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党面面观之三《赶走了贪污校长》《从广州市看宋子文》《“农民代表”群像》
《赶走了贪污校长》
录入者按：青年学生运动得跟校园外的社会革命浪潮配合起来，才会有实质性的革命成果。四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革命浪潮面前垂死挣扎，还想死死控制校园，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学生和校当局的矛盾，也最终迫使五华一中的学生介入了对校当局的斗争之中。倒数第二段也算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统治危机——连「大姓」（可能是当地的大地主宗族）都要来推一下朽墙。
李星按：本文有趣的点：1947年了，中学生写作文还被勒令只能用文言文，作为钳制思想的手段。什么是“文以载道”，统治者最清楚了……
《从广州市看宋子文》
录入者按：统治危机就是这样了……
《“农民代表”群像》
录入者按：脑满肠肥“代表人民”……
赶走了贪污校长
五华通讯
县立一中原是五华的最高学府，自当局渗入了一大批特务份子并横施高压手段之后，一变而为「最糟学府」了。学生阅读书报没有自由，甚至作文亦限定只能用文言文，学生中稍有进步思想的，就被指为「左倾份子」，写一篇文章，说一句话，都得提心吊胆。然而「硬打硬」的五华青年，正如洪炉里的烈火，终于无法忍受这种「秦始皇式」的教育了，这一回因毕业考试，激起了一场大风潮。一贯的对学生多行不义的贪污校长陈培玮，此遭成为学生抗暴行动的攻击对象。
本学初秋三毕业同学，因战时课本不齐，要求校长酌予圈定考试范围，遭受痛骂一顿，于是秋三班同学，实行罢考。陈培玮心头起火，立即将一位被认为「为首」的同学开除，想借此来一个威胁，但这一来便引起全校同学的公愤，「反对贪污校长陈培玮」的号声喊出来了。起初，学生还只是温和地向陈校长请求「恢复被革退同学的学籍」，而得到的回答是「非严予惩办不可」的叱骂，并且，陈培玮拔脚一跑就寻兴宁专署去也，当面宣告杨、许、张、钟四同学为「异党份子，阴谋捣乱」，于是几十个黄衣大汉，乘学生不备，竟把上述四姓同学绑走了。
四位同学被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也不准亲朋探问，并且据县府传出的消息，姓杨的受不了严刑拷打，死在牢里！这一消息传播开来，全校从初中到高中全体都卷进了风潮的漩涡，罢课，开大会，贴标语，散传单，毫不留情地开陈培玮贪污舞弊，摧残青年的罪行，同时，向邑中父老们呼吁：「向陈校长要人！」「陈培玮立刻滚蛋！」
杨许两姓在五华是弱姓，慑于官府淫威，不敢过问；而张钟两姓，一是「湖田」张，一是「塔岗」钟，大姓又强房，恰恰是陈培玮的死对头。原来两姓父老眼看自己家族内的子侄被贪污闻名的恶棍挟恨拘禁，下落不明，纷纷出头在城里宴请各方绅耆，要陈培玮担保被捕学生之安全，否则「此场冤家不容了结」，两姓青年个个摩拳擦掌，声称「找陈培玮算账！」至此，陈某竟成一条过街老鼠，人人叫打，他觉得事情不妙，躲在「衙门」里不敢出来。听说已急窜广州去了。
这是特务教育的动摇，也是五华青年「硬打硬」的精神表现。然而一中学生对于特务教育的视仇，并未因陈培玮的逃避而消失。
从广州市看宋子文
广州通讯
宋子文去年一台登就无耻地，说他“最低限度做到广东老百姓人人有饭吃”，而且六个月就要有成绩出来。果然，为时未及六月，单就宋氏衙门所在的广州市，恐慌、饥饿、死亡、自杀、抢劫这一类的“成绩”就显露出来了。
工商业破产
宋子文带给广州市民的，首先是物价的高涨。人民最关心的米价，在十一月中还只有每担四十四万，但到了十二月十万元大钞发行的消息证实，突然就涨到了九十五万元，现在黑市是突破了一百四十万了。前后不过二个月，涨了四倍以上。其余生活日用品无一不贵。小康之家也难于捱活下去了，穷人怎样过得下去呢？民间资本的工商厂家已经濒临绝境了。据商界权威某君（报上没有发表名字）说：今年旧历年关二十亿元以下资本的商店起码百分之七十要结束生意，因为今后生意毫无把握，每月要支付沉重的捐税，要支付工资、皮费，又要交一大笔屋租（广州的屋租，如桨栏街等店铺每月至少交租港币二千元，而且要在旧历年初预收一年租值）加上官僚资本的垄断，政府出入口的管制，一般工商厂家为了勉强生存，减薪裁员的手段被迫使用了，于是遍及各行各业要求加薪复工的事情愈来愈多。例如机制饼干业、印刷业、纸业、鞋业、内河轮船机工、机器锯木、纺织、洗衣等员工。提出加薪额，以原薪百分之一百五十倍或二百倍为起点。大小的抗议、怠工和罢工，层出不穷。
饿死·冻死·自杀
中小人家的没落因而贫民也就日渐加多。这些无业无靠的贫民究竟有多少呢，根本就没有法子统计。市社会局印行的行政月刊上说：“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今年一月廿八止，五个庇寒收容所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八个施饭站中。施赈人数总计一五〇〇人；十二月份平民宿舍收容人数二二〇七八人，难童教养所儿童三〇〇人，合计三九五一八人”。即就这些暂时获得救济的数字看来，全市一百四十万人口中，就有三十五份之一的人是无告的饥饿难民了，何况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呢。同时，在这种所谓“救济”工作的后面，经常是跟住一连串饿死冻死（即“路毙”）的数目字的。据广州市卫生局统计卅六年一年内殓拾路毙二千八百八十九具。死去的人大都是失业无靠的贫民，当寒流袭来的此时，马路上每天都有冻死的人，只看十一月份的官方公报，广州市内活活冻死的就有一百七十四人，至于为生活所迫的自杀案，十二月份内轰传市面的即有一日邓祖贤上吊自杀，二日男子卢观满跳楼自杀，三日公务员离奇服毒自杀，四日手车夫李荣服毒自杀，十三日男子黄剑虹投河自杀，十三日方少芝上吊自杀，十六日妇人周桃投水自杀，十七日军官魏福林上吊自杀，廿九日某校教务主任服毒自杀，卅一日少年潘君棣服毒自杀，等等。在这里，从手车夫、职员、军官、到教务主任，总之都在宋子文的“人人有饭吃”的施政方针之下被迫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劫案如毛
广州的劫案频繁而普遍，就是宋子文时期的超越前代的成绩。从新年元旦几日算起，就有一日下午一时带河路猪仔圩抢案；三日下午七时河南涌尾路大光油厂被炸劫案；六日却一连发生劫案四宗；即是说，只在今年一开头，这五六日内已报案的就有上述七起了。上至梅花村陈公馆，百子路薛公馆这些军政要人的住宅，下至文德路聚仁坊公厕内，都发生过劫案。甚至天河机场弹药库的炸弹，守库的官兵也成排合伙把它盗卖，失手炸死九人。
好了，整个宋府衙门所在的广州，在宋子文民死政策之下，变成了工商破产，失业饥饿，路尸纵横，遍地抢劫的黑暗世界。
“农民代表”群像
“广东省农会第二届会员大会”本月五日在广州开幕，开幕之前，在红棉酒家“座谈”了一番，开幕之后，正午才吃过刘农林处长的午宴，晚来又吃罗主席的晚宴，个个吃喝得红光满面，不知的以为那些吮吸农民膏血的又在农民头上屙屎的国民党官吏，蓦地里“阿崩养狗”装了性，真个敬重起胼手砥足的耕田佬，要“解除农民痛苦，增进农民福利”了。
但是且慢，先看清楚那些西装革履、士的襟章的“各县农民代表”来：
计高要“农民代表”谢鹤年，曾任鹤山县长，军官补训团上校政治教官，十三集团军第七团团长、少将参议，现任国民党部执委兼宣传处处长。
梅县“农民代表”李伟光，曾任新丰县县长，国民党省市党部委员、宣传处长、组训处长、督导专员，现任省党部执委兼省参议员。
平远“农民代表”林乾祐，曾任国民党党部科长，交通部科长，善救分署科长，现任省党部执委。
广州“农民代表”陈永吉，也是当权得势的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广州市临时参议员。……
一大串县座、科座、处长党老爷，够了吧？
还是中央农工部指导员史敏济老实一点，他说：“全国农会大多仅一具招牌，农民与农会间几完全脱节”。（见六日前《先锋报》），可算得“画龙点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