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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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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党面面观之三《赶走了贪污校长》《从广州市看宋子文》《“农民代表”群像》

彼得格勒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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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波;绿波 出处:《正报》1947年第5期;《正报》1948年第24期;《正报》1947年第33期 录入:绫奈; 马夫蒂·纳比尤·艾林

《赶走了贪污校长》

录入者按:青年学生运动得跟校园外的社会革命浪潮配合起来,才会有实质性的革命成果。四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革命浪潮面前垂死挣扎,还想死死控制校园,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学生和校当局的矛盾,也最终迫使五华一中的学生介入了对校当局的斗争之中。倒数第二段也算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统治危机——连「大姓」(可能是当地的大地主宗族)都要来推一下朽墙。

李星按:本文有趣的点:1947年了,中学生写作文还被勒令只能用文言文,作为钳制思想的手段。什么是“文以载道”,统治者最清楚了……

《从广州市看宋子文》

录入者按:统治危机就是这样了……

《“农民代表”群像》

录入者按:脑满肠肥“代表人民”……


赶走了贪污校长

五华通讯

县立一中原是五华的最高学府,自当局渗入了一大批特务份子并横施高压手段之后,一变而为「最糟学府」了。学生阅读书报没有自由,甚至作文亦限定只能用文言文,学生中稍有进步思想的,就被指为「左倾份子」,写一篇文章,说一句话,都得提心吊胆。然而「硬打硬」的五华青年,正如洪炉里的烈火,终于无法忍受这种「秦始皇式」的教育了,这一回因毕业考试,激起了一场大风潮。一贯的对学生多行不义的贪污校长陈培玮,此遭成为学生抗暴行动的攻击对象。

本学初秋三毕业同学,因战时课本不齐,要求校长酌予圈定考试范围,遭受痛骂一顿,于是秋三班同学,实行罢考。陈培玮心头起火,立即将一位被认为「为首」的同学开除,想借此来一个威胁,但这一来便引起全校同学的公愤,「反对贪污校长陈培玮」的号声喊出来了。起初,学生还只是温和地向陈校长请求「恢复被革退同学的学籍」,而得到的回答是「非严予惩办不可」的叱骂,并且,陈培玮拔脚一跑就寻兴宁专署去也,当面宣告杨、许、张、钟四同学为「异党份子,阴谋捣乱」,于是几十个黄衣大汉,乘学生不备,竟把上述四姓同学绑走了。

四位同学被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也不准亲朋探问,并且据县府传出的消息,姓杨的受不了严刑拷打,死在牢里!这一消息传播开来,全校从初中到高中全体都卷进了风潮的漩涡,罢课,开大会,贴标语,散传单,毫不留情地开陈培玮贪污舞弊,摧残青年的罪行,同时,向邑中父老们呼吁:「向陈校长要人!」「陈培玮立刻滚蛋!」

杨许两姓在五华是弱姓,慑于官府淫威,不敢过问;而张钟两姓,一是「湖田」张,一是「塔岗」钟,大姓又强房,恰恰是陈培玮的死对头。原来两姓父老眼看自己家族内的子侄被贪污闻名的恶棍挟恨拘禁,下落不明,纷纷出头在城里宴请各方绅耆,要陈培玮担保被捕学生之安全,否则「此场冤家不容了结」,两姓青年个个摩拳擦掌,声称「找陈培玮算账!」至此,陈某竟成一条过街老鼠,人人叫打,他觉得事情不妙,躲在「衙门」里不敢出来。听说已急窜广州去了。

这是特务教育的动摇,也是五华青年「硬打硬」的精神表现。然而一中学生对于特务教育的视仇,并未因陈培玮的逃避而消失。



从广州市看宋子文

广州通讯

宋子文去年一台登就无耻地,说他“最低限度做到广东老百姓人人有饭吃”,而且六个月就要有成绩出来。果然,为时未及六月,单就宋氏衙门所在的广州市,恐慌、饥饿、死亡、自杀、抢劫这一类的“成绩”就显露出来了。

工商业破产

宋子文带给广州市民的,首先是物价的高涨。人民最关心的米价,在十一月中还只有每担四十四万,但到了十二月十万元大钞发行的消息证实,突然就涨到了九十五万元,现在黑市是突破了一百四十万了。前后不过二个月,涨了四倍以上。其余生活日用品无一不贵。小康之家也难于捱活下去了,穷人怎样过得下去呢?民间资本的工商厂家已经濒临绝境了。据商界权威某君(报上没有发表名字)说:今年旧历年关二十亿元以下资本的商店起码百分之七十要结束生意,因为今后生意毫无把握,每月要支付沉重的捐税,要支付工资、皮费,又要交一大笔屋租(广州的屋租,如桨栏街等店铺每月至少交租港币二千元,而且要在旧历年初预收一年租值)加上官僚资本的垄断,政府出入口的管制,一般工商厂家为了勉强生存,减薪裁员的手段被迫使用了,于是遍及各行各业要求加薪复工的事情愈来愈多。例如机制饼干业、印刷业、纸业、鞋业、内河轮船机工、机器锯木、纺织、洗衣等员工。提出加薪额,以原薪百分之一百五十倍或二百倍为起点。大小的抗议、怠工和罢工,层出不穷。

饿死·冻死·自杀

中小人家的没落因而贫民也就日渐加多。这些无业无靠的贫民究竟有多少呢,根本就没有法子统计。市社会局印行的行政月刊上说:“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今年一月廿八止,五个庇寒收容所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八个施饭站中。施赈人数总计一五〇〇人;十二月份平民宿舍收容人数二二〇七八人,难童教养所儿童三〇〇人,合计三九五一八人”。即就这些暂时获得救济的数字看来,全市一百四十万人口中,就有三十五份之一的人是无告的饥饿难民了,何况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呢。同时,在这种所谓“救济”工作的后面,经常是跟住一连串饿死冻死(即“路毙”)的数目字的。据广州市卫生局统计卅六年一年内殓拾路毙二千八百八十九具。死去的人大都是失业无靠的贫民,当寒流袭来的此时,马路上每天都有冻死的人,只看十一月份的官方公报,广州市内活活冻死的就有一百七十四人,至于为生活所迫的自杀案,十二月份内轰传市面的即有一日邓祖贤上吊自杀,二日男子卢观满跳楼自杀,三日公务员离奇服毒自杀,四日手车夫李荣服毒自杀,十三日男子黄剑虹投河自杀,十三日方少芝上吊自杀,十六日妇人周桃投水自杀,十七日军官魏福林上吊自杀,廿九日某校教务主任服毒自杀,卅一日少年潘君棣服毒自杀,等等。在这里,从手车夫、职员、军官、到教务主任,总之都在宋子文的“人人有饭吃”的施政方针之下被迫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劫案如毛

广州的劫案频繁而普遍,就是宋子文时期的超越前代的成绩。从新年元旦几日算起,就有一日下午一时带河路猪仔圩抢案;三日下午七时河南涌尾路大光油厂被炸劫案;六日却一连发生劫案四宗;即是说,只在今年一开头,这五六日内已报案的就有上述七起了。上至梅花村陈公馆,百子路薛公馆这些军政要人的住宅,下至文德路聚仁坊公厕内,都发生过劫案。甚至天河机场弹药库的炸弹,守库的官兵也成排合伙把它盗卖,失手炸死九人。

好了,整个宋府衙门所在的广州,在宋子文民死政策之下,变成了工商破产,失业饥饿,路尸纵横,遍地抢劫的黑暗世界。



“农民代表”群像

“广东省农会第二届会员大会”本月五日在广州开幕,开幕之前,在红棉酒家“座谈”了一番,开幕之后,正午才吃过刘农林处长的午宴,晚来又吃罗主席的晚宴,个个吃喝得红光满面,不知的以为那些吮吸农民膏血的又在农民头上屙屎的国民党官吏,蓦地里“阿崩养狗”装了性,真个敬重起胼手砥足的耕田佬,要“解除农民痛苦,增进农民福利”了。

但是且慢,先看清楚那些西装革履、士的襟章的“各县农民代表”来:

计高要“农民代表”谢鹤年,曾任鹤山县长,军官补训团上校政治教官,十三集团军第七团团长、少将参议,现任国民党部执委兼宣传处处长。

梅县“农民代表”李伟光,曾任新丰县县长,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宣传处长、组训处长、督导专员,现任省党部执委兼省参议员。

平远“农民代表”林乾祐,曾任国民党党部科长,交通部科长,善救分署科长,现任省党部执委。

广州“农民代表”陈永吉,也是当权得势的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广州市临时参议员。……

一大串县座、科座、处长党老爷,够了吧?

还是中央农工部指导员史敏济老实一点,他说:“全国农会大多仅一具招牌,农民与农会间几完全脱节”。(见六日前《先锋报》),可算得“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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