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夹边沟，古来白骨无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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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用骸骨图片来自一篇“重返夹边沟”的网络博文，侵删。

可能你已经听说过了王兵，或者那部著名的《铁西区》。但我还想再介绍下这位中国最勇敢的导演。

王兵，199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1999年，他揣台DV开始处女作《铁西区》的拍摄。在此之前，王兵还是剧组的一名摄像师，而之后，他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了。

铁西区曾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铁西区》记录了它衰落的历史。在国际影人票选出的五十部最伟大纪录片中，《铁西区》排名第十七。王兵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是：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铁西区》之后，王兵又拍摄了10部纪录片和1部电影，题材涉及右派、煤矿、山区儿童、流浪者和精神病人等。《死灵魂》是王兵新作，也是本文主角。

《死灵魂》于5月9日在戛纳放映，时长较《铁西区》稍短，为8小时16分钟（496分钟）。导演王兵说：“我希望这部影片可以保存我拍摄到的故事的内容，换句话来说就是，这部影片中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它才那么长。”

在此番话的另一面，王兵为影片采访了130多位老人，他们如今只有20多位健在。影片讲述的是这些老人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曾是在夹边沟劳教的“右派”。

夹边沟位于甘肃酒泉，全称“国营夹边沟农场”。1957年4月改为劳教农场，开始收容因“右派”而被送来的“劳教分子”。

与“劳改分子”不同，“劳教分子”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有的因批评县领导淫辱妇女、有的因认为产粮指标高得不合实际、有的因同情不愿揭发他人、有的因“右派”不够需要“凑数”，而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夹边沟最终收容了三千左右这样的“右派”，他们被组织开垦务农。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土地贫瘠而不能生产足够三千人生存的食物。彼时正值自然灾害，无处不在的饥饿和超负荷的劳动屠戮了这批教授、专家、工程师、诗人和画家。到1961年农场解散，幸存的“右派”不足五百人。

值得一提的是：幸存者被遣返后，一位医生又在农场留了半年。他负责为两千多死者编写病历，直到1961年7月完成。在编成的病历里，每个人都有了正当的死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可以预想，两代人后，这些病历会作为唯一书面史料，成为不容置疑的过去。这是一个奥威尔式的故事，不禁让人想到名言“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它的上一句是“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

或许是为了对抗这样的未来，王兵采访了130余位夹边沟幸存者，抢救了他们脑海里的记忆史料。王兵不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2007年，他拍摄了讲述右派妻子遭遇的纪录片《和凤鸣》；2010年，他根据《告别夹边沟》改编了电影《夹边沟》。同这两部影片一样，《死灵魂》永远不会在大陆放映，也不会很快放出片源，但我却不妨向你推荐。

我之所以推荐这部纪录片，是因为它保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段苦难史。直到今天，我都常常看到有人为前三十年知识分子的遭遇拍手叫好。我不会指责他们没有人性，只会说他们缺乏常识。

夹边沟的一切不是前文三千到五百这个简单数字变化能概括的。在那个环境下，知识分子做了他们能做的任何事：维持尊严饿死、丢掉尊严撑死、被整死。为了不死，可以偷窃、可以出卖、可以晒粪便呕吐物吃、可以和动物争食、也可以挖饿殍吃。这并非他们本性，纯粹是求生使然。

知识分子在来到夹边沟时充满幻想，带着书籍、画板和乐器，这些“累赘”随后变作了抵抗饥寒的燃料。在将作饿殍之际，他们大多还对组织抱有信任，不愿“背叛革命”。也有人逃跑，他们或遭风雪冻毙，或被野狼分食。有的即使逃回城市，也很快被明哲保身的亲人举报送返。

数字不能试图述说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或许是这个民族遭受了太多苦难，使一些人看来，两千多父母子女的生命总不过血海一粟。但如果能走进夹边沟，看到当初的坟茔仍散乱着污絮残骸，放羊儿童将拾到的头骨垒成一座塔——他们会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这些数字没有名字，他们的名字早已消解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被概括为一些必不可少的“弯路”和“曲折”。

对于当今一个普通人，我们很难以“忘旧事者失双目”或“忘记等于背叛”来要其对一段他没参与过的历史承担责任。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阅读“右派”知识分子的苦难史，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右派”多为因言获罪。他们所谓“恶毒攻击”，不过是合法提出意见或私下发发牢骚。而一旦遭到指控，则没有申辩的权利。一个例子是：当某位“右派”据理力争时，论不过他的批斗者便说：“你说得对，你写的对，但你心里反党！”批斗者杀人诛心的逻辑使问题脱离了“言论自由”范畴，而就乎于“言论恐怖”。

这样的“言论恐怖”在今天也并不乏见。较小的在公共讨论中，不就事论事而对他人进行动机上的忖度与攻击是最常见的。较大是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如鸿茅或伊利事件中有关方的作为。

如今局面显然在向不好的一边发展，从夹边沟中我们看到了不好的一边是什么。所以即使不空谈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至少要争取免于恐惧的权利。什么是免于恐惧的权利，在这里包括且尤指人不会因自己的言论而遭到失踪、私刑（等）的权利，人可以拿法律做挡箭牌而不会遭到排挤、打击的权利，人可以在不违法时不会担心自己违法、被指控时能公开申辩的权利。

免于恐惧的权利，是我们离夹边沟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道屏障不是一人数人可以维护，而要相关者共同捍卫的。

关于谁是相关者，还有最后一个小故事：右派祁钥泉被送上去夹边沟的卡车时，发现当时处理他的赵局长也在车上。原来这个打手因和上峰不和，也被定位右派。不仅如此，当初对祁钥泉的落难推波助澜的陆、张等人此时也成了受害者，已经被送往夹边沟。如此看来，相关和不相关没有明确的界限，受害与加害者也没天生的差别。用约翰多恩那句满大街都是的话来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如果这句大道理因被重复太多遍而没人在意了，那我也不再重复。总之，我们不能奢求每个人都捍卫那段历史，但希望更多人能记住那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死灵魂》是一条很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