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辉：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野兽按：程晓农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所选发的文章的质量总是那么好，程晓农和何清涟就是品质保证呀。

王盛辉：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王盛辉

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终结

二、“红卫兵运动”产生原因解析

三、“红卫兵”的派别分类、行为特征及异端思潮

四、“红卫兵”研究及其展望

【注释】

【参考文献】

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可能回避“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红卫兵”曾一度主宰过社会。如今或是由于资料原因，或是由于政治高压，学术界对这方面甚少涉及。笔者对那一段历史的神秘始终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看了诸多学者有关“文革”的文章之后，对那段喧嚣的历史以及“红卫兵”这个辉煌一时的群体有了一些了解，谨作本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终结

对“红卫兵”的界定，官方与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红卫兵”是指“文革”时期由青少年组成的学生组织；广义的“红卫兵”则指“文革”中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类群众组织。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会指明自己研究的对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红卫兵”组织。

从1965年开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烘托下，大学和中学校园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学生们普遍热衷于政治讨论。1966年5月，清华附中预科651班的一些学生就剧本《海瑞罢官》该不该“突出政治”这个话题，与校方发生争执，并引发了全校大讨论。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北大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宋硕、陆平、彭佩云当时是派驻北大的工作组负责人。在这张大字报的刺激下，5月29日，清华附中十余名高年级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讨论当时形势和自己的选择，大家决定今后使用与会者之一张承志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集体署名写大字报，取其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称“一个势如破竹的文化大革命将在中国兴起”。清华附中的这群学生立即响应《人民日报》的鼓动，贴出了有100多人签名的大字报，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许多中学的学生来看大字报，然后在本校也以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声援。

紧接着，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以及北京市第25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学生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主席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此时，由于北京市委派驻大学、中学的工作组仍然对学生的激进行动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红卫兵”组织被工作组看成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革命活动”，“红卫兵”组织与工作组发生了摩擦。

196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布推迟高校入学考试（后来实际上停止高校招生），以便让学生参加“文革”运动。这实际上鼓励了大、中学校学生的行动。“红卫兵”组织成员坚信自己会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于是一些人在7月28号写信给毛泽东，请江青转交，结果出人意料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这些“红卫兵”，在信中用了4个“热烈的支持”这样难得的表态。此信还被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当天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毛的这一政治姿态实质上是在向全党全国宣布，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只能支持不能打击。毛泽东运用个人崇拜营造起来的无上权威把“红卫兵”从“潘朵拉之瓶”中请了出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声称，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样的说法使许多“红卫兵”更加头脑发热，以为天下“唯我正确”，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此后，“红卫兵”组织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大量涌现，“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中共高干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把一个标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到毛泽东的手臂上，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对宋加以鼓励。毛泽东的这一表示通过报纸和广播立即传遍全国。《人民日报》宣称：“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葆革命的青春。‘红卫兵’的革命行为，是任何顽固的旧势力也阻挡不了的洪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1]

“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鼓励下，政治狂热进一步上升。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充当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活动。同时，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制造了“红色八月恐怖”，组织了一系列抄家、揪斗“黑五类”、揪斗教师等活动，一些“红卫兵”不仅虐待殴打被揪斗对象，甚至无端打人致死。

9月5日中共中央为了组织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到北京交流学习“文革”经验，下达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组织上千万人到北京。毛泽东从9月开始先后7次接见了上千万外地学生和“红卫兵”，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励。这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走出校门，迈向社会，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毛泽东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各地“夺权”活动的早期阶段，工人“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并肩战斗”。当他们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之后，“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之间争夺地位的利益冲突就全面展开。在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影响下，“红卫兵”们本来就习惯于把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和组织统统置于对立面，这种做法受到官方文件的鼓励[2]，再加上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运用没有具体标准和政策依据的政治“帽子”，按照毛及“中央文革”的需要，支持一部分群众组织，打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并且让地方驻军介入支持某些群众组织，结果造成了各地群众组织之间严重的分裂和对立，“红卫兵”组织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对立之中。随着各地“造反派”因为“夺权”当中的分歧而对立、分裂，“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系”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成武装冲突。不同“红卫兵”组织之间也出现了尖锐的摩擦冲突。

自从“红卫兵”组织逐渐发生分裂或变成“派性”组织，就有一些“红卫兵”成员开始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摩擦冲突的发展，他们逐渐了解到这场运动的残酷性和盲目性之后，日益清醒过来，对“文革”产生怀疑，不少人因此受到打击和迫害。

总体上来看，“红卫兵运动”自兴起之时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工具，青年学生之所以戴上“红卫兵”的“桂冠”后就所向披靡，其权威和力量并非来自青年人自身，而是源自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状态下，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把毛个人的无上权威转化成了无数“红卫兵”个人行动的权威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也决定了“红卫兵”的命运，“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几次出现分裂，不同派别力量的兴衰，都与毛泽东操纵的政治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当毛泽东借“红卫兵运动”之手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的目的之后，“红卫兵组织”开始被冷落。

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整顿思想、作风、组织，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但不少“红卫兵”不愿意返回校园，而是继续在各地参与派系斗争。在一些地方，“红卫兵”们参与了抢夺武器的行动并与其他群众组织发生武装冲突。1967年10月，毛泽东表达了他对“红卫兵”的不满。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要求大、中、小学校复课的通知。此后，中学“红卫兵”基本上回到学校，但在一些大学里“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冲突仍然继续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京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组织在校园里的武装对垒，最后毛泽东只好派“工人宣传队”去控制局势，但遭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抵制，清华大学的这一派“红卫兵”甚至开枪射击，打死工宣队员5人。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谈话要点以“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为题向全国发布。自此，“红卫兵运动”逐渐沉寂。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所有学校开始了“军宣队”管理下的“军训”，“红卫兵运动”基本结束。自1968年秋天起，绝大多数大学生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劳动，各地城市里应届毕业的中学生则多数被强制迁往贫穷的乡村或艰苦的边疆定居，号称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中一度如“天之骄子”的“红卫兵”至此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红卫兵”在中国彻底消亡了，这一代曾经非常活跃的城市青少年沦为终日艰难劳作也难以自养的农民。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1965年以前历年被强制迁徙至农村的城市青年统称为“知识青年”。

官方文件对“红卫兵运动”的性质作了如下界定：“红卫兵运动是发生在6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适应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千百万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种种具体特征，并且用对群体活动的概括性表述掩盖了这场运动中某些人的个人责任。但研究“红卫兵”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往往带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因此往往更接近事实。如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解释是：“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3]”范明强和魏纹则把“红卫兵”看作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是对中国青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驱动下的青年运动，是灾难性的破坏运动[4]。

笔者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发生在6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由错误路线指导并发动、服务于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有千百万学生、青年参加的造反性活动，具有鲜明的反现代性色彩，是青年学生在政府指导下从事的一场破坏社会秩序和自我摧残的行动，从各方面来讲它都不是一种理性的进步文明行为，而是邪恶的倒退和社会灾难。但是，要了解“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演变，还是得结合其所处政治社会环境，考虑到包括从国家领导人到“红卫兵”本身各方面因素，并参考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认识。

二、“红卫兵运动”产生原因解析

徐友渔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成果相当多。他在“文革”中有亲身经历，为了研究“红卫兵运动”访问过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大量系统地阅读了“文革”期间的官方文件和“红卫兵”小报。他在一篇文章中追溯了“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那时学校里的教育与社会风气都是“革命至上”的革命理想教育，“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青少年的价值观。当时全国流行“学雷锋”运动，他认为，正是“学雷锋运动”所倡导的“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甘当革命螺丝钉”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观念，导致了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一系列以“革命”的名义所从事的暴力行动。而当时党和政府发动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则产生了对毛泽东的高度个人崇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把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标准，从以往强调的忠于事业、忠于人民乃至忠于党，最终变成了忠于最高领袖个人。徐友渔还分析了当时中国的自我封闭的社会氛围，认为那时人们生活在一种政治神话中，以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受苦受难，而中国不但是个生活幸福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在等待着“革命”的中国去“解放”，由此青年一代产生了狂妄自大、反理智和反文化的心理，藐视人类文明与人性。整个社会受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影响，形成一种“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的社会氛围[5]。再加上当时盛行的“阶级路线”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文革”初期“血统论”的盛行[6]。

徐友渔认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的动机虽不排除个人利益，但总体来说比较单纯，其中青春期激情占了很大的比重。他引用依斯瑞尔“从历史角度看红卫兵：中国青年运动的连续性和变化”中的语句：“想当红卫兵的诱惑有多种因素，因人而异：参与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的愿望，在受教育和就业的无情竞争中得到好处的前景，享受同志情谊，共同冒险和集团权利感，以及串联历险的机会”。其次，徐友渔认为，阶级斗争教育是诱发红卫兵运动的一大原因。在“文革”以前学生中就产生了潜在的分裂。再次，他认为人们起来“造反”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家庭出身，而是因为毛泽东的号召。其四，“文革”发动者使用了策略手段。其五，基于当时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范明强在“‘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分析了“红卫兵”思潮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红卫兵”思潮之形成有其历史条件、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历史条件是指政治社会化；思想条件是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如“反修防修”、“大民主”与“治乱观”等，同时还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组织条件是指“红卫兵”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组织。高皋和严家其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特殊作用的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7]”徐友渔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曾列举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观点[8]。唐少杰还归纳出“红卫兵”的8大情结：“造反”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迷信领袖、暴力崇尚、血统出身、英雄主义情结[9]。

笔者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三个角度分析，认为“红卫兵运动”是在60年代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青年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1.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红卫兵”诞生的历史大环境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区域内，那他就不可能知道在他这个小世界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大世界，在他的观念中只存在关于这个小小世界的认识。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除了与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的交往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外交往来，陷于孤立状态。同时在国内大搞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从此，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以外，接触不到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基本上不了解国际社会的真实变化。从1962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国又切断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原来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改成单一的毛泽东思想教条的灌输。人性、母爱、温情等被说成是腐蚀革命的毒药，人道主义被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到了1966年，毛泽东语录铺天盖地般出现在人们的视听中，全国各大中小报纸、广播电台言必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语录被印成“红宝书”，上至副统帅林彪、总理周恩来，下至小学生，都“手不离语录”、“口不离语录”，对待毛泽东语录的态度被看成检验人们是否忠于革命、忠于领袖的试金石。

1966年“文革”高潮时期，书店里只剩下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著作和鲁迅的书。在民众自发的互相监视下，很少有人敢交换传看被称为“封资修”的国内外经典作品。从该年秋天开始，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与此同时，各种“群众组织”自行编印发行的小报却满天飞。广播电台只播送政治宣传材料和“革命歌曲”。在这种高度封闭的文化环境里，报刊广播以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政治符号高频率地反复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同时充斥着“阶级斗争”的社会控制系统又阻止了信息在民间的自由传播，人们只能接受被灌输的信息，结果导致中国人、特别是正处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年一代的蒙昧无知。那时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体人格，人云亦云，缺乏对社会的独立看法，对官方灌输的一切说教又深信不疑，即便极少数人有探索精神，也苦于找不到多少可以启蒙的资料，何况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人们保留独立于当局的想法。在接受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之后，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激情必然会引诱他们把心中的所想变为现实，这是“红卫兵”产生的主要原因。

2. 畸型的政治氛围──“红卫兵”诞生的政治前提

当时中国在封闭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实行了近20年的政治高压，这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氛围。“文革”前多次搞政治运动，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63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把55万人打成“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不但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如果说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的话，那么毛时代的政治高压则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表不同于官方声音的言论。公共生活的“泛政治化”进一步导致个人行为的“泛政治化”和犬儒主义盛行。许多人变得在政治上对“领导”无条件地盲从，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表现积极”；与此同时，以“靠拢组织”的名义打击同事、同学，向“组织上”告密出卖同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也成为一种受到“领导”鼓励的“正当”行为。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对“组织上”的信任又进一步演变成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效忠。毛泽东利用从40年代以来积累的权威，在中国推动了“现代造神”运动，形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极度个人崇拜。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传统是这种“现代造神”运动的“根”，这场“造神”运动只不过多了一层现代“泛政治化”的色彩。当时“誓死捍卫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之类的口号流行全国，人们不以为怪，反而认为这就是人类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名义下，“红卫兵”把种种“打砸抢”行动都“正义”化了。青少年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极易形成“政治化人格”，人们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其言行举止都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这在当时的青少年中尤其明显。

3.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异化──“红卫兵”一代的社会化过程

在青少年成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他们主要受3方面的影响，即社会、学校和家庭。上文分析了社会政治环境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接下来分析当时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影响。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观念成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转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尤其是通过设置政治课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端正”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使之成为绝对服从党的驯服工具。学校在发展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过程中也努力培养“政治积极分子”，鼓励青少年学习“革命先辈”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青少年本来就非常看重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校的支持保护下，学生“积极分子”行为的“泛政治化”无疑对其他同学起了“示范”作用，也构成了同伴压力。青少年原本就激进，而当时学校内的“泛政治化”气氛又进一步加速了青少年中激进倾向的蔓延。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选择“红卫兵”作先锋，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影响下的青少年具有容易冲动与无条件盲从的特质。

在60年代前半期紧张的社会政治气氛中，不少家庭的内部关系也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阶级感情”被放到了维系正常家庭伦理关系的血缘亲情之上，一些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人在家庭内部也用“阶级路线”划分家庭关系，导致夫妻、父子等亲情被异化。很多青少年为了表示自己“要求进步”、“表现积极”，不再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甚至要与有“历史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这样的家庭气氛无法缓冲社会和学校教育“泛政治化”的影响，相反还强化了青少年的激进情绪，为后来的“红卫兵”造反埋下了种子。

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随着生理上的发育，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趋于成熟，希望独立地探索人生和社会，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也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他们一旦形成了某种想法和意念，就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可是他们单纯，社会经验少，需要而且崇拜偶像，却未必能对社会现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太容易被人利用而茫然不知。可惜，当时的学校教育所施加的影响恰恰把他们推往政治上激进冒险的方向，而家庭教育又被“泛政治化”的社会气氛压缩得无法起到必要的矫正作用。

三、“红卫兵”的派别分类、行为特征及异端思潮

以上的讨论为了大致说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消亡，基本上是用“红卫兵”这个词称谓所有的“红卫兵”组织。曾先后投入“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大约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其中不仅有所谓的“老三届”（指本应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学生），也包括所谓的“老五届”（其范围大于“老三届”，还包括应在1969、1070年毕业的初中生）。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因经历和“文革”前所受教育的多少不同，价值观有差别，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10]。

在“红卫兵”当中始终因参与程度的不同存在着领导者型、主力骨干型和一般群众型（也可称为依附者型）等不同角色。而如果从“红卫兵”本人的思想认识层次来划分，则可以发现附从型和独立型两种类型。其实，“红卫兵”在“文革”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行动统一、观念一致的群体，“红卫兵”们从一开始就分成许多派别，代表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也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文革”的各个阶段，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此起彼落，你兴我衰，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一些学者就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徐友渔将“红卫兵”的发展概括为：“1966年8、9月间，搞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枝独秀、风光万分不可一世；而从10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者彻底瓦解，或者被打得七零八落，稍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分裂为具有激进和温和倾向的派别；1967年的‘一月造反’一度使造反派失势，保守派死灰复燃，但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在5月前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7月开始，内部两派开始大武斗；在中央的干预下，各地造反派在1968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这年8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11]。”他按照“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

针对社会上对“红卫兵”的不少误解，陈益南认为，不能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也不应该将“红卫兵”全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他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始终是同一批人、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他的看法是，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底到1967年元月之前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反军与拥军两派红卫兵时期（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造反派红卫兵发生分裂，分裂为所谓的“拥军派”与“反军派”）”、“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12]。陈益南也是从“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来划分的，只不过他的划分与徐友渔有所不同。

史晓平和史晓久则从政治倾向上对“红卫兵运动”过程分期解析。他们认为，“红卫兵”在“文革”时期大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红卫兵”初期（1966年6月到9月）、“红卫兵”泛期（1966年9月到12月）、“造反派”时期（1966年冬到1968年夏）[13]。他们对1966年“红卫兵”活动的划分与徐友渔的观点相似，只不过不如徐友渔划分得那样详细。范明强则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分析红卫兵。他认为，“红卫兵”在其运动过程中经历了诸如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血统论”与反“血统论”、派性论争、觉醒与反思这一系列阶段[14]。而印红标则专门从“红卫兵”的流派这一角度来分析“红卫兵运动”。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析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4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他对各个流派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区别作了一番论述[15]。

在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红卫兵”从政治倾向上可以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在此有必要解释，“老红卫兵”的活动时间是从1966年5月其诞生之日到1966年底，此后未再发挥作用；而“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则兴起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之时；“造反派红卫兵”彼此之间又相互标榜自己是“左派”，把对方叫做“保守派”，其中也出现了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极左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不同于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则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间。

关于“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之间的异同，我基本同意印红标的观点[16]，在此只稍作补充。不少学者把“极左派红卫兵”和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混为一谈，例如徐友渔就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成是“激进造反派”的杰作，实际上杨属于“极左派红卫兵”。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斗争的锋芒都对准党内的“当权派”，这也是他们与“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不同之处。其差异主要是，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虽然要彻底打倒“当权派”，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而“极左派红卫兵”则在思想观念上极端左倾，侧重于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是“形左实右”，实质上是否定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也因此遭到政府的镇压。“极左派红卫兵”虽然也是“造”社会的“反”，可是与“红卫兵”早期的“造反”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的。“红卫兵”早期“造”的是“走资派”的反，初衷是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的政治制度；而“极左派红卫兵”“造”的是现存政治制度的“反”，所以周恩来曾严厉批判其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

“文革”前“阶级路线”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什么事都要用“阶级路线”来衡量。政府根据政治意义上的“出身”把人们划分为三类：好出身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文革”中简称“红五类”）；中等出身为职员、自由职业者（如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中农；坏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革”中简称“黑五类”）。年轻人的前途基本上与他们的出身相对应，在诸如入团、入党、提干、参军、升学、就业等人生的重大关口，首先要通过“政治审查”，而“政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察看家庭“出身”，按照“出身”决定是否批准。

首先创立“红卫兵”组织的是出身属“红五类”、特别是出身于干部家庭的“老红卫兵”。他们当中流行的说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1966年5月到9月是“老红卫兵”耀武扬威的时期，那时“血统论”在社会上广泛公开地流行。这些“老红卫兵”对党内高层的分歧和复杂局势不甚了解，成立“红卫兵”之初提出的口号是“保卫红色政权”。他们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意味着对干部子女及其干部父母的支持；这些干部子女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大部分中高级干部。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被打倒，于是这些“老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忠诚度不断下降，而对“文革”的反感抵触却越来越大。晚于“老红卫兵”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也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他们之所以被视为“保守”，“原因是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他们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后来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17]。”据研究者对某省一所重点中学1966年8月份发起成立的一个“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调查，其总指挥均为当地党政军首脑（省军级干部）的子女，“支队”一级“中层负责人”多为当地党政军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厅局级、师级干部）之子女，而父母为县、团级以及此级别以下的干部之子女就只能成为该“红卫兵”组织的一般成员[18]。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表了批判“血统论”的讲话，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也要反对“唯成分论”。以这个讲话为转折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开始重点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以便让这个“红卫兵”群体为“打倒走资派”冲锋陷阵。“造反派红卫兵”在其成员构成上虽然不再那么注重“血统”，可是其领袖却仍然是讲究“出身”背景的，还是以“红五类”子女为当然领袖。在“红五类”当中，“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具有政治优势，革命烈士有名誉优势和政治保险性，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工人、贫下中农具有数量优势，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因而在红卫兵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掌握领导权者，基本上都来自于前两类出身的人[19]。”

从表面上看，“红卫兵”似乎在组织上极端分散，有严重的“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并不存在统一整合的统属关系，但各种“红卫兵”组织都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从这层意义上讲，“文革”时期山头林立的“红卫兵”时代并非“无政府”状态。根据“中央文革小组”重视程度的不同，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当中形成了一些“核心”组织和“领袖”人物。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得政治风气之先，甚至能“上达天听”，因此在全国最有影响。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9月5日，又有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这两个校际组织由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红卫兵”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北京市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红卫兵”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1966年11月27日，北京地区又出现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三司”曾因获“中央文革”的支持而在全国红极一时，它派到全国各地策动“造反”“夺权”的“红卫兵”常被当地“造反派”称为“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文革”前期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些受“中央文革”垂青的“红卫兵领袖”，例如号称5大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谭厚兰，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王大宾，“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韩爱晶，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的头目蒯大富（人称“蒯司令”）。其他地区出现的“红卫兵领袖”有上海市“红三司”的总司令安文江、西安的李世英、长春的姚美玲、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郑州的党延川、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等。

“文革”中“红卫兵”表现出极端的盲目狂热性、残忍性、反社会性和反现代性，这并不是少数个人的过失，而是当时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红卫兵”大多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其认识、情感、意志发展往往不平衡，情绪波动很大；他们反应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却缺乏起码的是非判断力；他们富有牺牲精神，但易于冲动。一旦他们接受了一种信仰，表现在行动中便具有狂热性。以当时的“大串联”为例，一些“红卫兵”不满足在国内各地“串连”，还想出国“串联”，为此曾经强行搭乘国际列车试图出国“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过一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歌，其内容虽然荒谬，却充份体现出一些“红卫兵”的政治狂热：“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20]。”

被煽动起来参与“文革”的青少年本来还处在成长期，需要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帮助他们规范行为，但在“文革”时期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被彻底毁坏了，幼稚无知的青少年被赋予了“神圣”的“造反”使命，结果他们基于成长期反叛心理而自发产生的“革命”行为充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社会性。这种反社会性可以从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话语中看出来：“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100％的修正主义！[21]”“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22]。”同时，当时愚昧的反现代性和“阶级斗争”政治教育也造就了一大批既盲目仇视现代进步、又行事残忍的青少年。在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中，代表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古董、艺术品、音乐、服装、书籍等，统统被销毁破坏，在“红卫兵”眼里，这些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产物”，都应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样的反文明行为当时居然得到了官方的赞扬，《人民日报》曾用完全正面的语调报导“红卫兵”打砸抢的情景[23]。当时“红卫兵”的残忍性还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特别是一些中学“红卫兵”刻意制造出“红色恐怖”，百般羞辱批斗对象，如剃掉其半边头发（号称“阴阳头”），往其身上吐口水，逼其在碎玻璃上爬行，还对被批斗者施以非人的酷刑，直到把人折磨死。不仅北京市不少中学的“红卫兵”犯下这样的罪恶，其他城市的中学生也有这样的作为。有的“红卫兵”曾经强迫北京幼儿师范的一位音乐教员在“牛棚”中写出一首自我羞辱的“牛鬼蛇神嚎歌”，然后每天清晨强行让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列队唱这首歌，同时“红卫兵”们对这些“牛鬼蛇神”不断辱骂、呵斥，还用皮带抽打。

“红卫兵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异端(独立)思潮。王绍光写过《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列举了10大思潮：“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清华四·一四思潮”、“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四、“红卫兵”研究及其展望

“红卫兵”运动作为6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场规模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它不仅是决定当时政治社会演变的重要力量，也为今天中国的发展留下了许多不可忽略的影响。当年的“红卫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自己也深受这场运动之害，许多人荒废了青春和学业，甚至丢弃了生命。更为严重的是，有不少“红卫兵”背上了沉重的心债，十分忌讳谈起那一段往事，尤其是不愿面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只有极少数人如徐友渔、咏康、梁晓声、安文江、肖文等站出来发表相关文字。尤其是那些当年叱咤风云或曾在揪斗“黑五类”时打死过人的“红卫兵”，则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回忆录。现有的“红卫兵”回忆录多半是“老红卫兵”或追随者的，而且在他们的文章中我总是觉得他们似乎隐藏了一些事。如今在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多人都是“红卫兵”和“知青”出身。究竟当年的“红卫兵”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成长和成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代人，他们当年的足迹对今天中国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总的来讲，1992年以来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出版了很多研究“红卫兵”的书著，但以回忆录性质加上文学色彩的居多，如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等，而深入调查、做理论分析和综合处理的文章比较少，1992年以来发表的不到60篇。参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以早期“红卫兵”居多，他们一般或因反对“文革”而后来得到平反，或在“文革”中转而成为“逍遥派”人物；而曾在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造反派红卫兵”出身的研究者却为数寥寥。在“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中，以年龄群体或活动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尚不多见，对某一群体“文革”后期直至现在的生活、思想状况等方面的追踪调查研究就更是凤毛鳞角。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和“反思”思潮也应该有进一步的挖掘。

“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是现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让每一个爱国和担忧中国命运的青年都了解这段历史，立足现实，“以史为鉴”。

【注释】

[1]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2]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就把群众划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

[3] 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4] 范明强、魏纹，“对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几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5]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号。

[6] 见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0、41页，天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7] 出处同上。

[8] 徐友渔，《直面历史──老三届反思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9] 唐少杰，“历史的反思──红卫兵情结”，《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5期，第47页。

[10] 参见李辉编著的《残缺的窗栏板──历史中的红卫兵》，第117页，1998年7月第1版。

[11] 徐友渔，“‘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

[12] 陈益南，“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http://www.gongfa.com/gfyjlw.htm，2000.12.9）。

[13] 史晓平、史晓久，“论红卫兵”，《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14] 范明强，“‘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第11期，第9页。

[15] 出处同注[2]。

[16] 出处同上。

[17] 出处同上。

[18] 出处同注[10]。

[19] 出处同注[9]。

[20] 出处同注[7]，第85页。

[21]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22] 出处同上。

[2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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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4 Issu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