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12）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人们总以为，那些帮凶与恶政的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本身就是恶魔。但是，殊不知普通如你我，受人操控利诱后，在顺从的名义之下，也完全可能做出相同的作恶行为。米尔格拉姆心理学上的实验早已表明，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道德，这也是为何某些医务工作者被称为白衣恶魔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过高估计个人品性的力量，而低估制度情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武汉第四医院，可怕的恶行，往往就是从一系列的小恶行为发展而来，包括上级机构，某些院领导及保护伞对恶行的听之任之；因为行为与态度会相互强化，小恶会助长态度，进而导致大恶。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作恶支持机制中，既包括物质精神利诱，也包括群体效应所带来的从众心理。想要避免对恶行的无意识地推波助澜，就必须警惕随大流的做法，警惕所谓物质精神利诱的明哲保身。医务人员不要指望通过不断地自我审查，接受物质精神利诱来求得一时的苟且安宁，幻想从此高枕无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这样的一种医院体制下，你我又怎么知道，下一个受害者就必定不是自己呢？一些医务人员寄希望于侥幸，寄希望于无原则的顺从，并不会让武汉市第四医院变得正常起来，更不会给自己带来免予被害的丹书铁券。

       可见，在面对武汉市第四医院暴虐或不公时，坚守的底线不应当是明哲保身式的沉默，而是选择表达自己的异议。即便无法挺身而出公然抗议不公，这样的异议表达，至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所必须具有的独立精神和创新能力。

         但是，像某些被处理的教授那样，知识分子又是无能的。他没有把投机专营灵魂扭曲的举报（告密）学生救出来，没有将犹大游离的暗淡的阴沉的眼睛点亮。这是一个长夜漫漫，自己都已经难以自保的时代，却还要唤醒学生和他人，还要守望不知道是何时的破晓时分，这又怎能是无能。尽管我们都知道，在这抑善扬恶的时代，这不是第一个被举报的公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举报的公民。

        不被现今上级机构，强大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等作恶力量所摧毁，不能变为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利刃下变成没有思想的作恶机器，不管举报公民的人是不是“犹大”，知识分子之使命，在于以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批判意识和道德担当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各类医疗专业性人员，更不能是头脑僵化、心智残缺、蝇营狗苟的某些院领导和小人。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