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旅居记 · Vol.1：入境，高烧
1月10日晚上9点，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九十天的签证用得满满当当，我们准备离开尼泊尔。到出境处，刘水主动排在我的前面，以防自己在我已经过境的情况下被刁难滞留了。尼泊尔边检的工作人员对刘水没有特别的疑问，只是尝试了说她的全名——Liu Jingyun——，刘水就像刚认识新朋友一样，对他笑了，慢慢把自己名字重复念了一遍。终于在登机区内，我们路过唯一一家卖些许零食的小店，由此得意于自己来机场前在城区买好三明治的策略。三明治店的店员是一个金发蓝眼睛的俄罗斯男生，像一个由于历史原因紧急着陆在尘土飞扬加德满都小巷里的天使。拿三明治离开的时候，我甚至有种因为没带他一起走而来的内疚。
坐飞机的前一天，我们先从博卡拉坐长途大巴到了加德满都，一条仅有两百公里却需要七八个小时坎坷的路段，这是2015年地震的后果。路现在还在修，修路工程的路牌上还是中国公司的名字。深夜收拾行李，早起赶车，坐一整天车，我的身体受了打击，第二天就开始感冒了。从加德满都又到吉隆坡转机，十几个小时的行程才到了印尼，到了就高烧了。
躺上床前，我经历了最后一次折腾。在泗水机场入境，我和刘水几乎同时排上队了。虽然没有挑出什么问题，在让我们过境之前，负责我的工作人员转向刘水排的窗口，对同事说一句：“不可延期”，“not extendable”，说完了，用笔把已经在护照上盖上的字体“extendable”抹掉，再把护照还给我。这意味着，我能够停留的时间只有六十天，而不是我事先规划的半年（据我的研究，六十天的签证可以被延期两次，每次能延六十天），我的印尼生活一笔被削减三分之二了。
边检工作人员的操作让我蒙住了，像是使用了游戏规则之外的神器。手足无措，护照已经回到我手里了，我随着某种惯性向前走。不知不觉，我和刘水进入了印尼境内，我们的计划却像小朋友做的沙堡轻易地被风吹掉了。我不甘心，还是决定回到刚才的工作人员讨一个说法。我努力保持平静，像要避免被裁判发黄牌的球员，小心翼翼问她：“为什么这是不可延期的呢？”“这就是规定。”她熟练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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