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内外：攻击艺术品的气候活动家与迫在眉睫的气候议题

“什么更有价值？艺术还是生活？它比食物更有价值吗？比正义更重要？你更关心保护一幅画还是保护我们的星球和人类？”

——在将番茄汤泼向梵高的向日葵之后，Just Stop Oil的抗议者喊道

今年以来，一系列以博物馆艺术品为主要目标的抗议行动正在持续不断地涌现——在没有对画作造成真正伤害的同时，这一抗议行为本身，迎来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在公共领域创造了巨大的讨论空间，激发了持续不散的讨论热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场成功且有意义的抗议行动——既不愚蠢，也不荒诞。

气候活动家的新行动

环保组织和气候活动家们，在各自国家著名的博物馆，发起了一系列非凡的行动：朝着被玻璃罩保护着的画作喷洒液体、将手黏在画框上、在现场悬挂书写或喷绘标语、疾呼环保口号，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行为在抗议行动中应用，以号召人们关注迫在眉睫的气候议题。从针对卢浮宫的蒙娜丽莎投掷蛋糕开始，截至目前，博物馆抗议行动已经遍及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截至目前，抗议行动仍在持续不断发生。

在成功激发了大量讨论的同时，由于行动本身的非常规性，博物馆抗议仍然招致了大量的争议，11 月 10 日，数十家世界顶级博物馆发表联合声明反对这一行动，即一个著名的标志。从民间到官方，均存在着相当大的批评声音。然而，既有的批评声音之中，也存在着简单化、扁平化、破碎化乃至污名化理解这一抗议行动的倾向，乃至成为了信息茧房下阴谋论的新对象——因而，获取被博物馆艺术品抗议行动这一被高度压缩的象征行为所无法全涵盖的全面信息，从更客观的角度理解抗争行动本身的价值，是必要的。

抗议之后，活动家们如何自述？

从气候活动家的目标来看，其选择的抗议画作都受到了画框的保护，其意图并非要破坏著名的艺术品，而是要引起媒体对气候危机造成的持久破坏的关注，揭示气候议题的迫切性。例如，伪装潜入卢浮宫，朝被画框保护着的蒙娜丽莎投掷蛋糕的抗议者，在被抓时所言，“想想地球吧，有人在毁灭地球！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环保抗争团体Extinction Rebellion也表示，针对画作的行动是对全球变暖的抗议，全球变暖对整个地球造成了严重后果。

对化石燃料的抨击，在已有的抗争行动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环保抗争团体Just Stop Oil发起了最多的针对博物馆画作的抗议行动，其抗议行动的对象包括梵高名画《桃花源》、《向日葵》，威廉·透纳的名画《汤姆森的风弦琴》、康斯塔伯的名画《干草车》、达文西名画复制品《最后的晚餐》、韦梅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Just Stop Oil表示其抗议的目的，在于呼吁共同努力，抗议英国政府北海石化勘探新项目，并确保政府承诺停止新的化石燃料许可和生产。挪威的Stopp oljeletinga（停止石油勘探）组织同样聚焦在石油议题上，在其发起对蒙克《呐喊》的行动时，其核心要求是政府宣布立即停止在挪威大陆架上的石油勘探。

“我们已经在火上倾倒了太多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如果我们想生存，那么我们现在必须划清界限。停止化石燃料，我们正奔向气候变迁地狱！”

——环保团体Letzte Generation Oesterreich（最后一代奥地利）宣言

正如朝着梵高泼番茄汤的Plummer事后表示：“我们不是在问：每个人都应该向画作泼汤吗？我们正在做的是让对话继续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重要的问题”， 也许，我们更应该把关注重点从混乱的视觉效果上移开，不应当纠结于砸在画作玻璃上的番茄汤或是土豆泥，以及纠结于画作被毁这一不存在的结果之上，而应当倾听气候行动者必要的声音，并回答真正的议题。

抗争场域中的艺术和博物馆

气候活动家针对艺术品的“破坏”行为，和达达主义(Dadaism)有着非常相似的内核。

达达主义是发端于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反艺术运动流派，20世纪初的艺术家们，抒发着对于一战之后时代的不满，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达达主义者追求一种“反艺术”，强调破坏，反对压抑的力量，轻视人类所创造的既有艺术体系，对旧的美学体系进行了无情的颠覆。气候活动家针对既有的艺术作品泼洒番茄汁、土豆泥，覆盖与粘贴，通过亵渎人们所看重的与价值和文化相关联的象征物，在破坏之中，生成新的社会议题，也产生了艺术作品的新的意义。

“推倒雕像”则可能是气候活动家的另一个灵感来源。

艺术与权力在历史上一直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艺术为对象的建构与破坏，不断交替中运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进程：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等地的破坏雕像运动。雕像被建造出来，以一个艺术品结晶的形式，存放于公共空间之中，供人们膜拜，它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念，代表了某种凝固的价值体系。因而就推倒雕像这种破坏而言，其不止是物理的破坏，还是象征的破坏，对北美殖民者雕像的破坏，是为了预示一个更加宽容的未来，气候活动家对于博物馆艺术品的颠覆，虽然方式上不同，但存在着某种类似的行为模式。

艺术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的，更不独立于博物馆之中。

布迪厄提到了场域(Field)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之中充满了各个细小的场域，并强调其结构内部充满了实践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博物馆从来都不是一个神圣性和永恒性的独立于现实的空间，而是一个动态的抗争场域，权力与资本是这个场域的支撑物，艺术画作是场域维系的景观幻象，收藏家、观众是场域内部的理性行动者，而抗议者，则是到来的“不速之客”。

博物馆不是第一天变成行动的目标。

在1914年，致力于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早期女性主义者Mary Richardson，进入英国国家美术馆，用刀斩断了《镜前的维纳斯》这一画作，并留下了如下的声明：

“我试图摧毁神话历史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照片，以此抗议政府摧毁了潘克赫斯特夫人，她是现代历史上最漂亮的人物。正义与画布上的颜色和轮廓一样是美丽的元素。潘克赫斯特女士寻求为女性伸张正义，为此，她正被背信的政客慢慢谋杀。如果有人对我的行为提出抗议，让每个人都记住，只要他们允许摧毁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其他美丽的活着的女人，这种抗议就是虚伪的，在公众不再支持人类毁灭之前，为破坏这幅画而对我投下的石头都是对他们的艺术、道德和政治欺骗和虚伪的证据。”

——理查德森小姐的声明《泰晤士报》伦敦1914年3月11日

博物馆是否能垄断对永恒的定义权，也是一个值得被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森林冰河与鲸》中，作者人类学式的观察提到：

“国家的博物馆，开始积极搜罗全世界的历史文物。夏洛特群岛的图腾柱也没有幸免。当许多图腾柱开始被搬走时，好在幸存的海达族后裔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他们希望让那些神圣的事务自然而然地朽烂……”

“他们为什么非要把图腾柱保存下来，以至于要把跟这片土地紧密相连的灵物搬去毫无意义的地方？我们一直觉得，就算有朝一日图腾柱彻底腐朽，森林扩张到海岸，让一切消失在大自然中，也完全没有问题。到时候，那里就成了永远的圣地了。”

——《森林冰河与鲸》

最后，博物馆一直将自己美化为历史的客观守护者，这是一种不易察觉的错觉——它不是也不应当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世界。气候活动家，正是通过和画作本身的原初含义，形成意义的互动，与艺术作品形成了对话，把艺术作品拉回了现实。德国的Letzte Generation（最后一代）行动者表示，在其选择的拉斐尔的画作《西斯廷圣母》中，“玛丽和耶稣带着恐惧展望未来，基督将死在十字架上”，他表示，“同样可预测的死亡也将是气候崩溃的结果”。意大利的Ultima Generazione（最后一代）则选择了波提切利的《春》进行了一组对比：庆祝春天的美丽，与哀悼即将失去的生物多样性。Just Stop Oil对康斯塔伯的《干草车》进行了重新构想：原画作描绘了萨福克郡斯图尔河上的乡村景色，而其覆盖的作品则展示了一个“被摧毁乡村的噩梦场景”。

气候活动家通过对画作的重新阐释，将静止和孤立的艺术作品拉出了昂贵堂皇的博物馆，使其不再是一种隶属于有闲阶级生活的精致调味品，并使其回到了接近人民大众的社会现实，重新赋予其生机和活力。博物馆创造的精英场域，被活动家所打碎，而这种创造出的共鸣，想必对于早已逝去的画家们也不会反对——无论是在田间地头绘画的梵高，还是于与学院派传统决裂的莫奈，画家们本身，都更有可能站在气候活动家这一边。

公民行动与气候正义

在针对博物馆艺术品抗议的气候行动之外，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来针对气候议题而产生的公民行动。而其行动产生和增多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气候危机正迫在眉睫。然而，糟糕的现实是，气候议题没有在正常的政治表达渠道内，受到应有的重视；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

正如西方针对“代表”进行研究的政治理论学者曼斯布里奇指出，“在18世纪形成的代表概念，对21世纪的世界来说是不够的”(Mansbridge，2017)，因而这也是各类各具特色的街头公民行动产生的原因。气候活动家们在选举政治之外积极参与街头政治，其抗议者本身，类似于Sintomer所谓的“基于化身的代表(embodiment-based representation)”（Sintomer，2019），气候活动家本身，是对气候正义所未能实现，而利益受损的普通人的一种代表。针对博物馆艺术品的抗议行为，也绝不是所谓的哗众取宠，而是一种有创造性的政治参与方式。

正如向梵高泼洒番茄汤的Plummer 表示，“我们正在利用这些行动引起媒体关注，当人们现在谈论这件事，我们知道公民抗争是有效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作为一名酷儿女性站在这里，我之所以能够投票、上大学，并希望有一天能嫁给我所爱的人，是因为在我之前参加过公民抗争运动的人。”

遥远的博物馆抗议，临近的气候议题——在先行者开辟的讨论空间内，思考我们该选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