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農村嗎？」我猜大多數外人見到標題反而會問。的確，對於遊客而言，香港的形象一向被視為是國際化大都會。蘭桂坊的夜晚是五光十色以及燈紅酒綠的生活；在中環租金最昂貴的地段，無數的資金在這裡流動，從世界進入到香港，從香港流向中國內地，又從中國內地走進香港，然後走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無數的奢侈品在這裡設立門市，來自各地的客人大包小包的在這裡購物。

對於生活在這裡的一般人而言，這座城市則豐富得多。這裡不僅僅有高樓大廈、維港燈飾，也有充滿市民氣息的公共屋邨以及九龍城的小巷和街坊鋪頭。深入到新界，除了鐵路沿線的新市鎮之外，更加有小路和巴士連接的大大小小的村落。每天早上，住在裡面的人們通過小巴、九巴等公共交通到達各個鐵路站或者轉車站，再通過這些城市的血管到達香港商業的中心，開始一天的生活。

很意外的我成為了這些村落的一員。某一個夜晚，當我從大欖隧道轉車回去我的村的時候，突然有一種感覺：雖然我住在被視為鄉村的地方，卻突然意識到香港其實沒有鄉村可言。當然，這句話其實太過絕對。被認為是寸金尺土的香港，實際上有很多地方依然有農田進行耕作，本地的農場依然每天為各大超市供應新鮮豬肉和蔬菜。只是在數量上遠沒有進口來的多。

然而在這座交通十分便利的「城市」，鄉村和城鎮之間的界線卻十分模糊。甚至於可以說，香港的鄉村地方，往往只有鄉村的形態，而沒有鄉村的生活。這也是我所說的，香港沒有鄉村的意思。在這裡，鄉村不止是一套生活方式，而是一種關於日常的觀念。這一套觀念的運作固然需要與周遭的空間佈置相結合：例如我沒有辦法夜晚十二點到樓下的7-11買一個飯糰，因為根本沒有便利店。但是，隨著市區租金上升，市民進入鄉村居住、鄉村地區與城市的交通網路的日益發達，以及村民的後代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的節奏等一系列因素，鄉村的生活方式已經逐步被城市的生活概念所取代。

模糊但依然存在的界線

雖然從地理上無法讓鄉村直接與城市接軌，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原本居住於城市的人遷入到鄉村之中，城市的生活方式也逐步在鄉村之中呈現與鞏固。林偉強曾經估計，隨著新界的都市化進程，非原居民與原居民的比例已經高達七比三（張文珊 劉嘉蕙，2002）[i]。 另一個城市人遷入農村數目比例已經日漸增加的例子，是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我們認為，一般原居民會比較傾向於投建制派，那麼從結果上看，多個有大量鄉村的選區卻是非建制派獲勝這件事，從某個程度上可以認為是非原居民已經逐步開始佔據很大的比例。縱使其中有政治取態轉向以及選區劃分的其他因素，但是絕對票數上的非建制派多於建制派，卻是非常重要的指標。當然了，如果這個前提成立，那也可以見到，在諸如八鄉等地，原居民的比例依然很高。然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比例，在這個討論中應該只能作為註腳。一方面，是因為原居民的認定往往是依靠人際關係，這一點並不完全是如何組織生活方式的問題。實際上，有很多原居民早就已經告別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開始了朝九晚五的商業生活。

不過反過來，城市人的遷入不一定帶來城市的生活方式，相反，正正是因為鄉村已經變得城市了，才讓更多的城市人進入鄉村之中生活。生活方式的相近，能夠讓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的人更加容易接受在鄉村的生活模式。而租金的低廉抵消了部分鄉村的缺點，例如蚊蟲要比城市中多，購物不方便等。但只要日常生活的模式不是有很大的改變，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這個過程往往是反復的，來來回回的。一方面，鄉村的空間以及其與傳統上城區的關係會影響人們遷入的習慣。另一方面，城市人的進入也讓城市的服務有了延伸的動力，當他們進入鄉村之後，會產生希望複製城市生活的衝動， 從而帶動了鄉村的城市化。同時，經濟活動的一體化以及不斷上漲的住房開支使得鄉村人士有更大的動力租出或者出售自己手裡的土地或者房屋。這一切都直接或者間接地使得在生活方式上鄉村和城市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從外面來的人往往甚少介入到當地鄉村的生活之中。一方面這是由於村民視城市人為外人。在過去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正如新界理民府工作三十年的James Hayes的觀察，外地人出現在鄉村，往往是由於旅遊觀光的需要。對於城市人來說，這些鄉村地方是香港的異域，遊客數目之多甚至於一度使得其中一些村民要貼出告示禁止遊客進村（許舒, 2006:323[ii]）。另一方面，鄉村的傳統生活本身經常是基於宗族的活動。這不是說所有鄉村活動都是排斥外人的，事實上，城市人也經常會進入到新界鄉村地方觀看當地傳統儀式，但從心態上更加像是遊客對於一個異於自己日常的好奇。

另一個因素則是殖民地時代所留下的法律。由於《新界條例》等法律的訂立，以及當地政治領袖的遊說工作，使得新界村民獲得了基於其村民身份的特殊待遇。這樣一種基於身份的待遇差別，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村民和鄉村始終要保持身份差異的現象。

當然這和世代也有很明顯的關係，一般而言，年輕一輩即使是原居民，其生活的方式和各個方面的取態都早就因為年少的時候已經開始進入大眾學校而和城市人差別不大。同時，他們的生活範圍也早就從鄉村擴大到整個香港，或者說，對城市地區不再以一種域外的視角去看待，而是作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來對待。但是對於老一輩而言，那條村基本就是生活範圍的全部，或者再加上臨近的村落。現時依然可以見到村中仍然有舊時的雜貨鋪等供周圍的村民購買生活用品。當然，隨著交通等現代化設施的建立，村民們也因而更加容易外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生活的空間，但是界線卻不能完全消弭。

或多或少的，即使在外人已經甚多的村落之中，一個無形的邊界依然存在。這一點我有一個親身的體會，在2019年8月份社會運動最為激烈的時候，當時支持建制的一方就流傳一個信息，指示威者要進入鄉村「搞」祠堂。當然實際上這件事沒有發生，但是從一個角度上看，這也反映了鄉村的政治取態和對外來人，尤其是政治取態不同的人的恐懼。當時我正準備搬入現時的住所，和我共同租樓的朋友執意想進入村裡看看（並且他由於身形的關係還喜歡穿著全身黑色，而這個裝扮被普遍認為是示威者的裝扮）。當我們在接近本村祠堂的時候，我們見到了一個準備去公廁的阿伯，他操著鄉音非常濃重的廣東話首先質問我們是什麼人，要幹什麼。我們表示了是新的租客之後，他說了這樣的一句話「你地就係外面好好地住，冇事就唔好入來」（你們就在外面好好住，沒事就不要進來）。換言之，這位阿伯心目之中，雖然這條村的外圍已經修建了不少房屋租給了外人，但是鄉村的邊界沒有消失，而只是隨之後移而已。這裡依然存在一種不希望外人進入的心態。

這一種界線也在城市人之中被廣泛的維持，其中一個表現形式是鄉村地區往往是旅遊網站的常客。當城市人生活勞累的時候，他們會在放假的時候三五成群的進入鄉村騎車，觀賞沿途的風景等等。而在肺炎肆虐的2020年初，則被視為人煙稀少的世外桃源，可以躲過人多密集的市區生活，從而可以摘下口罩放鬆自己，卻意外的使得郊野地區大塞車（勞敏儀, 2020[iii]），來遊覽的人密集得甚至可以媲美旺角。另一個有趣的資料則是著名「屯門有牛」的都市笑話。這個都市笑話的聽眾顯然是居住在九龍、香港島甚至於新界新市鎮的城市人，笑話的內容則是距離傳統市區較遠的屯門依然遍地有牛。有牛被作為鄉村的象征，因此即使同樣是新市鎮，有高樓大廈的屯門，卻也總是被視為是鄉村的一部分。這個也從側面反映了鄉村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隨著網絡的發達，也有屯門人特意用改圖的方式，以揶揄的態度希望大家重新認識屯門，不要覺得屯門只是有牛，而實際上屯門是一個新市鎮，跟市區的差別不是太大）（顏寧，2017[iv]）

現代化與生活空間的改變

外人的遷入不是故事的全部，早就在城市人開始遷入鄉村之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早就隨著現代化設施的建立而進入到鄉村之中。水電煤的開設，以及三層村屋的普及，將城市的規劃方式帶到了鄉村的每一個角落。而今，傳統的一層，帶斜屋頂的村屋已經屈指可數，人們將之視為舊時代的東西，亦甚少建築。新興建的村屋往往是三層的，室內設計上已經和城市之中稍好的住址別無二致。唯一的區別可能只是空間上更大，而對於套丁建設的村屋屋苑來講，則是更加與市區建築的內部設計沒有差別，畢竟他們的客人正正是來自市區，希望能夠改善生活品質的上班族。

因此，作為同一個空間的鄉村，其實正在經歷兩個過程，使得城市的某些概念得以進入。第一個是基建的推進，使得村民感受到了現代生活的便利，也逐步因應這些新的設備調整著自己的建築和生活習慣。同時，建築標準的推行、技術的進步使得舊時代的建築設計可以被其他的設計所取代，例如斜屋頂被去水渠所取代。同時，交通的便利不僅僅帶來了都市化的設計理念，也將鄉村的住房市場與市區連接起來。巴士、小巴以及其所接駁的鐵路線，使得即使居住在鄉村出行也不會過於麻煩，所耗費的時間也得以用分鐘或者半小時進行計算，而不至於是一整天。住房市場的一體化，讓村民有了出售房屋的動因，也為飽受租金壓迫的城市人提供了另一個選擇，從而促進了城市人進入鄉村。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鄉村入住權概念的改變。鄉村總是有一個入住權的問題，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隨意住某一條村的。居住的前提是那個人是該村的成員。同姓村的情況下，一般是家族中人才能入住。這不是說就要近親繁殖了，歷史上有不少各種的方法使得一個人得以進入社區，成為成員。一個有名的案例是在南洋，當地人通過嫁娶的方式成為華人，即使從長相上完完全全是南洋人士的模樣，卻也能獲得在華人聚落的居住權。但是這種時候也往往意味著居住的時間是很長的，這與今天短期租約的設計格格不入。兩個因素令入住權變得越來越鬆散。一方面，是鄉村人士在不斷移民走出鄉村。根據許舒的觀察，1980年代已經有很多村民移居出去，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村本身越來越難維持入住權的嚴格限制。另一方面則是法律上的變遷。雖然英國人顯然不願意太理會華人之間的糾紛，但是既然英國的法律已經隨著殖民地的建立開始生效，經過如此長的時間，如果本村有出租/出售的房屋，阻止他人出租或者阻止租客進入顯然法律上的風險都不小。更何況既然阻礙他人賺錢並不是一件合適的事情。

鄉村的沒落？

縱使鄉村正在經歷不可逆轉的現代化的改變，鄉村中的城市人也越來越多。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鄉村的未來是要變成城市呢？答案或許要豐富得多。

誠然，鄉村本身基於家族的文化可能逐步衰退。外人越來越多的時候，以某一個姓氏為依歸的傳統往往只會變成部分人的盛會，而無法成為全村的活動。但是不少的村落正在試圖復興它的傳統，或者改造、發明新的傳統。例如林村就很擅長利用它的許願樹，營造出一種能夠普世的為大家帶來幸福的意象。參與鄉村活動的權利不再限定在本村以及鄰近村落的成員之中，而是拓展到了任意一個來到的人，不論他/她是姓李、姓林還是姓奧本海。大角咀的廟會活動也如此，並成為了香港這座城市的特色之一，而不再是某一個村落的特色。

另一方面，一些年輕人也嘗試在鄉村中尋找香港的特色。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嘗試讓鄉村進入理想中的樣貌，並建立一種在地的運作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嘗試打破本地傳統鄉紳的壟斷，並重新發明鄉村生活，為城市帶來另一個選擇。而這種過程，也或多或少地抵擋著鄉村變成城市的過程。

小結：城市化與鄉村變遷

可以預計，隨著香港城市租金的不斷上漲以及人口增加，城市會越來越深入到鄉村之中，並一步一步改變鄉村的生活結構。改變背後則是基礎建設、市場的整合、鄉村人口移出等一系列因素和社會過程。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這裡所謂的鄉村生活結構，斷不僅僅指城市人進入，而是一整套的「城市生活」的概念。這些概念包括日常生活的範圍究竟是本村及鄰近幾條村，或者是整個香港。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內外的界線，或者說是否有個叫做鄉外的地方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則是時間的統一。隨著村民的上班地點從本村的農田轉變為香港島或者九龍，村民心目中的時間的概念也會隨之改變。計算時間不再是半天、一天，而是小時、分鐘。早上趕巴士的人，往往是看著車還有幾分鐘到達來決定出門口的時間的。

這種改變的一個重要因素基礎建設的完善。試想一下，在1955年的八鄉上村，當時只有65分鐘一班的巴士的時候，很多的生活其實都在本村完成。然而，在2020年的今天，半小時一班能到大欖隧道的251A，以及大約半小時一班的從大埔墟出發，行徑西鐵站並最終到達元朗的64K，以及無數的紅色小巴和綠色小巴，還有的士，這些交通基礎構築了鄉村連接城市的網絡。住在村裡的人不再需要漫長的等待就能夠到達市區。以我自己來說，早上順利的話，一小時左右我就已經能夠從家門口到達港島。交通之外，為鄉村帶來都市化生活的，還有水電煤等設施的進入，以及去水渠等現代建築設計的引入，使得建築的設計不需要跟隨過去的範式，而可以依照別墅的佈局、或者市區中普通家庭住房的佈局來進行。

鄉村的改變也來源於鄉村人口結構的變化。一方面是村民的遷移，另一方面則是城市人的進入。村民的遷走讓入住權的維持變得更加困難，傳統上的所謂姓氏村落也越來越徒有其名。房屋市場的統一以及租金的日益上揚，使得原本居於城市的人願意以交通旅程的時間換取更加舒適的居住環境。相比於動輒千萬計算的800尺單位，以同樣價格購買面積雖然差不多但一整棟帶天台的村屋顯然更為划算，而這個價格或許還已經預留了一個車位。省卻了市區住宅中過千元租金或者數十萬售價的屋苑車位。當城市人進入的時候，他們甚少會參與到居住村落的傳統之中，而往往是以外人、遊客的視角去觀看這一切。這也使得村落生活方式難以繼續維繫。城市人依然會與外界的朋友保持聯絡，依然會在港島上班。依然希望附近就有一個便利店以及便利的交通。他們的出現自然會引來巴士公司的注意，從而加開班次。而便利店則也會在靠近鐵路站的地方開張營業，擠兌了當地小商店的利潤。

但是鄉村是不是就要走向消亡，這卻沒有固定的答案。一方面一部分村民依然保持了村內外的界線的觀念。外人居住在外面套丁的產物之中，或者是出租、出售的村屋。對於他們來說，雖然行政上歸屬於村落，但是那些是村外的地方，靠近祠堂的部分則是村內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年輕的村民出於各種目的願意去保留、發揚鄉村的傳統（有時候可能是發明），藉此為地方保留文化。雖然很難說地方的傳統會固化在這裡，但是這正是鄉村一直能夠生生不息的地方， 它總是根據周遭的變化而隨之變化。這些才是鄉村最重要的活力所在。

[1] 張文珊 劉嘉蕙，2002， 《鄉議局影響力不再》，大學線，57期。摘取自http://ubeat.com.cuhk.edu.hk/ubeat_past/030557/hk_affairs.htm

2 許舒，2016，《新界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

3 勞敏儀，《【新冠肺炎】大帽山私家車湧現　市民斥：要行山、運動點解要揸車》，香港01, 2020年3月1日。摘取自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41791/新冠肺炎-大帽山私家車湧現-市民斥-要行山-運動點解要揸車

4 顏寧，2017，《屯門人騎牛上學、商場可泊牛？　中大生作品望大眾反思刻板印象》，香港01，2017年5月4日。摘取自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88773/屯門人騎牛上學-商場可泊牛-中大生作品望大眾反思刻板印象

[i] 張文珊 劉嘉蕙，2002， 《鄉議局影響力不再》，大學線，57期。摘取自http://ubeat.com.cuhk.edu.hk/ubeat_past/030557/hk_affairs.htm

[ii] 許舒，2016，《新界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

[iii] 勞敏儀，《【新冠肺炎】大帽山私家車湧現　市民斥：要行山、運動點解要揸車》，香港01, 2020年3月1日。摘取自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41791/新冠肺炎-大帽山私家車湧現-市民斥-要行山-運動點解要揸車

[iv] 顏寧，2017，《屯門人騎牛上學、商場可泊牛？　中大生作品望大眾反思刻板印象》，香港01，2017年5月4日。摘取自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88773/屯門人騎牛上學-商場可泊牛-中大生作品望大眾反思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