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的悲剧：一场无可推卸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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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生　中国劳工论坛

至五月，上海终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这个乐观的声明所不能掩盖的，是上海市的灾难很大程度上绝非天灾，纯属人祸——这场人祸并没有随着官方所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终止。

我们处于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习近平政权却没有汲取任何科学的教训。连之前与中共友好的世卫组织最近也客气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在封城后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资、哪些企业能成为保供企业，统统由官方拍板决定。于是，受严格管制的物资供应为当地留下了巨大的贪腐空间。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迹斑斑的企业成为了红头文件上的“保供企业”。

上海因为官僚的低效与腐败而出现了生活物资的紧缺，反过来生活物资的紧缺又使官僚与投机者得以更加疯狂地盈利。就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幅奇观：在京东等相对有保障的电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资格审批上不得送货的同时，一些资质存疑的“保供单位”却顺利获得批准，一路绿灯地为居民送来了臭掉的榨菜、变质变味的猪肉等各路劣质食品，而各地无偿捐赠的物资有的被捂在仓库里，有的被高价倒卖，有的甚至被扔进了垃圾桶。

有人会问，难道社区居委会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吗？他们难道不能从基层做起、抗衡这种恶劣行径吗？

很遗憾，不能。居委会名义上来看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他们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级命令的体制末梢，严格听从上级“从严从紧防控”的指挥，既不群众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干部更是颇有官老爷风范，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宝的，有放任菜蔬在仓库里烂掉的，不一而足。群众即使试图参与到社区工作中去，也只能担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志愿者，进行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并没有民主、自治的机会。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于“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可事实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计五百馀例；而作为对照，上海群众自发记录的、不计入卫健委报告的疫情“次生灾害”死者不完全统计就已经有近两百例。这些死者中很多本来可以救回来。但是，有的医院“为了防疫”已经关掉了急诊和发热门诊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医院要求病人必须先做核酸检测再抢救，哪怕病人已经不可能活着看到核酸结果；有的社区底气十足地拦住准备就医的重症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们“想出去就别回来”；而因为封控而断药、断氧、救护车调度困难则使众多病人只能在小区、养老院里等待已经来不及抵达的治疗，然后默默死去。

他们没有死于疫情——他们死于疫情“防控”，而他们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连疫情死亡数字都不是。

“大概在10号到11号，氧气瓶就完全没了，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们养老院在一个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医院包围，平时救护车也就是5分钟的车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现在拨了120，车子得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要2~3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老人氧气跟不上，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死掉了。”

——上海一家养老院长的口述

自始至终，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虑了疫情数据与经济数据的权衡取舍。对他们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经济数据与疫情数据面前分文不值，所谓“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过是政绩单子上的“数据至上”。

在中国官方的神话里，党中央的方针和官僚集团的领导仿佛已经成为了万灵的处方，但在群众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摇摆，并为官僚集团的“政绩”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这一套谎言就再也不能欺骗他们了。群众政治意识的逐渐复苏——从观察与思考现状出发，他们积累下了对官僚的无能、残暴、腐败、乱指挥的愤怒。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民主的救灾委员会，接管分配物资和管理社区的权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组织起来，并严惩扣押物资的腐败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