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讨厌的镜头：从《给十九岁的我》得奖想到的

第41届香港金像奖开奖，最佳影片花落争议影片《给十九岁的我》。此片跟拍名校英华女学校几位女生的成长生活，在去年的第4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46）上首映，今年2月2日正式上映，口碑极佳。然「私隐风波」旋起，影片一夕转遭观众唾弃。引述《星岛日报》的报道：

……在2月4日晚上其中一位主角阿聆向杂志投万言书，控诉片方及校方不重视学生意愿、忽视学生私隐。阿聆表示在前年12月的校内放映场后，校方提出参加电影节、包场放映等要求，她当时已经坚决反对，并要求删除自己的片段，不过导演等以已过电检为由拒绝。阿聆亦重申：“我从来没有给予公开放映的consent。”……阿聆更因《给十九岁的我》公映一事情绪受到困扰，需要向“心理医生”求助，专家亦认为以阿聆的情况，电影并不适合公映。

另一主角阿佘亦向杂志投诉其中一场食烟画面，是团队以“狗仔队”形式偷拍。在《给十九岁的我》中几位女学生在中三、四时，明言拒绝拍摄，张婉婷却仍容为“反叛”，阿佘亦并不认同。

©《星岛日报》，2023-04-17

一时间骂声鼎沸。于是，2月5日，导演张婉婷代表片方宣布次日起该片停止公映。此时该片上映仅四天。对这一争议的事实细节，我没有太多的兴趣去了解。读者有意，网上有许多资料供你过把侦探和法官的瘾。但此片戏剧性地成为了一部「看不到」的「最佳影片」，确实让人疑问艺术作品，尤其是影像作品的著作权，与其被摄者的肖像权及隐私权等人格权之间的边界何在。

我会想到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Mark Cohen）著名的摄影作品《暴怒的男人》（Flinching Man）。摄影家在街头拍照，惹怒了被拍的路人；暴怒的男人上前挥拳相向，而马克·吕布则用他标志性的腰平机位拍下了自己被殴的一瞬间。

这幅照片有不少可说。比如马克·吕布令人可叹的摄影师本能——被打的瞬间，他下意识的反应不是保护自己，而是按下快门，即便这意味着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亦所不惜！再比如摄影这一行为与被摄对象的互动：在这幅照片中，作者的拍摄行为毫无疑问地参与到了画面捕捉的「事件」当中；虽然未出现在画面中，摄影师却毫无疑问地「在场」——不是取景器后的一双冷眼，而是在那里的一具血肉之躯。

但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被摄者用挥拳的动作，最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一个意思：他——不——同——意！

他不想被拍摄，不想自己的身影出现在胶卷上。他可能不知道马克·吕布是谁，当然，也不需要知道；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无礼的、以镜头冒犯了自己的人。尽管最后的照片中没有拍到男人的面容，但他要是看到这幅照片被到处印刷，一定不会高兴的吧。

如果马克·吕布是位谦谦君子，非常尊重别人的隐私和肖像权，那么这幅作品也一定不会出现在摄影学的教科书上。但幸运或者不幸的是，他恰恰是一名以侵略性著称的粗暴的摄影师，常常在街上怼人拍完照片后扬长而去。

日本的摄影家濑户正人早年也有地铁偷拍系列《Silent Mode》蜚声艺坛，却导致日本立法要求手机相机必须有快门声，以避免静音偷拍继续猖獗。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给十九岁的我》这部影片辩解：黑白照片不同于纪录片，街拍不同于跟拍，20世纪60年代也不同于21世纪20年代。两件事的情况千差万别，没有太多可比性。我只是好奇，作为「艺术伦理」（这个词在今天被报章和学者理所当然地使用着，但我却怀疑它的存在与否）的一条规则，被摄者的意志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被尊重？

难道每个进入画面的人都要签一份《同意书》吗？不现实。只要被摄者不同意，就不可以吗？那么马克·吕布的名作，是否应该被"cancel"呢？

我不知道答案。

但这多少提示我们：影像的摄制有内在的「窃取」之特性。镜头不可避免地指向不属于摄制者所有的更广阔的世界和人，将它们制作为摄制者的「作品」。这一可以被称为「重现」（reproduce）的动作，即是摄制者将外界事物「窃」为己有的过程。按下快门的人尽管拥有作者的身份，现实中却不得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像这种媒介，尽管在制成后成为了看似独立的「作品」，实际上仍对它所涉及的现实世界的那一部分（所摄入画面的人和事物）存在藕断丝连的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