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夾縫中的情感身份：「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人

在近年的香港社會運動中，「和理非非」成為了一個重要概念，但在對於「和理非非」的討論中，我們習慣了將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為中心的動員口號視為某種抗爭智慧，其背後所附著的「渴求秩序、抗拒混亂的中產情感」（許寶強，2018）卻是不易聚焦的思考面向。到2020年的7月1日，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後當天，灣仔北海中心外的電車路上攤開一張寫著「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的大型直幡，直白的粗口口號一時間得到了城中熱烈的回應，民眾經借由這種特別的語言符號聯結起更廣泛的社群情感，亦打破了之前「和理非非」中克制的集體情感狀態。因此，當身處抗爭場域之中的民眾有機會接觸更多情感被釋放的可能，單單從語義解讀「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中包含的情感，僅做出「愛」與「超級愛」的想象或許是不夠的；同時，對香港的情感也不可以簡單地化約為殖民地主義、資本主義或其他強調本質的概念，我們可以擺脫「愛」與「恨」之類的定型，重新了解普羅大眾所擁有的感覺（呂大樂，2007）。

又在我的個人經歷中，對「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抱有情感回應的不僅有香港人，還包括有我在內的一部分人，在中國內地生長和接受教育，卻抗拒投入到集體主義想象下的共同體。我們更願意對香港社會投以期待與關注，盡管我們並未真正地與香港人同步共享集體記憶、經歷時代進程。依據Giddens的「現代自我」的啟示，全球化的現代性進一步加速把在地的影響抽離，我們很難從個人原生的地域背景來斷定自我認同（ 甯應斌、何春蕤，2012）。因此，我希望借助一些情感政治的論述，關注一些身處中港夾縫中選擇「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朋友，試圖從個人反思出發，從而理解我們是如何透過這種選擇重組自我的人生故事，更新自我認同。我邀請了兩位同來自中國內地，目前分別身處海外與香港的友人H與L展開對談，我們的對話以分享19年反修例運動的記憶開始，希望記錄這些與城市聯結的個體故事，以此回顧「好撚鐘意香港」口號的背後指向了哪些或明烈或暗湧的情感關鍵詞。

壓抑之下的愛與希望

H：在中國內地的語境下，當我們說起「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就像一個暗號，大家知道其中包含著對香港這座城市追求民主、自由價值的認可，類似於「十萬個黨員潛伏各大城鎮」，我可以找到一班同路人。而且，在廣東話非母語的地區，這種口語化的表達更加地像暗號。在中國那樣「一九八四」般的社會，生活中充滿著方方面面的絕望與無力，我們已經這樣了，希望香港不要重蹈覆轍。

L：我覺得愛是要說出來的，「鐘意」需要被speak out，把情感put into a sentence。「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已經不是一句陳述句，它是誇張化和浪漫化的語句。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想想這份愛是說給誰聽，除了說給「香港」這座城市聽，更像是說給在一刹那和你共享這種情緒的人聽，說給你前後左右的人聽，所以此時的「愛」是分享和互通。又因為廣東話的粗口，讓這句話聽上去沒有書面化語言的正式，趨於日常化的表達讓我覺得這句話可以成為一種daily practice（日常實踐）。我舉個例子，當你在香港看到一棵好看的樹，你可以很自然地感歎「我真系好撚鐘意香港」，而不是高呼「光複」與「革命」。

在討論粗口以一種口語化表達聯結起社群情感之前，可以先行討論「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人身處怎樣的社會脈絡。在中國內地，反修例運動被污名化已成不爭的事實，香港成為「充滿暴力」的城市，香港人都是「暴徒」。可以說，這是國家暴力及其掌控下的媒體合力操縱的陰謀，這種陰謀壟斷了「暴力」一詞的使用權，以命名行為展對和平示威的打擊（Judith Butler，2020）。當懷抱自由信念的內地公民無法現身抗爭，一則不含「顛覆」字義的粗口也許可以成為宣泄情感的安全路徑。放諸今日香港，「以愛之名」的抗爭策略也許無奈地同樣成立。正是由於「我哋真系好撚鐘意香港」經由情感的範式轉移達致了新的表意，社群中的同路人因而心照不宣，這份「鐘意」仍是民心灰落之時湧動的希望。

困惑中的身份反思

H：我覺得困惑可能是每個說「好撚鐘意香港」的內地人都會有的情感，因為身份問題。第一個事情是，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我非常痛苦，家人但凡說到抹黑香港和社運價值的話，我就和他們爭辯。一段時間後我媽問我，你又不是香港人，你在這裡吵什麼吵。我知道媽媽說的是事實，我不是香港人，我沒有立場去爭辯一些事情。爭論沒辦法實現任何有效的溝通，我也幫不到香港人的忙，這樣只會讓自己不痛快，讓大家不痛快。
還有一個事情讓我困惑，我記得19年好像有黃店寫明「不接待普通話顧客」。其實我可以理解部分香港人的敵視態度，因為我覺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內地人對他們來說，都是政治立場上的敵人。但這個事情對於我來說，我不是香港人，我沒有身份上的「同仇敵愾」。關於中國人這個身份，我還想分享一些感受。我現在在國外，自我介紹從不說我的國籍。因為我並不自豪於我的身份，因為很明顯，我感覺中國人的身份被百分之八九十民族主義的國民給代表了，我並不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	

L：我記得有次在街上，一顆催淚彈打過來，人群散開。有一個目測比我年長，大概三十歲的男人把我叫住了，搭著我肩膀把我拉住，他因為中彈不太睜得開眼睛，想請我幫忙。當然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可他沒有叫我「小姐」，而是叫了「手足」。我覺得在那一刻，當第一次實打實有一個人在街上用「手足」這個詞稱呼我的時候，我覺得我是很confused的。因為在我當時的意識中，香港人如果分為「手足」和「非手足」，那麼「手足」是香港人的一個下位概念，你首先需要滿足香港人的身份，「手足」這個概念才可以被討論。但不管從什麼意義上來看，我都不是香港人。盡管在街頭的場合，我被他以「手足」相稱是很合理的。
還有一次，我在港大連儂牆貼社運文宣，一個內地學生非常激動地上前和我理論，態度不太友好。於是我們開始用很標准的普通話吵架，我覺得我的口音怎麼聽也不會是香港人，對方應該聽得出來。這時，身邊經過一對去爬龍虎山的夫婦，他們用廣東話問我：「小姐，使唔使幫手？」我又從普通話轉廣東話答覆：「唔使。」當時整個人十分混亂，但這件事情是confused的嗎？我事後再想，那天我感到的confused更多來自於那對好心夫婦問我需不需要幫助，這又跟被叫「手足」的情況有點類似了。但相反對待那位內地學生，我沒有confused，因為我非常深刻地知道我和他不是同一種人，不是同一種中國人，我們並不共享一個身份，這一點我自己特別堅定且清楚。

當身處不願認同的「中國人」與不能成為的「香港人」的身份夾縫之中，我們得到了一個反思的契機：政治概念中會隨附著怎樣的情感（ 甯應斌、何春蕤，2012）。進一步來看，當各種意識形態已經無分內外地交織於我們的生存空間之際，我們又該如何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獨立認知框架（余夏雲，2014），如何以一種暫未被命名的身份對我們所愛的香港負有責任？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無法統一概述，因為個體會付諸到不盡相同的行動之中，比如H為社運價值的據理力爭是行動，L走上街頭和貼文宣亦是行動。此種思考進路的意義在於打破情感不屬於理性認知的偏差印象，情感身份中「困惑」的產生便是最佳佐證。

讓「整理情感」成為儀式性的行動

對談結束後，L問我為何要寫「好撚鐘意香港」的題，我回答：因為希望寫一次對香港的愛，算作對這一段學習的作結，她打笑到：「你還蠻有儀式感的。」我為何會有這種「儀式感」，我想一部分來自於《民困愁城》一書中提及Reich所持觀點的啟發：社會結構與個人心理情感相聯系，身體又是心理情感的化身與體現。當人的心理無能時，人不可能成為改變社會結構的行動者（2012）。因此，整理情感是重要的，用文字正式地記下這些情感也同樣重要，很感謝朋友們分享這些個人故事，和我一道完成了這次行動。我們可保有這副可以感知愛、恨、困惑、痛苦種種情感的有用之軀，見字飲水，同步過冬。

參考文獻

>許寶強（2018）：《情感政治》，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呂大樂（2007）：《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甯應斌、何春蕤（2012）：《民困愁城》，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志社。
>Judith Butler，蕭永群譯（2020）：《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台北：商周出版社。
>余夏雲（2014）：「後殖民」的洞見與盲視：讀周蕾的《寫在家國以外》，華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