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辫子2-围篱》
第一章：围篱
新村，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对英国政府来说，那是战时留下的错误；
对申请文化遗产的人来说，那是一段“没必要再提”的历史。
奇怪的是，马来西亚政府似乎也默认了这种沉默。
可只要翻开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就会看得很清楚：
新村，是被高高的篱笆围起来的。
篱笆之内，有教堂、有操场、几排廉价屋顶，最重要的是，有“我们”。
而篱笆之外，才是学校、警察局、消防站。
真正管事的单位，都设在围外。
阿婆年轻时，有一天傍晚耽搁了。
“六点一过还没进来，麻烦大咯！”她总是这么讲，每次提起都忍不住拍大腿。
那天，她刚好在镇上帮人送药，走得晚了。等赶回村口，太阳快下完，围篱前就站着几个警察。
“不能进。”其中一个举枪挡住她。没说为什么，只是重复：不能进。
“我住里面的，我家在第三巷！”她说。可是没人听，只有枪口像是在看她有没有说谎。
还好，里头几个热心村民看到，跑来帮忙。一个男人喘着气说：“她真的是我们村的，嫁来十几年了，每天都走这条路。”
另一个更直接，伸手指着围篱：“她家婆就在那边，喊一声她就出来。”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才终于让警察放下枪，让她进村。
阿婆说那天晚上她回家没开灯，坐在厨房里默默剥花生，手都抖着。
“不是怕死，是怕被当作不属于这里。”
她说那句话时，声音轻得像篱笆边吹来的风。
可我懂事以来，新村是我的乐园。
没有警察举枪，也没有检查哨。我们在操场放风筝，在鸡棚边捉迷藏，午后赤脚跑到老槟榔树下，听老一辈讲他们逃过的那一枪、一关、一句命令。
高高的围篱早就倒了。不是风吹，也不是政令，而是村民自己动手拆了，分给各家各户盖鸡棚、添厕所、搭个厨房棚顶。
没人要再装上它。没有一家说：“这个我们留着，万一将来用得着。”
后来村长把剩下的铁片卖了。说是“原生环保”，更说是“清理记忆垃圾”。
卖的钱不多，但够请全村吃了一顿：白斩鸡、芋头饭、老抽炒米粉。
那天的饭，吃得特别轻松，特别香。
没有演讲，也没有纪念碑。
只有一顿饭和一些人——他们曾被围着，如今围着圆桌坐着。
第二章：走村的孩子头
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小孩，总有些“孩子头”带着通村跑。
谁家今天好玩、谁家刚生了狗、谁家大人做生意没收拾玩具——孩子头都知道。他们脚底生风，嗓门特别亮，讲起话来像广播电台，一句“走啦走啦”就能带动一队小孩满村乱转。
那时的新村家家户户一大早便开门。长辈上了香，把门板往旁边一靠，就出门工作了。
没人锁门。门不是防人，是提醒风别太猛。
大门会在入夜前“形式上”关一关，其实大家都知道，只要推一推还是能进。
所以小孩就是这么进进出出，跑东家吃红龟，跑西家看电视。你一口，我一脚，黄昏前混成一身尘土和糖渍。
阿零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学会用词不用句，用眼不用嘴，用“你先啦！”“不要酱！”“我妈妈讲的！”来维持秩序，组织盟友，化解纠纷。
没有学校，但早就有了语言。不是文法，而是生存。
六点以后
那段时光特别快乐。
每天上午像被放出笼的小鸟，跟着孩子头跑通村；中午回家混顿饭，再偷偷溜出去；下午在老槟榔树下玩弹珠、吃冰棒、踢球……直到某天，奇怪的事发生了。
某个下午六点，我在村路上跑着，突然发现——没人了。
真的没人了。
整个村子仿佛被一阵无声的风卷走了。门是开着的，鸡笼还在咯咯叫，但人影全无。
我急得四处探望，以为出了事。最后才发现——人全都挤在街头那家人家的厅里。
原来，他们家刚买了全村第一部录像播放机。
那天租来了一套从香港引进的电视剧，叫《親情》。约好了每逢一三五，下午六点准时播出。
从那天起，好长一段时间——六点一到，整个新村就像戒严。
不是怕警察，是怕错过剧情。不是不敢出门，而是舍不得离开那个画面里的世界。
我第一次知道，语言不是只在书里，也可以藏在电视里。不是我说的，而是他们说的——那些粤语对白，那些哭得鼻音拉长的“妈——”，那些画面里讲不出口的爱。
起初大家都一样，蹲在客厅、坐在地板、挤在窗口。只要六点一到，不管正在煮饭还是晒衣，都会自动奔去街头那家人家。录像机开播，画面一亮，整条街就像被吸走了空气，只剩电视剧的对白在空气里打转。
但时间久了，村民们慢慢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有机”的**。
他们家里有录像机，能租带子、自己看、不用迁就别人。甚至有些人开始包场——只请亲戚，只给自家小孩看，不再敞开门让人挤。
另一派，是**“追剧”的”**。
他们没有机子，只能按时追到别人家门口。有时晚了一步，就只能站在门外听对白，靠着记忆补画面。
小孩最先察觉这种变化。
有的孩子开始炫耀：“我们家不用追人哋嘅啦。”
有的孩子则学会等在门外，听里面一有人走，就飞快补位。
录像机从一开始的“村中共同体”，慢慢变成了差异发生器。
剧里演着“亲情”，屋里却开始有了轻微的边界。
那是八十年代初。
不久之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一台录像播放机。
村长说：“好事啊，大家进步了，不用挤来挤去了。”
但也从那时起，晚饭后的村庄变得安静了很多。
吃完饭，大家就关上门，各自回家看各自的剧。
没有人再站在别人家窗外等着抢个位子，也没有小孩扯着大人问“今晚播唔播啊？”
剧还是那些剧，情节还是一样的“亲情”、“天涯”、“八点半的泪水”。
但声音不再流出门口。每家的电视成了自己的宇宙，每个人都关起门来，在虚构中寻找现实的投影。
那时我还小，不明白这变化意味着什么。
我只记得，村子的晚上安静得像下雨。
但天是晴的。
第三章：大家
小时候的阿零以为，“大家”就是全部——整条街、整个村、所有会出现在你视野里的脸，都是“大家”。
阿婆喊：“大家快来吃咯！”
那意思是：全村人都欢迎。
村长说：“大家今朝唔好玩水，河涨啦！”
那意思是：不管你是不是他孙，通通听见都算数。
连学校也不例外，老师会问：“大家有没有带铅笔？”——那就是对着整个教室说话，没有例外。
但自从每家都有了录像机，“大家”的意思开始变了。
吃饭的时候，大人说：“我们大家今晚要早点吃，追剧。”
“大家”忽然只剩下爸妈和孩子三人。
再后来，“大家”的语气开始出现门槛。
“这是我们大家的事，不用讲出去。”
“大家自己人讲的，不外传。”
阿零第一次听到这句“大家自己人”，竟然不知道那是不是也包括他。
阿零到了青春期，对什么都觉得刺耳，特别是那个词——“大家”。
“大家讲过了的。”
“大家都觉得这样比较好。”
“你要顾及大家的面子。”
“不要一个人破坏大家的感受。”
这个词曾经让他觉得温暖，如今却像一张无法反驳的令牌。
只要有人说出“大家”，你就得闭嘴。就算你是“其中之一”，也无法置喙。
有一次班上投票，他投了反对。老师皱眉问：“你和大家不一样？”
那一刻他真想站起来说：“对，我不一样。‘大家’是你们的，不是我的。”
但他没说。
他只是笑了笑，收起笔，低头不语。
他第一次感到，“大家”这个词不再是包容，而是某种遮蔽。
它把人的真实藏起来，把语言的力量收走，只留下一个整齐划一的轮廓。
他开始不说“大家”，开始说“我”、“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想的”。
有时会惹来白眼，有时会被说“叛逆”。
但他知道，这就是他从词语中独立出来的方式。
他想念那个词。那个曾经代表整个村子、代表开放厨房和不锁门的词。
“大家。”
不是现在这种掩盖个体、牺牲声音的“大家”，
而是小时候的那个——你一喊“大家来吃饭咯”，就会有人从四面八方跑来的“大家”。
他想把那个词救回来。
于是他加入了学校的华文学会。不是最热门的社团，也不是最风光的位置。
可他喜欢那群人围坐在旧教室，用圆珠笔写稿、剪纸、折海报、辩论“用词是否精准”的样子。
他写社刊，写的是记忆里的村子、那台录像机、那顿围篱拆下后吃的白斩鸡饭。
他在稿子里写“大家”，每一次都带着一种小心又坚定的力道。
后来他被选为副主席。也许是因为他话不多，却每次都来；也许是因为他写的稿子有种让人安静下来的温度。
他不再吵，也不再逃避。他决定留下来，在字里行间，慢慢把那个词找回来。
第四章·两个大家
在学校里，阿零是华文学会的副主席。
他写文章，用工整的字体写下“乡愁”、“族群”、“母语”，他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是学会里的模范。
而在校外，在巴士站后面的小巷子，在被摩托烟熏黑的砖墙底下——他也是另一个“大家”的一员。
那里没有社团章程，没有会议记录，只有绰号、香烟、手势和一句句听不懂却能立刻点头的代号。
私会党不是他刻意要加入的。他说是跟着朋友去“吃面”，结果一顿饭之后就成了“兄弟”。
没什么仪式，也没有正式介绍。有人拍拍他的肩说：“以后有事，大家罩你。”他点了头。
那个“大家”，说起来和学校的不一样。
不是群体，是身份。不是归属，是宣示。
不是“我们都是”，而是“我们自己人”。
阿零没有拒绝。他甚至喜欢这种不必解释、不用投票、没有考核的“语言关系”。
这里的“大家”，虽然有时粗暴、有时危险，但不会要求你统一，只要求你承认。
他开始在两种“大家”之间穿梭。白天他写作文，晚上他听兄弟讲“规矩”。
没人发现，也没人问。他像一块字典的破页，夹在两个完全不同语法系统中间。
他想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或者说，哪一个能留下他。
他交了很多出生入死的好兄弟——那种“你动他一根毛，我替他出头”的兄弟。
这些人里有人辍学，有人家境不好，有人只信拳头。但他们信他。
有一次他考试被抓作弊，是兄弟们第一时间冲到校门口，准备“理论”。他拦下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拍拍他们肩。
他们不多问。他们说：“你讲，我撑。”
与此同时，在华文学会里，他也一直活跃地组织活动——投稿比赛、戏剧节、义卖会，甚至联同校外社团办讲座。
他是唯一一个能让私会党弟兄坐进演讲厅的人，虽然他们看起来明显不自在；
也是唯一一个能让学会同学去茶室听他兄弟弹吉他、讲故事的人，虽然一开始他们都说：“那里好危险哦。”
阿零像在用自己的时间、热情和一张不怕撕烂的脸，拼命把两个“大家”拉近。
有人说他是墙头草，有人说他有野心，有人笑他不清不楚。
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想创造一个“大家”，不是别人定义的，也不是从词典抄来的，
而是他自己走出来的。
一个不在语言里分裂人群，而在生活里把人连起来的“大家”。
别人说他太爱热闹，太怕孤单，什么人都想拉在一起。
有人说他是墙头草，有人说他没立场。
甚至连兄弟也曾问他：“你到底属哪边的？”
他只是笑，不答。
因为他知道，他不是想选边，
他只是想把这破碎的东西，缝回去。
不是为了谁，
而是因为他还记得。
还记得小时候，新村门没关，鸡飞过街，小孩跑通村；
还记得“大家”是真的代表“所有人”，不是圈起来的人；
还记得那些没有边界的日子，那种可以自然地沉醉在世界里的感觉。
那时他太小，不知道那种连接多么珍贵。
而现在他大了，只想用一切把它找回来。
第五章·每一格都是真的
最近几天，阿零几乎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
不是因为剧情特别精彩，也不是因为别无选择。
是他忽然意识到，这些画面，是世界的语言在转换。
他不知道电视的刷新频率到底是多少——是24格？还是30格？
但他知道，如果每一秒有24格画面，他一格也不想漏掉。
他盯着屏幕，就像盯着自己与世界之间唯一未断的脐带。
剧情里的对白、人物脸上的颤抖、突然闪过的剪接点、甚至字幕略微提早出现的时差——他全都看在眼里。
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确认：
确认世界依然在动，语言依然在流，他依然在其中。
在别人看来，他不过是个沉迷电视的少年。
可他心里知道，自己正在进行一场不发一语的学习。
学习如何剪接，如何留白，如何从一个画面过渡到另一个而不崩坏。
学习如何在破碎中维持节奏，在混乱中保有线索。
每一格，都是一枚词灵。
而他，正在以一个观众的姿态，练习成为一个叙述者。
阿零生在马来亚，长在一座长年是夏天的新村里。
午后总是热，蝉鸣从没断过，阿婆把洗好的衣服晾在门外的竹竿上，一串串像被挂起的日子。
电视永远是家里最冷的地方。冷，不是因为空调，而是因为它连着另一个世界。
那年夏天，电视新闻里开始播报一些陌生的画面。
一开始是几张横幅，几个喊口号的年轻人；后来，是一群一群的人，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镜头。几天下来，镜头里的人越挤越多，画面几乎装不下。
他们喊着口号，有人举手，有人哭，有人挥舞旗帜。记者说，那是抗议，那是自由，那是人民。
阿零坐在电视前，眼睛一动不动。
他认不出那些城市，也不懂那些字眼，但他认得出那种感觉——那是一种从身体往外扩散的，“我们在一起”的感觉。
那不是学校的“大家”，不是私会党的“大家”，也不是小时候村里那种“吃饭咯”的“大家”。
这是一个新的“大家”，不需要邀请，不需要理由，只要站在一起就成立。
他恨不得钻进那个画面里。
不是为了喊口号，而是为了感受那种世界曾真的被连起来的温度。
但他钻不进去。
他只能坐在炎热的屋子里，看着荧幕那端的夏天，和他脚下的夏天，像两个永远不会重叠的热浪。
几天来，阿零守在电视前，盯着画面一格一格地过。
他以为自己已经开始明白那个“大家”的轮廓，已经在语言之外，抓住了某种情感的逻辑。
直到那一天。
整齐划一的军队从容地穿进人群，
穿不进去的时候，换坦克。
镜头开始摇晃，记者的声音断续，
零星的枪声穿过新闻频道的收音麦克风，
夹着疯狂的四处乱逃响起。
他还听见，有人喊“不要开枪”，
有人倒在地上，有人被拉走。
他不明白为什么连接要以这种方式断开。
就在那震耳欲聋的混乱中——
一个白衣男子张开双臂，挡着坦克车。
画面停顿了一下，似乎摄影师也忘了调焦距。
然后镜头摇了开去，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阿零坐在荧幕前，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心跳跟不上画面。
那一刻，他不是想钻进电视里了。
他想关掉它。
但他没动。
他只是坐着，眼睛干涩，心里空出一个新的空间——
那里没有语言可以描述，
只有震动，没有词。
那天起，不断有人提起那一天，也不断有人否认那一天。
新闻里不再出现那个画面，但人群里开始流传它。
有些人低声讲起，有些人转身走开。
老师轻描淡写说：“那是外国的事。”
小卖部老板一边数零钱一边说：“假的，电视会骗人的。”
像那年学校里流传的小矮人，像我口中曾惊惶喊出的“鬼”。
有人说看见，有人说你胡说。
说出即现实，与一切皆虚妄，终于在这一刻交溶于一起。
第六章·无声的开口
不久，阿零学校也不上了。
没有什么大风波，也没有谁责骂他。
就是某个早晨，他背着书包出门，走到街角转弯时，脚步慢了。
然后他没转进学校门口，转身走向另一条街。
他开了一间小小的英语补习班，自己印传单，写“基础对话、文法纠正”，贴在茶室、药材行、旧电线杆上。
也开始跑到街上摆摊——卖手工钥匙圈、二手CD、后来自学泡奶茶，跟朋友合伙卖起冷饮。
不是颓废，也不是“误入歧途”。
他只是觉得，语言如果不能连系世界，那就先拿来换饭吃。
有人说他浪费学业，有人摇头叹气。
他不解释，也不多话。
语言教不会世界安静，他就试着安静自己。
有一天收摊回来，手上还沾着糖浆，阿零坐在补习班的塑料椅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慢慢转。
忽然，他想起父亲。
想起父亲年轻时拿过奖学金，录取通知书放在书桌上三天没人敢碰。
最后那封信没有寄出去，书也没去念。
小时候问起，父亲只是摇头说：“没去成罢了。”
没人再提。那年是1969年。
现在阿零终于明白了。
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再去。
不是能力不够，是世界说了句：“你进去也没用。”
那一年，是父亲的“退学”。
而现在，是他的。
两代人用不同的沉默，讲了同一句话。
补习班很快就关门了。
不是因为没人报名，开头其实还有几个家长把孩子送来，说是“这年头会讲英文才有出路。”
阿零也认真布置，贴白板、装吊扇、印讲义。他找来一位英语老师，外表斯文，讲起英文带点洋腔洋调，听起来挺像样。
但几星期之后，学费迟迟没入账，家长也陆续不再来。
原来那位老师每晚都在喝酒。
不是偶尔，是每天。租金、教材、甚至孩子们的报名费，全都被他喝光了。
有人劝阿零报警，他没报。只是锁了门，把白板拆下来，桌椅叠起，自己收拾干净。
没人吵，也没人骂。
只是某天走过那条街，看到门上贴着“店面出租”，才有人问起：“不是有人在那边教英文的吗？”
他说：“关了。”
也没解释。
语言救不了这个世界，他早该知道了。只是那时候，还想再试试。
某天收完摊，跟校外的朋友去了卡拉OK。
喝了点酒，也唱了几首歌，没什么特别。
回到家倒头就睡，睡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电风扇还在摇头。
凌晨的时候，我喊了一声，把父亲吵醒。
惨叫，听说很响。他说从卧房冲出来时，还以为我被打了。
过程就不写了，反正不过是去了趟医院，
割了盲肠而已。
第七章·画面以外
身体休养好了，刀口结痂、走路也不再一拐一拐。
那几天我心情还不错，想着**“也许可以重新开始。”**
于是翻出旧号码簿，想找几位死党好友、老同学。
有些号码打过去，没人接；有些接了，说“下次约”；
也有的，说：“你还在这边啊？我以为你搬走了。”
他们不是刻意疏远，只是各忙各的。
有的升学了，有的谈恋爱了，有的已经在公司实习。
卡拉OK那帮人也不唱了，有的转夜店、有的跑去北方做买卖。
我才离开几周，
整个世界已经换了频道。
没人踢我出去。
但我醒来时，已经不在群组里了。
像电视画面推进时，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上一场戏的人物。
而现在的剧情，不再有我。
父亲看我这几天这样，话不多，也不催我。
只是某天吃完晚饭，他把碗放下，轻轻擦了下嘴，说：
“学费我出。生活费你自己搞。”
没有解释，也没多话。那语气不是鼓励，更不是施舍。
只是把某个原本早已关闭的门，轻轻推开一条缝。
我愣了三秒，然后就点头。
隔天，我就去报读了一所私人美术学院。
虽然不是名校，但我不在乎。
毕竟学生时期，这是我唯一一个不用费力就能拿全国冠军奖的项目。
画画，不需要说太多话。
而我已经太久没说话了。
学院里，大多数人都是完成了高中才进来的。
只有少数，是极高天赋的不足龄学生。
阿零夹在中间，不显眼，也不突兀。
没人知道他来之前做过什么、逃过什么、失去过什么。
他们只知道他画得不错，线条干净，配色大胆。
他没解释。也没多说。
他只是每天坐在画布前，一笔一笔画下去，
像是终于找到了一种既不用喊，也不用藏的语言。
进了去，
剩余的少年期也交出去了。
后记·错与选之间
历史就是在不断地犯错和选择中产生的，人生也是。
这本书写的不是某个特别的人，而是很多人的碎片。
写的是那些不太被人记住的决定、无法解释的转弯、临时起意的沉默，还有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我其实……”
如果你在这些段落里看到过自己的影子，
那是因为我们都曾在画面外等过一句“大家”，
也都曾在语句中，试图重写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