的中国已经跟以往大不相同。民众的心态成熟放松了很多，对党国的不恭不敬早已不是偶然现象，哪怕对领导核心本人也是如此。为了激发对领袖的景仰爱戴，官媒曾极力推广带有崇拜意味的诨名“习大大”，这是方言里对父亲或伯父的敬称。然而，到处流行的却是人们给这个大腹便便的领导人取的另一些绰号，比如说“包子”和“小熊维尼”。官方厉禁之下，关于一个昏庸新皇帝的各种搞笑小品和尖刻讽刺依然时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冒出头来。要是换成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不敬足以使人掉脑袋。
共产党的队伍日益膨胀，党员数目已然突破八千九百万，随之膨胀的是贪腐党官的队伍。网上虽然有一些时或歇斯底里张牙舞爪的“小粉红”，但大多数年轻人之所以入党，却只是为了职业机会和物质利益。习近平要求加强各个层级的意识形态灌输，但这些灌输的真实效果并不好说。普通民众几乎注意不到再次走上电视屏幕的刻板党宣，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滥俗宣传牌。习近平搞的反腐运动和民族主义强人政治，或许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但在这个已然以无耻的功利主义为导向的社会，真有信仰的人无疑属于濒危物种。
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曾在一篇广泛流传的网文中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许多人担心的社会动荡或突然瓦解，而是社会的内部溃败。他提到了当前相互关联的几种现象，一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掌控着“扭曲的改革”，二是权贵集团极力维护既得利益，三是社会信任急剧流失。倘若孙先生所言不差，中国领导人的当务之急就不是完善“维稳”机制，而是根治业已成为全国性瘟疫的贪婪自肥与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然而，孙先生对治疗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他觉得，溃烂已经扩散到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整个机体。
“被旅游”就是这种疾病的一个症状。看样子，这个点子的始作俑者意识到政府舍得为有关安保的一切事情一掷千金，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以便从后门溜进无比奢华的国宴大厅，到厨房里去揩一点油，从这场海吃海喝的筵席上分享到一杯羹。“被旅游”显然带有安抚死硬派异见人士、以求软化他们反叛立场的意图，同时又另有妙用，可以提高基层安保人员的士气，实可谓一箭双雕。对于基层安保人员来说，“被旅游”基本等同于一次算做公差的免费度假，真是俗话所说的“美差”。比如，二〇一七年十月到二〇一八年九月，建国被他们旅游了四次。一年之内，仅他一人就为警察们提供了将近一打美差。前些年，他的陪同人员跟旅游路线一样次次不同，直到最近才固定下来。而且不难想象，警官们大概还会为这种令人垂涎的差使你争我抢，好处可不能独吞。有一次，建国告诉我，有个上岁数的老警察得到了带他去南方旅游的差使，因为这个警察快退休了，还从没有见识过热带的海滩。
很难说清“被旅游”具体始于何时，早期的报道出现在二〇一二年，被旅游的是一位名叫吴立红的著名环保人士。吴立红是个农民出身的环保斗士，先后举报了家乡江苏省的几百家企业，因为这些公司非法排放，造成了水污染。为了保护美丽的太湖，他不屈不挠地奔走呼号，由此赢得了“太湖卫士”的美名。二〇〇七年，正当太湖里急剧繁殖的蓝藻危及逾二百万人饮用水安全的时候，吴立红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五年之后，习近平上台的共产党十八大期间，警察把吴立红带离家乡，去西安和延安旅游了一番。到了二〇一四年北京召开“两会”，属于又一个“敏感期”，江苏警方又一次带他去“观光休息”，这次他们住进了一家通常专门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山间豪华酒店，酒店不在别处，刚好在太湖风景区。
据四川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介绍，外省“维稳旅游”对象更多的是普通访民，仅他接触过的访民当中，就有数千人曾被旅游。黄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四川警方有时还会带上出勤警察的亲朋好友全程陪同，把他们的费用也都一块儿包了。成都警察甚至会向提出要求的访民支付“误工费”，算做旅游期间耽误工作挣钱的一种补偿。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坚决拒绝被旅游的人，警察的办法是用蛮动粗，甚至把人绑架拘禁到郊区偏远的地方。
在北京，建国得到的待遇比较温和有礼。除了一次之外，他每次都是孤身出行的“游客”，由三名保镖陪同。然后呢，今年春天“两会”召开前夕，他拒绝参加一次已经计划好的旅行。他腿疼，而且受够了这种强制性的户外活动。“我哪都不去，就在家里待着，你们可以整天就地监视我，”他这么跟警察说。警察们慌了，马上展开魅力攻势，轮番不停地带着新的旅游计划来上门找他。去南边儿太热？那去东北的林区怎么样？房里有人夜里就睡不好？从今以后，我们减到两名警官，你可以自个儿住一个房间。经过三轮不厌其烦的软磨硬泡，建国终于妥协让步。
从东北游览归来，他发给我一些旅途中的像片，照例都是警察看守帮他拍的。其中一张像片里，他站在吉林珲春的一个观景台上，观景台居高临下，南边是一条分隔中朝的界河，北边则是属于俄罗斯的一带青葱山岭。“那地方叫‘一眼望三国’，”建国告诉我，“我这辈子从没有出过国，这样也算是头一回亲眼看到了两个外国的山川地域。”后来，我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带了件礼物给我的女儿。那是一面梳妆镜，装在一个花哨的礼品盒里，镜子外壳和背面有镀金的雕刻，刻的是一座东正教堂。镜子是他在哈尔滨的纪念品商店里买的，那是黑龙江省的一座颇受俄罗斯影响的老城。我看着镜子，镜中人冲我扮了个古怪的表情：她是在苦笑，还是在微笑？
事实是我一直在暗自琢磨，建国跟警察长年累月纠缠盘旋，打这些乱七八糟的交道，他会不会因此受到腐蚀？我常常想到尼采的那句名言，你若是长久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反过来凝视你。“被旅游”的经历有没有改变建国，让他对那些负责掌控他命运的警察渐渐产生了些许同情？这种软性的措施有没有——哪怕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达到它本来的目的？
一望而知，多年以来，被捕入狱的经历，并没有磨折建国的意志。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曾妥协退让。他公开谴责一党专政的暴虐统治，拒绝停止写作和发表批评的文字。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对方客客气气，他也会以礼相待。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因为有些警察对他可不只是客气而已。不止一个警察曾私下里对他表示钦佩，或是告诉他其实自己也赞同建国的观点。有一位警察甚至对他说，“我读过您的书，对您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算是在一年半之前那次拘捕建国的行动当中，执行逮捕的几位警察也在途中的一家餐馆停了一会儿，让他“好好地吃一顿”，然后才把他带到了秘密的拘押审讯地点。第二天开着警车接他回家的时候，他们还给他准备了酸奶和馅饼。刚开始盘问他那个帖子的时候，警察似乎有点儿帮他开脱的意思。
“这帖子没准儿不是你自个儿写的，”一名警察说，“也许是你从哪个网站上复制的吧？”
“不是，”建国回答说。“是我自己写的，我负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好吧，不过你可能没给太多人发，就发了这么一个小微信群吧？”警察说的这个微信群有大概七十个人，其中有几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受到了警方的严密监视。
“我还发给了其他的好些个群，其他的好些人，”建国说，“不过我记不清了，给不了你们名单。”
警察们抓耳挠腮，叹起气来。他们告诉建国，他们这是想帮他大事化小。他们管他叫“查老”，用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才能得到的敬称。
要说这些警察帮建国只是因为善良的人性，当然不符合事实。辖区内要是出了“不利于稳定”的案子，负责的警察就可能会受处分。“上头本来已经批评我们啦，说我们对你太软，”一名警察开始冲建国抱怨，“现在倒好，您居然发帖子鼓动兵变！您可真让我们很难办啊，查老！”
有一次，建国跟我讲了他坐牢多年的一点体会。中国有句古话说“警匪一家”，通常指的是警匪之间的利益勾结，建国却看到了这句古话的另一层内涵：警也好，匪也好，都崇拜权力，最佩服的是硬骨头，双方的荣誉观念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荣誉的来源多种多样，可以是人品，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问。据建国所说，中国的监狱里有一种不成文的等级划分，政治犯地位最高，经济犯和其他普通刑事犯排在中间，强奸犯（狱中俗称“杆儿犯”）地位最低，最被人看不起。有钱的犯人可以贿赂狱警，获得照顾；有学问的犯人也能享受尊重和特权，因为狱警可能在读电大，可以叫他们代自己写论文，或者孩子正准备高考，可以叫他们帮助辅导。政治犯最受尊重，凭的则完全是他们个人勇气的感召力。打架斗殴和暴力欺凌是中国监狱里的家常便饭，但别的犯人通常不会对良心犯下手，大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与此类似的说法，我也从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里听过。与此同时，警察虐待乃至拷打政治犯的报道也是多不胜数。我认识的两位维权活动人士，曾经给我详细讲述他们自己在拘押期间所受的酷刑：一个是在北京，遭到了野蛮的殴打和电击；另一个是在广州，遭到了连续四天四夜的审问，最终身体崩溃，不省人事。四川的那位活动人士黄琦，据说也在牢里遭受了殴打和虐待，而且他身有疾病，狱方却不让他得到适当的治疗。几位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说，狱方强迫他们服用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他们中的一位是谢阳，后来把他所受的虐待（同样包括殴打和睡眠剥夺）告诉了探访他的律师。律师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以后，谢阳却在官媒和社交媒体上宣称，自己原来的说法都是编的。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这不过是文革期间公开认罪的一个翻版而已。
我跟建国说起过强迫服药的事情，他似乎有点儿不太相信，而且告诉我，他认识的那些警察都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看样子，他跟安保人员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一不留神就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里的政治犯受的只是相对轻微的虐待，无非是审讯期间，一名警察故意用一盏非常亮的灯照犯人的脸，弄得犯人不停冒汗。“我认识这个警察，也认识这个犯人，”建国说，“警察觉得这人没种，所以看不起他。一般来说，警察总是对硬骨头软，对软骨头硬。所以说，他们一旦察觉到你的弱点，觉得你好欺负，身上的匪气就会冒出来。”
听了他这些话，我想起了一个悲惨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跟建国关在同一座监狱的政治犯，我姑且称他为“文先生”吧。文先生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被判二十年徒刑。入狱的头十一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妻子跟他离了婚，当局只允许他见了一次独生的女儿。文先生一时绝望，便在一份认罪书签了名，希望能以此换来减刑。消息传开之后，其他人对他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些犯人开始对他出言不逊、冷嘲热讽，狱警也给他吃不干净的饭菜，处处找他的茬。他最终获得四年减刑，却已经不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的头发很快就完全变白了。
为了说服建国不要再写“危险文章”，区国保的刘队长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对他提到再次被判重刑的可能。“你瞧，从零八年你服满九年刑出来算起，到现在刚好又是九年过去了，”刘队长对他说。“如果你再进去九年，那你的晚年生活也太糟了，对吧？想想你的女儿，还有你的外孙。”好比捕鱼者只是轻轻一抖手腕，钓钩上的那根线霎时间变得紧绷绷。
建国离过两次婚，独生女儿慧怡多年前就已经移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她在那里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迪士尼乐园打工，后来才跟丈夫一起开了两家小公司，做房地产和租赁管理生意。到现在，他们的公司已经有了几十个员工。慧怡两口子生了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说起女儿女婿在国外取得的成绩，建国语气中总是带着父亲的自豪，对小两口的创业精神很是佩服。一年一次，女儿女婿会带着两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从佛罗里达回来探亲，他非常珍惜这样的团聚机会。然而，尽管慧怡一再邀请，建国却始终不肯离开中国，怕的是当局不准他回来。
其他一些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离开中国的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建国的一些民主党同道，主要是因为无法忍受当局的持续骚扰。前途未卜的经济使中国的许多富人惶惶不安，眼下的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忧虑。一些人已经悄悄撤离，或是开始转移资金，在海外建立第二个根据地，以便分散未来的风险。在很多自由派的微信群里，大家的情绪在夸张的豪迈、认命的调侃和阴沈的绝望之间摇来摆去，贸易谈判破裂的流言不断传来，往往伴随着风暴将临的悄声警示。
前不久，建国听说又有一些人离开中国，于是发了个格外动情的帖子，阐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看法。在他看来，真正的爱国主义源自对土地河山和父老乡亲的挚爱，与爱政府或爱执政党并不是一回事。他理解那些选择离开的朋友，为他们在自由国度的新生活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他甚至可以接受在他那个圈子里广泛流传的一句格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不过，这不是他的格言。“我愿在第一线与我的生死战友们抱团取暖、共度时艰。舍身取仁，不负此生。”他如是写道。“我绝不会离开。”是的，他绝不会离开，他永不会放弃。
那也是建国仔细掂量过刘队长的警告之后做出的决定。他对我说，“想到最后，我心里坦荡平静，一如既往。”他曾多次告诉我，他随时准备回去坐牢，坐多少年都不要紧。可我的心里却无法平静，尤其在此刻，因为我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惯于利用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关门度假的时机，在圣诞节前后将抓捕的活动人士判刑。习近平上台以来，建国的民主党同道有不少都被送回了监狱，而且判得很重。六十五岁的秦永敏是一位广受敬重的活动人士，也是民主党湖北分支的创建者，眼下正在服十三年的徒刑。这是他第四次入狱，之前他已经坐了二十六年的牢。二〇一七年七月，长期遭受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去世，去世时正在服他长达十一年的第四个刑期。哀悼刘晓波的同时，异见群体也注意到了许多西方政府的冷漠反应。
对于这些情况，建国看得一清二楚。对于社会的迅速变革或是媒体的持续关注，他早已放弃了任何幻想。“要是我又被他们判个九年，或者是十二三年，”他曾经平静地对我说，“我会干脆忘掉外面的世界，专心过好牢里的生活。家人和亲友，当然，一时半会儿是忘不掉的，需要一些时间。我会读读书，下下围棋，跟号子里的狱友把关系处好，尽量过好每一天。除此之外，我不会去想任何别的，不会去想任何人。”听到哥哥如此决绝的话，我既感到冰冷彻骨，却又心下宽慰。几年前别人说的那句话，再次浮上心头：你哥现在，看着像个佛。
十一月六号，我在纽约，建国给我发来几条短信，打听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况，还叫我跟他保证，一听到结果就告诉他。第二天晚上他要跟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聚餐，大家都很想听听最新的消息。十二个小时之后，我把第一批公布的选举结果转发给他的微信账号，手机屏幕却立即闪出一条讯息：“对方账号异常，已被限制登录，消息无法送达”。审查机关又封了建国的账号，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一天之后，他注册了一个新的账号，名字是“北京查建国6”。但是，他已越过了一条红线。正如警察之前对他的警告，账号遭到五次屏蔽之后，他就不能再加入大型的网络群组。所有的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微信东家腾讯之类的巨头，便是这样匍匐在警察政权的意志之下。老练的中国网民，无论有没有VPN的帮助，都懂得使用各式各样的技巧，借此翻越中国的防火墙。不用说，建国也学会了一些躲过审查的招数。然而，近来形势却在持续恶化。有些时候，哪怕他用上所有的障眼法，把费尽心血写好的新帖发出去，帖子照样会莫名其妙地无声蒸发、没了踪影，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发信人和收信人如果不相互核对的话，压根儿就不会知道出了问题。
这便是“被和谐”，一种不露痕迹的网络删除手法。审查机关致力于将全球互联网改造为中国局域网，对这种方法进行了出神入化的广泛应用。不久前，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一次长篇讲话，许多人视之为一场新冷战的开打宣言。兴许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但在中国，很少有人看到了彭斯讲话的原文，因为它迅速遭遇了“被和谐”。当前中国被审查者和审查者之间的军备竞赛，正好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总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现在，建国被排除在了所有的微信大群之外。“为此，我将被迫少写评论小文，”在不久前发的一个帖子里，他如是宣布。他决定把文章写得长一些，发到小群里，希望小群里的成员会再往大群转发。“我相信，自由之声是封杀不尽的。即使天下公鸡都不打鸣，天也是要亮的。”
2018年12月
作者：查建英
译者：李家真
开放2018-12-23
查建英：王蒙与刘晓波
2009年10月18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的最后一天，而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荣誉嘉宾，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长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开幕。钢琴家郎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表演、中国民间艺术的展示以及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76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戴着黑框眼镜，仪表整洁，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曾经的中国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中国文学发展非常快，读者的品味也是，”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的评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拿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制造的产品来比较：低价，大量，低附加值，没有品牌。很受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15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博客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老化的处理品，一个僵化的体制的代言人。
这些谴责让我们想起1990年代王蒙所陷入的争论。1994年，来自南京的年轻批评家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彬彬认为，很多中国作家拥有娴熟的生存技巧，但当说真话变得危险的时候，他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他举的一个例子便是王蒙。
王蒙用一系列两篇文章作为回应，坚持说年轻的批评家是在追求名人效应，是红卫兵风格，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赢得声名。但王轻蔑的语调相当刺耳，尤其是当他攻击从文学教授变成人权活动家的刘晓波的时候。在一篇题为《黑马与黑驹》的文章中，王蒙嘲笑王彬彬（即标题中的“黑驹”）是刘晓波的廉价翻版，刘晓波则是前一个十年的“黑马”。刘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中，他是一个英勇的活动家，后来被监禁一年半。整个90年代，他在监狱和劳改营之间进进出出。由于身处警察监视之下，被禁止在中国从事教学和出版活动，刘只能为香港或海外的异议杂志写作，被贬抑在边缘化的异议分子群体中艰难生存。
在文章中，王蒙无情地嘲笑刘晓波：
大约十年前，文坛出现了一匹黑马；他摆出了一副庄严的姿态，仿佛叱咤风云，可轻易击退千军万马；他高谈阔论。在刻薄地提及文革之后，王蒙下结论道：“他曾是一时之雄，但现在又在何方？”高人一等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王蒙怎么能够，用他全部的特权，来攻击一个无法公开发言的政治囚徒犯？很多人觉得，王蒙已经沉沦于人格谋杀。北京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年轻人眼中，王蒙完了。”王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声誉再未能完全恢复。
在中国文化生活中，这是那些几乎相当于山崩地裂的时刻之一，一条断层线变成了一条鸿沟。王蒙可以被讥讽地刻画成一个献媚的诗人，什么也不是；他的对手刘晓波，则作为一位被动的受害者，什么也不是。这种极端的对照提供了一种令人炫目的分野，重点是在炫目：这种论断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是错的失败者。
我从90年代早期就都认识了他们两人，而且，在王蒙去年在法兰克福的评论引发的怒潮中，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我的失望。王的回复很简洁：“没事。让它去。我没有时间来为这类事情担心，而且我早就习惯了。谢谢。”
两个月后，2009年12月，某中国法庭判处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指控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的主要犯罪行为是合作起草了零八宪章，一份亲民主的宣言，呼吁共产党实施政治改革，赋予中国公民宪法权利。该文件首批由300多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署，包括我在内。后来全球有数千中国人签署。如此重判引起了国际愤怒。我禁不住想知道王蒙是什么反应。我再次给他发邮件。这次，没有任何回复。
我第一次遇到王蒙，是在他离开文化部之后不久。尽管他拥有国家级声誉，我却感觉到他身上的脆弱。在两次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的末期的左右两极，他都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他是中国的部长中唯一一个拒绝参观探望天安门广场上“在粉碎反革命动乱分子中受伤的英勇战士”的人，这一背叛行为使他失去了政治宠信。然而，由于他采取可能的最谦恭的形式（请病假），这一行为没有为他在反叛者中赢得尊重。强硬派分子和异议者等人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王蒙没有简单的答案。20世纪政治史上最混乱的几十年让他对混乱有一种坚定的逃避。
献媚者也曾经是一个反叛者。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父母来自河北省一个闭塞的乡村。3岁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北京。王还记得必须向城门口挥舞着刺刀的日本卫兵鞠躬的情景。他的父亲曾在北京和日本学习，迷恋现代和西方的所有事物。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和一位梦想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喜欢高谈阔论，但对实际事物和办公室政治却难以应对。随着事业的失败，他的大家庭挣扎于债务和饥饿之中。家庭并不平静：在吵架时，王蒙寡居的姑姑会把一罐热的绿豆汤泼向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喝醉后会脱裤子，令女人们尴尬不已。
王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曾获得作文和辩论的优胜，随之而来的是学费减免。老师喜欢他。但他偷偷地阅读左派书籍，逐渐被激进思想所吸引。他后来开玩笑说，他早期的政治倾向显露于一首第三流的诗中：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富人吃掉。
很快，共产党选拔了他。他开始作为一个中学的活动分子工作。党接受他成为正式党员时，他才14岁。一年后，党占领了中国。“从今天开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举国欢腾。人民共和国最初日子的狂喜仍旧是王蒙最亲切的记忆。他为充满激情的游行、阅兵、同志式的集会和歌声欢欣鼓舞。他惊奇于北京如何能在一周之内将庞大的垃圾清理干净，这曾是古都一个臭名昭著的问题。他相信革命已经把缠绕父母、令中国落后的腐朽生活方式彻底清除。
王蒙被派到共青团某区的支部，其时还只有十几岁。他一直喜欢文学，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一部小说上——用抒情的形象刻画了一群激进的年轻人，混合着天真革命激情的浪漫史——经过很多次修改之后，这部小说被编辑枪毙掉了。但当他的第一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于1956年发表时引起了轰动。故事的场景设定在党的某个区委，刻画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干部。跟王蒙自己很像，他和党的很多高级官员——包括各种类型：萎靡不振的、精明的、腐化堕落的——发生了冲突。在文学本质上仍为党的宣传服务的年代，没有对党的官员的形象进行美化，是很不寻常的。千锤百炼的党员们在报纸上谴责王蒙怀有不健康的怀疑主义和布尔乔亚的伤感。考虑到时代气氛，王刚刚起步的事业很可能被轻易摧毁。
然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毛主席了解到这一争议，介入进来。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毛赞扬王蒙的小说是一部“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毛历来担心革命热情会被官僚主义腐蚀。“我不认识王蒙，但批评他我不服。”毛谈及二十二岁的无名小卒，“难道官僚主义在北京不存在？我支持反对官僚主义，王蒙很有文才。”
毛泽东的话不仅送来了最高级政治保护――攻击停止了――也使王蒙声名大振。王蒙似乎时来运转了。他很快与崔瑞芳结婚。崔是王蒙通过共青团的工作认识的年轻女子，王写了很多热情的情书追求她。她比他大一岁，对他的文学才能深信不疑。
政治上的缓和是短暂的。几个月后，毛发起了反右运动。在接连不断的狂热中，50万人被告发，送进劳改营。王蒙的地位过于低微，不值得主席的持续关注。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北京以外山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的四年中他在白天从事低级的劳动，晚上参加“自我批评”会。
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跟他一样是党的真正信徒和忠诚者。他们的遭遇使很多人意志消沉、离婚甚至自杀。王经历了一段濒于崩溃的自我怀疑时期。他说服了自己这是对他曾经享有的特权的报应，并拼命劳动来以苦力救赎自己。后来他写道，背石头和种树改善了他的健康，从童年时期开始他一直是纤弱的。
1962 年，王蒙被允许回到城市，回到崔瑞芳的身边。他和妻子都得以从事教师工作，并且他们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第一次能够共同生活了（在下放期间可以偶尔回家探望），尽管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王蒙仍然渴望从事写作事业，渴望获得文学界的认可。他的文章几乎没有被发表过，小说被批评过于知识分子化。他对工人和农民一无所知，而那被认为是唯一有价值的“新文学”主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与苏联决裂，不断地整治党内的叛逆者。政治气氛再一次阴云密布。
1963年秋季，王蒙申请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偏远的西部地区，居民主要是中国的穆斯林。他是响应党要求作家“深入基层”的号召，但调动也使他远离混乱的政治中心。那年冬天，王蒙全家把他们仅有的物什打包，登上了西行的列车，旅程花了90个小时。
“你觉得我们会在那里呆多久？”列车驶出北京的时候，崔瑞芳问道。王蒙回答：“呆几年吧。最多五年。”他们在西部边疆呆了16年。
新疆适合王蒙。他惊异于那里的美丽：壮丽的覆盖积雪的山脉，多石的沙漠，冲天耸立的白杨树，蓝得像天空一样的湖泊。他被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即使农民们吃不饱，他们仍会种植玫瑰。他很喜欢当地的主要食物：馕和羊肉，为凄美的维族歌曲而感动，心醉于他们语言中的“和谐韵律”。当他发现自己成为“封杀”（官方对某个人和他的作品的封禁）的对象时，他把精力投入到学习维语中，这对于汉族是很罕见的，为他在当地的村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崔和王给她取名为“伊宁”，那是他们居住过的维族城镇。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红卫兵到处抄家，焚烧书籍，殴打老师，经常有时把他们虐待致死。在伊宁，王蒙烧毁了自己所有的个人信件。但地理距离确实帮了他的忙，运动抵达遥远的边境小城时，激烈程度已大为降低，王蒙还得到了维族朋友的保护。一位保护他的年长农民说：“不要怕，老王，任何国家都需要三种人：国王、名妓和诗人。你迟早会回到你的诗人岗位。”
1976年，随着毛的逝世，文革终于结束。尽管政治氛围仍然不确定，但王蒙开始写他的文章，并让它们流传出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上的风险。1978年的一个下午，他正在家里包饺子，看到妻子冒雨冲进家里，挥舞着一本刚刚邮寄过来的《人民文学》。“你的小说发表了！”她大喊着进来。王蒙用沾满面粉的双手抓住杂志：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
不到一年以后，王蒙恢复了党籍，并且，在被搁置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第一部小说得以出版，大受欢迎（后来被改编成一部受到欢迎的电影）。随后，北京的作家协会来了一纸调令。1979年6月，王蒙全家登上东去的列车。一大帮维族和汉族朋友来到火车站送行。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崔瑞芳双手掩面，无声泪流。
王蒙从作家协会领取每月的工资，获得了补贴住房。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作和发表。全家搬进了一座嘈杂的大楼，有一间100平方英尺的房子，走廊里有一个卫生间，外面有一个高音喇叭会在晚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夏天透不过气来的闷热中，他会把衬衫脱掉，只穿着裤衩，一页又一页地写着。
经过数十年的压抑，写作在中国有一种巨大的渴求。文学杂志喷涌而出。1980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150万份；其他主要文学杂志分享着数量巨大的读者群。王蒙用他精巧塑造的纯朴、真诚、在黑暗年代努力挣扎的信徒形象引起了共鸣。他也逐渐变成一位精明的文化官员。作为一名机敏的演讲家，王蒙能言善辩，并且政治技巧纯熟，他被选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他推动了更多自由化的政策，但也与党的高级领导人保持着热情、恭敬的关系。1985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次年，王蒙的第二部小说《活动变人形》（标题指一种玩的时候可以改变形状的日本玩具）出版。它被广泛认为是王蒙最好的小说，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的北京，王蒙基于自己的童年经验，刻画了一幅“旧中国”的苍凉生活图景。小说描述了两对陷入不幸福婚姻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孩子逐渐树立的革命信仰。该书出版的第二年，王蒙成为中国文化部部长。
多年以后，当有人评价说王蒙“是个好人，但当部长没有取得任何成绩”时，他反驳道：“但我取消了对夜总会的禁令！”王肯定是一个自由派部长。他推动艺术领域更大的开放和多元化，将西方的艺术家例如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和普拉西多·多明戈引入中国演出，并且尝试鼓励国家资助的企业采取市场化的措施。
然而，1980年代末期的动乱使这些姿态显得苍白无力。文化热正在兴起。“解放思想”是当时党的一条口号，但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接受这一理念的程度远远超过官员们的盘算。他们没有时间理会王蒙的社会向善论。那个时期属于像刘晓波这样的人。
刘 1955年出生，父母是外省的知识分子。他在内蒙度过了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在毛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送到了那里。刚成年的时候刘是一个不熟练的工人。毛泽东死后，他到了吉林上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博士研究，1984年开始在北师大任教。80年代中期，他引起了一场对前一代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刻薄批判的风潮，指责他们的作品是模仿和平庸之作。有一些更为戏谑的断言是1988年与一家香港杂志进行的访谈中提出的：“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变成香港今天这样。”
他欣喜地堆积着愤怒，将孔子称为“庸才”，并且呼吁中国全盘西化。他将作家、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高行健贬为一个高级模仿者。他宣称中国大陆的作家“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对于像刘这样的反传统者，文化批评和政治改革是同一场战斗的一部分。
文化热的喧嚣场景与王蒙并不是那么相投，他观察到一种“弥赛亚情结”的现象，即幻想文化和社会的转变可以通过集体的意志力和行动毕其功于一役。他觉察到正是同一种幻想激发了中国革命。王蒙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改革的乐观前景及其阵痛，《坚硬的稀粥》赢得了中国短篇小说最高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早饭总是吃稀饭和咸菜的大家庭，爷爷是受人尊敬但是思想开放的家长，他决定把菜单的决定权交出来。家里用了四十年的老佣人接过了权力，她开始省吃俭用，为了爷爷的健康，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人参蜂王浆。随后，紧跟时代潮流的孙子开始提供全西化的早餐，部分家庭成员偷偷地加了中国的调味品，引起了一些消化问题。很多其他形式的改革也进行了尝试，包括民主投票。人们开始各吃各的饭。重孙子去了一家合资公司工作。知识分子的儿子和他的妻子移居国外。不管如何，最后，他们都回归稀饭的早餐，多么朴素，多么温柔。
在 1989年4月中旬的时候，谁也不能保持温柔的心境了。几年前被迫辞职的党的自由派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之后，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对于很多自由派而言，那是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时刻。当时，刘晓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了解到抗议情况后，他立即放弃访问，返回中国。
但当示威继续发展，王蒙感到的不是鼓舞而是害怕。有一次，他花了7个小时和20岁的女儿谈话，随后陪她去她上的大学，等在校门外面，直到她说服了班上的同学不去参加示威。当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和埃及之时，情况迅速恶化。6月4日，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1980年代的一代——理想主义的、纯真的、脆弱的——走到了崩溃的终点。
大屠杀毁灭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脆弱纽带：一部分人放弃了党籍，与当局决裂；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或者被投入监狱。王蒙保持与强硬派之间的距离，但他没有作出退党声明，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在激进派的眼中，他的行为和任何其他畏缩的主政官员并无二致。
他请了病假期间，他在海滨城市烟台度过了那个夏天的剩余时间，创作情绪化的、隐晦的诗歌，哀悼一个时代的消逝。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正式终止了王蒙的部长职务。
我与王蒙相识这么多年里，只有一次跟他谈起过天安门。当时我告诉王蒙外界关于他“软着陆”的评论。他纠正我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做了360度后空翻，双脚落地。’”他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亮光，笑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惬意。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年中，王蒙一直是调查的对象；他以前的一些同事，包括他的副部长们，与他拉开了距离。保守派的出版物公开批评他。伴随王蒙新受到的打击，强硬派认为他的《坚硬的稀粥》实际上是隐晦地攻击邓小平，邓虽然表面上退居二线，事实上仍是当时的最高权威。
很难说清这种指控有多么令人不安。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射的传统，作家们用寓言来批评高级官员。事实上，文革是直接因为一起疑忌引起的：1965年，一名党的知识分子写的历史剧被批评是隐晦地攻击毛泽东。这种指控是荒谬的，但毛极为重视，他命令报纸谴责这位作者（他最终在监禁中被殴打致死），自发的狂热逐渐变成全国性质的运动。因此，当对王蒙小说的指控开始甚嚣尘上之时，王予以强硬的回应。他写信给党的主席江泽民；提起了诽谤诉讼；并且，破坏性地，他公开了一份其强硬派对手――清洗之后的中国作家协会新任头头――在王蒙刚担任文化部长时写给他的献媚信，那是当他还是一个新任命的文化部长时对方写给他的私人献媚信件。
很多自由派为王蒙大声喝彩。但其中不包括刘晓波。刘后来写道，王蒙在公布信件时没有尊重关于隐私的规则，“因为他认为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段，但他似乎没有明白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流氓。”这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原则声明，漠然无视王蒙面临的受迫害风险。
“我在封杀中度过了20年，”王蒙对我说，“那是一种可怕的状态。”这次，封杀很短暂。1991年的秋天，王被允许参加新加坡举行的作家活动。一年后，他被任命为政协委员，政协是政府的政治协商机构。他的福利和补贴被保留下来，像所有按官阶排位的前任官员一样。在被处理期间，王蒙仍旧受到国家的礼遇，包括他带有院子的住房（后来是一套大的公寓）、一位秘书、一辆轿车和司机。
王蒙心怀感激地恢复了全职作家的生活，写小说、短篇故事、批评、诗歌、评论、报告、自传，甚至翻译了一些约翰•奇佛的小说。在一系列精彩的关于几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商业化”的文章中，王蒙雄辩地捍卫了文化的多元化、市场改革和中国威权传统的终结。他也为一位非常受欢迎同时饱受争议的年轻小说家王朔进行辩护。王朔的“痞子风格”被一些人指责是具有破坏性的。随后就是对刘晓波的攻击――臭名昭著的“黑马”文章――以及它所引起的强烈的集体抵制。
我初次见到刘晓波是1991年初，在一家小小的火锅店里祝贺他出狱。我还记得他嘲笑各个文化名人时的戏谑神态。他告诉在座的一位时髦年轻小说家，发现并力捧此人的那位著名评论家，只不过是一名热衷于附庸风雅的白痴。结果这挑起了一场争论。他可能有些过于自负，有时让人难以接受。但他批评的矛头是有真正的勇气和政治信念相伴的。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作用，不是简单的啦啦队长或鼓动者的角色：他为了学生们从广场和平撤离，当真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他可能是天安门学运领袖中，唯一一位出书揭露这场运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道德失败的人。与王蒙毫不留情地评论毛泽东手下的知识分子类似，刘晓波详细解剖了困扰学生激进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同志们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和宗派主义。他对自己也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
王蒙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对刘晓波这样被国家几乎完全压制了的人摆出这种居高临下的不屑？上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朱学勤，当时曾写了一篇关于王蒙的讽刺文章。他告诉我说，他仍然认为这种攻击是不可原谅的。在他看来，王蒙的行为算是落井下石。
这件事情对王蒙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十年多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道，他当时主要担心的是经常会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他时刻提防着任何可能把中国带回“极左路线”的思潮。对于那种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缺少勇气的看法，他感到特别愤怒：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被迫害，甚至被处决或被迫自杀。“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他问道。但王蒙同时也责备自己在这些辩论中有点太缺少对于对方的同情。
王蒙在九十年代中最雄心勃勃的写作项目是四个相互联系的小说，他称之为“季节”系列，其中最后一部完成于2000年。它们构成了他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虚构编年史。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颇为冷淡。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让位给了由邓小平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发展。在政治方面，党实施了不争论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媒体严密地捂紧盖子。随着大众转向积累财富的买卖——正如邓小平所说，“致富光荣”——文学期刊发现自己的读者群不断萎缩。一种充满活力的，不断被引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流行文化正在崛起――这进一步消弱了大众对于严肃小说的兴趣。但是，即使在文学圈内，“季节”系列也没得到什么赞扬。评论家们抱怨说，王蒙的叙事风格，已从鼎盛时期的动感与机智，变成饶舌与卖弄。他的语言缺乏精致与内敛。他的描写满是夸张的形容词和成语的堆砌，成为混沌的流水账。
有一次，我与王蒙和崔瑞芳在一起的时候，她提到“季节”里的某一部小说，问我觉得如何。我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最后说我还没有读过。本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无法读完它。王蒙很快岔开了话题，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他明显觉得这些小说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人理解。他认为，以前不曾有人这样充满坦率和同情地写起过中国革命的经历。
如果你想知道这是否是一部由于主流评论界改变风向而失宠的重要文学作品，下面节选自书中提到毛泽东的一长段文字可以算是一点样本：
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的狂欢，是毛泽东的诗化狂想曲……它是一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先锋派思想的狂欢节。它也是一场意志力、概念和语言的狂欢节，是为了搜寻一点新意而创造的历史……毛泽东让年轻人短时间把他们自己解放到极致，摆脱所有束缚和规距。它令所有人类和整个世界都感到兴奋。它是有一点残忍。可是，难道那些服从和僵化对于生命和青春来说不残忍吗？文革的确是彻底地激动人心。这就是为什么柏林墙会被西德红卫兵的海报所覆盖，为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会成立伯克利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法国文化部长兼作家马尔罗会十分钦佩毛泽东，以及很多年后，为什么遍布世界的拳击迷会通过电视直播看到泰森在他的胳臂上纹上了毛泽东画像。
撇开散文的雕饰不说，读者对于文革只是“有一点残忍”的说法会怎么想？一位以简洁风格而著称的当代中国优秀小说家曾经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希特勒”，他远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尽管中共的合法性仍然是与毛泽东绑在一起的，对他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也仍然被禁止，但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暴君，他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即使在美学意义上，毛泽东也已被广泛谴责：评论家们认为他对于破坏优雅精致的普通话，代之以粗暴刺耳的口号负有责任。有人认为，在共产党统治几十年后，毛文体已严重污染了中文写作。
这种争论是有后续影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在有关毛泽东遗产的争论中，哪种解释可以占到上风。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季节”系列明确表明的那样，王蒙对毛的评价远远不到谴责的程度。“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毛泽东，过于简单化了，”王告诉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的好事和坏事都取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一个政治和文学天才。你了解他的诗词和书法。而且我认为他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是在1949没有占领香港，尽管当时他大概派一个旅就能办了这件事。第二件事是和苏联决裂。因此，他留下了一扇向西方敞开的窗口，使中国跳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你要谈毛泽东的暴行？如果你还记得所有在中国衙门里的酷刑折磨，历代的那些凌迟处死的话，那么，你清楚他前面肯定有很多的先辈！不过，现在还不到真正讨论毛泽东的时候。”
其他作家对于王蒙不愿谴责毛泽东这件事，有着各种解释。朱学勤说：“毛泽东曾经帮助过王蒙。王蒙有感激之心，这很正常。然而，在考察了毛泽东的好和坏之后，最终应该摈弃他才对。王蒙无法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什么？因为他太精于算计。”其他人则认为其原因是和年代有关。“在王蒙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来自福建的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这样告诉我。“他们往往可以对自己亲生父亲非常严苛，但绝对忠于其精神之父。王蒙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这样说，因为如今在知识分子中，谴责毛泽东是相当时髦的事情。他那是真正的忠诚。”
有一次，王蒙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他是否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王蒙呵呵笑着说，“洗脑？你认为有人能取出我的大脑，并给它洗一洗？”他接着解释说，是他选择了去接受革命和共产主义。然后，他引用了北岛的一个著名诗句：“我不相信！”“那么，”王蒙在屏幕上脸色凝重，声音略有上升地说道。“我可以说我这一代人是这样的：我们相信！”
北岛是我这一代人的艾伦·金斯堡。我们出生在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文革之中。他早期的诗歌主题――异化，怀疑，通过浪漫的爱情实现个人救赎——涉及了我们人生旅途上的所有基调——从毛主席的红孩子到伤心失望的成年人。但是，看到王蒙捍卫他这一代人的尊严和他们所选择的信仰，我很受感动。从王蒙的誓言里，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直到他去世，也仅是愿意修改，但不肯放弃他的信念。我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王蒙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已经为自己的青春狂热承担了个人责任。中国人在写到毛泽东的清洗运动时，往往是描绘无辜受害者的痛苦。但王蒙则一针见血地描述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是如何积极参加了运动。这样不留情的书写体现着诚实和勇气。然而，为什么他仍还要重树这个带来如此多破坏和妄想的信仰呢？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与王蒙在北京的三联咖啡馆里一起喝茶，当时他在那里刚刚做完新书签售。身着深色休闲裤和一件带有中式衣领的黑色外套，王蒙显得既机警又放松。我提起外界对他不断的批评，说他为中国政府做辩护。“丘吉尔曾经说过，‘我支持民主，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更糟，’”王蒙笑着答道。“我对中共的看法也是如此：我支持它，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没有它，事情会变得更糟。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如果由你来治理中国，不出三天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而你也会丢掉脑袋。’所以，我不是在谈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我说的是其必然性。让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访问北川的情况”——那里是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中心。“我站在那里看着废墟，心惊胆颤，它绝对可怕！专家告诉我说，这样的大地震是由地下一千多年来发生的各种相互关联的运动所造成的。因此，当它终于爆发时，肯定是天摇地动。”他呷了一小口茶，紧紧地盯着我。“你懂我的意思么？这跟中国的革命是一样的。”大饥荒，文革，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红卫兵' 狂热，这些吞噬了数以千万计生命的种种，对他来说，都是地球母亲不可避免的爆发：虽然可悲但也是某种壮观。
“如果当初共产党没有胜利，”我坚持道，“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不是可能会少受些苦呢？”
王并不承认对此后悔，他认为那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改朝换代历来都是通过暴力的，”他说。“最令年轻人兴奋的两件事是什么？性和革命！”
我指出，尽管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代价，旧中国的社会和道德弊病——腐败和不平等——至今依然存在。
“是的，它们仍然存在，对吧？”他皱着眉头说。然后，他叹了口气。“建英，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对这些‘假如’的问题不感兴趣。”
这次谈话让我想起王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小说《相见时难》。其中的主角姓黄，大概可以看做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黄是中国的一位高级干部。他见到了老朋友，一位住在美国的中国女士。由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恐怖难以忘怀，因此一直坚持想要与黄进行“深入讨论”。黄在头脑里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回答：“那些被恐怖吓破了胆的人，请你们走开。历史将不会因为害怕付出代价而停止它前进的步伐。
“你可能会感到沮丧。你有权利感到沮丧。但我没有权利感到沮丧，因为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话虽如此，黄却对这次可能的谈话感到不安，于是安排了一次旅行，最终避开了见她。
“我是中国今天的主人”――王蒙从来不曾经对我这样说过，但他也没有掩饰自己作为这个新中国的一名精英份子的自豪和责任。革命已经结束，破坏的热情已消失，党已经朝着建设性的道路转向。为什么不能积极向前看呢？正如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布礼》中，主人公充满感情所说，“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去年夏天，我与王蒙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一起，参加了一个为期九天的新疆之行。这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当地的作协为王蒙以前关于新疆的作品举办一次纪念活动，并给作家们提供一个机会，可以从基层收集新鲜的素材。王蒙所写的关于维吾尔族生活的小说，是一系列契诃夫风格的短篇，用简单而现实主义的语言写成，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是最感人的。它们没有冗长的叙述，而是专注于普通生活的细节，以及大自然感性之美；其基调是在悲剧中带着温和的喜感和黑色幽默。读完它们，你可以感觉到王蒙对维吾尔文化及其人民有着真诚的尊重。鉴于他现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不免怀疑他与他们的这份联系还剩下多少。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很是大开眼界。自始至终，我们都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住在四星级酒店，享用着一顿顿的美酒佳肴，听取当地官员的讲话，观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区文化节。不论我们去哪里，当地官员和导游都陪同在左右。我们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在街上逛逛，或自己去见见当地人民。行程快要结束时，我和另外两位作家决定自己到维吾尔族聚居区转转。两小时后，当地导游焦急地找到我们，并数落起来。 “你们会迷路的，”她说，“或者在小巷里被人扎伤！”每当我问起汉－维冲突的问题时，我们的东道主都会置之不理，直接换个话题。当我们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时，警车会一路护送。
当我们到达王蒙七十年代所住的维吾尔族村落巴彦岱后，一群记者围了上来，跟着他寸步不离。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走过来，把脸埋在王蒙的肩头开始抽泣。他是前任村长，和王蒙相识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两人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然而现场林立的电视摄像机和晃眼的摄影灯光，以及大量的围观人群，让这个场面几乎有了超现实的味道。
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无意间听到了王蒙与新疆地区政府主席用维吾尔语交谈，并评论说，王蒙听起来象“一个不同的王蒙。”维吾尔族官员回答说：“噢，这才是真正的王蒙，从巴彦岱出来的那个！”后来，王蒙把这段话转述给挤满了会议厅听他讲话的听众。那些人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他谈到了在中国，某些时候即使你想成为真正的自我都做不到。他越讲越动感情，并开始在空中挥舞起手臂。“的确，说维吾尔语的王蒙才是真正的王蒙！而真正的王蒙永远属于巴彦岱，属于新疆！”他几乎是在喊了。维吾尔族听众的掌声热烈而又持久。
尽管王蒙已经有了名气和地位，但维吾尔人在跟他交流时仍然还是真情流露与发自肺腑：他们拉住他，拥抱他，哭着，笑着，跟他用飞快的维吾尔族语交谈。一天，在喀什附近某个广场上举办了一个俗气的“民间”庆典。一名维吾尔族男孩跳着舞向王蒙走来，他后面跟着一队身着鲜艳服装的歌手和舞蹈演员。王蒙也随之开始跳舞，按维吾尔人的风格，摆动起双臂和肢体，双脚踏着完美的节拍。那个男孩兴奋异常，人群中响起疯狂的欢呼。一次例行的做作，演化成了真正的欢乐时刻。
但是这样的时刻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每天各种空洞堂皇的讲话。我常常想知道王蒙对于我们这次巡游的奢侈和造作到底有什么真实感想。
7 月5日，就在我们离开新疆几个小时后，现实暴露了出来。该地区的首府发生了骚乱，起因是在中国南部的一场导致两名维吾尔人被杀的群殴事件。到骚乱结束时，有近二百人死亡，近两千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由于族群关系恶化，政府派遣大量部队进入该地区巡逻。王蒙对此事保持了缄默。
十月份，中国媒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在此期间王蒙在几个脱口秀节目中作为嘉宾出场。有一次，他说起自己与维吾尔人密切的个人联系，讲了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故事，比如他曾和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坐在公路边，用自行车铃盖当杯子，分享了一瓶白酒。他的语气既热情，也自嘲，还有些怀旧。他所表达的是民族团结和汉维友谊。但他也清楚国家媒体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界限。他没有提及骚乱的事情。
王的实用主义让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话。那次他的精神颇为低落。“中国很可怜――任何领导人只要一谈民主，就会失去权力。”他告诉我。“人均GDP仍然非常微不足道，整个国家就是一只纸老虎。稍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感到紧张。”他补充说：“如果中国能够再有二十年时间的和平发展，那么情况会有所不同。可是眼下？”他叹了口气。“不过，至少看来我们是不会再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一方面，这位兼容并包者还梦想着社会转型。另一方面，那位致力于社会转型的人对于兼容并包的厌恶也越来越少了。我与王蒙在三联咖啡厅喝茶之前一年，我参加了刘晓波为欢迎我哥哥查建国而举行的晚宴。建国此前因为推进民主活动而被判服刑九年，当时刚刚出狱。在他出狱后的几个月里，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两个警察一刻不停地跟着他。建国毫不退缩，直言无忌地谈起鼓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计划。在晚宴上，刘晓波对建国的热情进行了降温，而且后来让我提醒建国不要期望过高。他引用了一个经典的诗句：“不要‘一览众山小’！”回想起王蒙把刘晓波形容成桀骜不驯的黑马形像，我忍不住笑了。
与以前将温和等同于投降，将礼貌等同于奴性的火爆脾气相比，刘晓波已经变得成熟了。即使在他征求零八宪章签名时，对那些拒绝签名的人他也能保持亲切态度。上海的一位学者告诉我，由于不愿影响到自己正在建立的奖学基金，他决定不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当得知此事之后，刘晓波告诉他，他完全理解并尊重他的决定，一个人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俯首默许或坚决反对，是否真的只有这两种选择呢？王蒙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而这也是关于他的争论中心。与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强调其自身的独立精神不同，王蒙并不试图把自己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我身外的客体，”他曾这样写道。“当你喝的水和你吃的食物，所有一切都来自‘国家’时，甚至当你拉的屎都需要由政府的卫生部门处理时，你怎么能吹嘘说自己跟它有距离呢？”
王蒙以他的热情和智慧，他的乐观，还有他所宣称的对党的忠诚（以及温和的批评），使得国家变得人性化。而这正是他成为一个如此有争议的人物的原因。《开放》杂志（一份公开反对中共的香港月刊）的编辑金钟说，王蒙让他感觉很像周恩来――周是毛泽东忠诚而顺从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是受到中国人民爱戴的人物，因为他个性富有魅力。但他从没挑战过毛泽东，从本质上说，他只是在为邪恶服务而已。”现在住在美国的一名中国诗人张尔（Zhang Er）说：“中国仍然是主奴文化：一个主人高高在上，所有其他人都是他的奴才。王蒙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奴才。”她用到的“奴才”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当奴隶的材料。”她用这个贬义词是经过斟酌考虑的。她认为，在中国漫长的精英人才为皇家尽忠服务的传统中，王蒙就是一个当代的范例。
有些自由派人士的看法则更加温和一些。其中一人曾告诉我：“如果你从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官员的整个职业生涯来看，他实际上是主流的温和派。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庸之道。”这是儒家的一种说法，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避免极端化，把天下所有事物都合理对待，以取得一种理想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王蒙和刘晓波看似对立，但他们所参与的，其实是一项共同的事业。刘晓波从一位激烈反共的青年，已经进化为成熟的、非革命性政治改革的领军人物：他仍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也承认它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以及它偶尔会表现出的宽容。他在自己的审判结束时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在去年二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政治改革应该“渐进，和平，有序，可控”，“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而王蒙――往往从体制内部――也一直灵活与持久地呼吁开放和宽容，他的职业和文学生涯中贯穿着与强硬派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两人都走向中间立场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目前的状态。
“中庸之道”：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过把中国的“封建传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各种激进尝试，但是儒学以其对于德政，向善与社会和谐的强调，正在这里复兴。在流行的电视节目百家论坛上，在大量有关儒家和道家的畅销书中，以及在学童和成人阅读古文的时尚里，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它还体现在政府的新口号“构建和谐社会”当中，体现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发言中引经据典的嗜好中，也体现在由国家资助孔子学院在各国的不断成立中。因此，当代的官场文化――官僚体系，权力阶层，戏剧性的铿锵言论――代表着旧日帝王之道的回归。王蒙自己的思维与才干，显然是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的。
孔子曾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而王蒙本人也没有显出放缓周游的迹象。九月份，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前的两个星期，王蒙在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做了一次演讲。他在到那里之前曾惋惜地跟我说起，在1989年之后，中美作家之间的对话是如何之少。――据他说，甚至比中美军界之间的对话还少。他自己用英文准备了讲稿，希望发言能够跨越鸿沟。在哈佛，他讲述了自己凄惨的童年，以及他在青年时期参与中国革命的经历。他讲起了自己的孙子十四岁时，他们爷俩之间的一次谈话。――他本人当年就是在这个年龄加入共产党的。他批评孙子花了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孩子回答说：“可怜的爷爷，我敢肯定你还是个孩子时，肯定没有什么玩具。如果你的童年没有玩具，那么你只有参加革命了――除此以外你还能有什么可做的呢？”
王蒙笑着说：“我想也许他是对的。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也一样。我无法想象，我的孙子辈将复制我的人生之路。但我坚信，世界上的各国政府都有责任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足够的玩具和好书。否则，年轻人都有权参加革命，推翻那个毫无用处的政府。”听众们大声鼓起掌来。但是他还没有说完。他脱离了讲稿，说道：“我多次提到了过去，这让我想起芭芭拉·史翠珊的歌《往日情怀》（The way we were）。”听众们笑了起来。他随即说出那首歌里的著名歌词：“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来一遍，告诉我，我们还愿意吗？我们还能做到吗？”他清醒地继续说道： “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有机会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而且能够象我以前做过的那样。”
然后，就像一位老派的、知书达礼的使者那样，他向所有在座者保证他愿做他们的朋友。这让人不忍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悔。王蒙就像他笔下的许多主角那样，确实令人想起具有儒家素养的优秀官员的形象：忠君爱国，同情百姓，鞠躬尽瘁，致力于完善现有体制，而非改变它。正如所有那些为伟大的权力和文化中心而献身服务的人一样，他的成就与妥协，也必将被众人评说。
（本文原题为Servant of the State，Is China’s most eminent writer a reformer or an apologist? 刊载于2010年11月8日The New Yorker。）
【The New Yorker】201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