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学渣的总结
这两年最成功的物种就是新冠病毒，仅有一条RNA的小东西，用了大概30个月，传遍天涯海角。这么微小的病毒，把全世界各大国，什么大英吉利、大法兰西、大俄罗斯，大韩民国、小日本、小美利坚等等，全都考了一遍。考试中，有的国家前面选择题全错，大题却挽回点颜面；有的憋到填空题终于破防；有的前面选择题如有神助，大题却栽了跟头。几乎所有国家考试过程中苦不堪言，咬烂铅笔头，典型的学渣表现。不管情愿不情愿，现在大多数国家都交了卷子出场了。学渣们出了考场一对答案，拼凑了出了一点标准答案。
1.从原始毒株到最新的omicron，新冠病毒怎么变化的？
新冠病毒的变异非常符合进化学规律，即传染性越来越强。原始毒株的R0（基础传染率）约为2.8（即1个人在全病程中传染2.8个人），Alpha毒株约为3.9，Beta毒株约为4.2，Delta约为5.2，Delta Plus（尼玛苹果造的么）约为6，Omicron BA.1最高大约为10，Omicron BA.2大概到了12。病毒的进化不会停止。进化学上一点优势很快就会让新物种拥有统治地位。每一个新变种都以极快的速度取代了老变种。现在中国流行的正是Omicron BA.2以及它以后的新变种。
R0=12是什么概念呢？Omicron的平均潜伏期是3天，有症状时间最多10天。也就是在两个星期完成一个病程。用一个极端简化的算法，在没有任何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大概不到三个月就可以传遍全人类。
2.新冠病毒可怕么？
早期的病毒确实很可怕。它面对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提防的人类，特别是他们中的老人和弱者。早期数据迷雾重重，病死率甚至有可能高达14%。但是后来变种的致死率渐渐清晰。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感染Delta变种后的死亡率大概在1.7%，而感染omicron之后的致死率大概在0.5%。显然病毒毒性越来越低，这是符合进化学规律的。如果宿主被病毒一击出局，病毒还怎么驾驶着旧宿主去找新房东？只有得了病还有力气带病毒一起浪的人才是好宿主。突变后的Omicron变种更多停留在上呼吸道，既方便它到处喷感染别人，也减少了因为肺炎导致的重症和死亡。
（当然这只是自然选择上的规律，病毒本身进化是无方向的。比如2020年底曾经出现的B117变种，相比其前代，28天死亡率高了60%。尽管选择的方向有利于病毒和人类，也会有例外。）
3.既然如此，是不是面对Omicron就可以就地躺平全面放开了呢？
英国最近宣称新冠死亡率（0.03%）已经低于流感（0.04%），所以全面放开。但是这样的死亡率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人群中大部分人对于新冠已经有免疫力，达成所谓“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没有免疫力的人死于新冠的概率是有免疫力人的15倍，或者更高。对于没有免疫力的人群，Omicron还是一种致死率大于等于0.5%的病毒，远大于流感。（我还有一点未经验证的猜想：早期病毒变种已经把人群中的软柿子多数捏过了；当Omicron来的时候，剩下的多是硬柿子了。所以面对没有感染史的新鲜柿子林，Omicron可能毒性更强。）在没有控制条件约束下，千万不要把一个地区的致死率套用在另外一个地区。
2020年初，这次疫情考试的第一道选择题就是发生疫情之后怎么办。东亚一些国家选了严格封控，西方一些国家选不了这个选项，只好搞部分封控，当时只有英国小声说，我们可以选“群体免疫”。舆论一时大哗，以为英国佬脑洞大开，就地躺平，恨不得立刻把他叉出考场。其实英国人说的“群体免疫”，是人类面对绝大多数传染病的终极武器。人类和病毒相爱相杀了上百万年，只有一种病毒，就是天花病毒，在人类努力了两百年后被完全消灭了（现在仅存的天花病毒的样本保存在世界第一抗疫失败国和抗乌自卫还击国的实验室里）。其余的不计其数的病毒还在逍遥法外。好比监狱里关了一个犯人，100万个同伙还在外面继续犯罪。消灭不了敌人，只好和它签订澶渊之盟。现在中等以上国家的婴儿从出生到之后几年要接种多种疫苗，就是为了维系人类对这些病毒的群体免疫。尽管这样，这些病毒还是层出不穷。人类同病毒达到了动态平衡，而不是一方把另一方面赶尽杀绝。清零不可能，平衡才是常态。其实，科学上只有“动态平衡”这个概念，“动态清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
4.如何达到群体免疫？
达成群体免疫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然免疫，另外一种是接种有效疫苗。虽然前者免费，但是贪生怕死的人类显然从理智上从情感上都选择后一种。新冠疫情初期，并没有任何有效疫苗，所以那个时候英国提出“群体免疫”，几乎就等同于放任集体感染，显然不合时宜。所以对于疫情的防治路线是这样的，早期以空间换取时间，利用社交隔离，且战且退，为研发疫苗争取时间。一旦有了疫苗，立刻推广接种，尽快形成群体免疫，之后疫情就结束了。现在西方基本形成了群体免疫，就是疫苗+自然感染的成果。印度没有这样的奢侈，到了2022年4月，它的疫苗完全接种率也只有61%，加强针完成率更是低到1.8%。印度的群体免疫，相当程度上是靠自然感染实现的，当然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5.疫苗有用么？
这次研发和生产mRNA疫苗的速度是光速，三期临床实验的结果也好得惊人，早期的应用也确实迅速压低了曲线。mRNA疫苗主要发明人Katalin Karikó没有获得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显倒得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抱着一点不必要的矜持。按照计划，似乎依靠疫苗实现群体免疫胜利在望了。但是人算不如人作（zuō ），在美国近40%的人死活不打疫苗。很多州政府举行百万美元抽奖也没多大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在疫情期间滥用公帑，留下巨大的经济窟窿后面再表）。如果病毒的R0是2.8还勉强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目标，但是病毒不停变异，R0不停升高。对这些人，只好依靠自然方法来免疫，omicron实际上充当了这种自然疫苗。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说不定更疼。
疫苗不是百分百可靠（世界上就没有百分百可靠的东西，除了宗教和巫医）。成功的疫苗，会同时刺激人体产生抗体和记忆细胞免疫。病毒进入体内，如果有足够浓度的对应抗体，病毒就会被立刻消灭。刚刚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就是靠体内这种高浓度抗体来对抗病毒。问题是长时间维持高浓度抗体其实对于人体是成本很高也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抗体浓度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于是长期免疫就需要记忆细胞。记忆细胞能在需要的时候投入战斗，重新制造抗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接种疫苗很长时间后，被感染的风险上升，但是重症和死亡的风险还能维持较低水平。目前看来，针对早期毒株设计的mRNA疫苗对于Omicron的表现正是如此。
这次的疫苗研发大战，可以说是人类疫苗技术路线华山论剑。但参加华山论剑的有东邪西毒，也有裘千仞，说不定还有裘千丈，功力天壤之别。比如牛津的AZ腺病毒载体疫苗，在疫情初期表现尚可，但是后继乏力。由于腺病毒疫苗天生的缺陷，对不同人群的效果差异很大。而强生疫苗，在美国甚至有拖后腿的嫌疑，不久就退出了市场。各国在早期做疫苗选择题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不同的选项。而在选择加强针的时候，各国的标准答案都收敛到那一两种疫苗上——除了有些国家纯粹为了面子非要特立独行。比如台湾的“高端疫苗”，连严格的三期实验都没做过，蔡英文竟然当众接种，以此力推。这可以说是为了面子害了百姓。同样害人的还有俄罗斯的卫星疫苗，竟然曾经被查出活病毒。古巴也一连搞出了好几种国产争气疫苗，并且声称便宜大碗，完全因为美国的迫害而不能推广——可惜连它的友好国家也不肯采用。你看到的是危机，他看到的是投机，是商机。
6.疫苗有副作用么？
当然有。所有的疫苗，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本来在打疫苗和感染之间，就是两害相衡取其轻。尤其是新冠疫苗，都是紧急投入使用的，长期副作用根本无从观察。但同一切科学实践一样，最重要的是透明公开。
尽管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临床试验（用于对抗狂犬病），mRNA疫苗对于大众还是相对较新的技术，人们有怀疑很正常。在针对新冠病毒的mRNA临床试验和大规模推广中，科学家很密切监视和记录各种不良反应。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并没有发现值得终止mRNA接种的重大副作用。虽然有心肌炎的案例报告，但目前远不足以抵消被新冠感染的风险。
倒是有些人利用mRNA疫苗的信息透明大做文章，进行污名化。在疫苗刚刚推广期间，新闻盛传mRNA会导致面瘫。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面瘫是青年人自发而自愈的疾病。对比接种人群的发病率和过往的数据，接种mRNA疫苗并没有提高面瘫发病率。当这些病人自愈后，媒体似乎再没有什么炒作的动力，一哄而散。
辉瑞给FDA提供的材料列有1000多种需要观察的副作用。这是专家建议在推广过程中需要观察的有可能的副作用的名单，是常规操作，对一切新疫苗都是如此：并不是说mRNA会引起这些副作用。有的媒体断章取义，连基本的新闻伦理都没有了。
对疫苗的污名化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相当多的人，特别是老人，对一切疫苗都抱怀疑态度不肯接种，而老人正是对新冠病毒最敏感的人群。这些人可能是这些造谣者的亲人、邻居，等疫情来了，反受其害。香港的老人们就是这种信息污染的受害者。
再说一次，提高疫苗接种率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公开透明公布一切信息。
7.要不要打加强针？
这次考试很多题目是现做现提交，没有什么改错的机会。疫苗能打加强针，已经算是法外开恩的补考了。但这里也有个问题，老百姓是不是愿意参加补考。政府在老百姓那里的公信力是有极限的，也是不能滥用的。比如政府狂推加强针，接种的人已经比完成两针接种的数量少了很多。老百姓给你面子去接种，但不能无休无止地一针针打下去。所以推出第一针的时候就要选对答案，不可滥用人民的信任和服从。如果说第三针确实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的话，第四针就值得商榷了。以色列已经推到第四针，唯一的效果就是让每日感染数据好看一点。反复打疫苗，不断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有可能会扰乱免疫系统、得不偿失。再好的工具也不能滥用。
8.封控到底是有效手段么？
按照传染病模型，无论怎样阻击拖延，一旦疫情传开，如果没有有效疫苗，最终所有人都要经过洗礼。所以封控的目的只是拖延时间，避免大量病例同时爆发，击穿医疗系统。这就是所谓“拉平曲线”。曲线的峰值下降，但是包围的总面积（感染人数）是不变的。媒体爱谈论的医疗击穿只在短时间内某些国家发生过。事实上在美国，虽然疫情期间CNN记者愁眉苦脸在纽约医院门口悲天悯人，医疗系统从来没有被击穿过。大张旗鼓动用的美军医疗船并没有派上用场。那些耗巨资建设的临时医院，寂寞空庭春欲晚，大多数一天也没用上，默默又拆了。封控不是目的，甚至不是最终解决手段，只是权宜之计。那些搞封控上瘾的人，舍本逐末，浑然忘却了初心。
9.什么样的封控是合理的？
任何防疫措施，包括封控在内，目的是为了救人。如果为了救某一些人而牺牲其他人的生命，就要掂量掂量了。为了防止一种死亡反而导致更多的死亡，那更是单细胞生物的思维方式。美国封控最严格的时候，没有限制居民出行（包括出市和出州）、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强制普通人检测，没有关闭超市和物流，最重要的是，没有关闭应急部门（医院、消防站、警察局）。这是常识。现在回头看来，封控的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一方面是欧美无法实现真正的严格封控；另一方面是封控手段从理论上说就是有限的。Maryland University医学院的研究证明，长期封控的效果很差，不能作为长期措施。人类天生就是穴居杂食的社会动物。封控两星期后，人类就像困在房子里的苍蝇，猛撞窗户想出来了。2022年发布在Studies in Applied Economics上的论文指出，封控实际上只减少了美国0.2%的死亡，减少了欧洲2.9%的死亡，拯救的生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再把封控造成的其它损失加进公式，封控是否得不偿失成为一个问题。
说到封控，有个同学一开始就不愿意参加考试。这个同学就是瑞典。瑞典的防疫措施比几乎所欧美国家都要宽松，他们短暂关闭了高中，但是大多数时间维持学校和公共场所开放。瑞典从未实施严格的口罩令，甚至在2021年中不再建议戴口罩。从数据上看，瑞典的结果既有意料之中，也有意料之外。它的新冠死亡率（1.8例/1000人）高于斯堪的纳维亚邻国（丹麦0.5例/1000人，挪威1.0例/1000人），但是比起其他执行更严格封控的欧洲国家（英法西班牙等）都要低。更有意思的是，丹麦和挪威在前几波疫情中都维持了超低的死亡人数，但在Omicron疫情来袭的时候死亡人数都创造了新高；而瑞典的Omicron死亡人数比前几波都要低。这也是瑞典早早放弃口罩令的底气。瑞典在2022年愚人节那天终止了所有新冠有关的旅行限制。无论成败，特立独行的瑞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例。
10.防疫措施留下了什么？
疫情给人类文明留下了伤疤。很大程度上，这伤疤来是人类慌手慌脚自插一刀造成的。各国抗疫的两大战场是医疗和经济。医疗在上面已经说过，经济上，疫情留给人类最大的礼物是经济危机。联合国在2020年年中发布了一个报告，说疫情把3400万以上的人推入赤贫。美国国会2021年的报告则认为2020年有6500万到7500万人进入了赤贫。这是发展中国家人民遭受的苦难。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在疫情期间，发达国家政府一通操作猛如虎，结果两年内经历了百年未遇的大起大落：史无前例的大失业潮连着劳动力严重短缺；从市场突然萎靡到供货紧张。几个小例子可以看出来。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租车业一下子濒临绝境，手里的车子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Florida一个租车公司的停车场非常可疑地突发大火，烧掉了4000辆车。可万万没想到，2021年起，由于供应链问题，车子又成了抢手货。新车零售商停车场空荡荡无车可卖，二手车可以卖出新车价。美国进步派多少年来一直在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战斗，可是疫情后的劳动力短缺让劳动力价格飙升，这场战斗莫名其妙就结束了。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三次坐飞机撒钱给全民派支票。不到一年，通货膨胀打破四十年记录，全社会的纸面财富都被稀释了。
所有的防疫措施都是有代价的。从统计上看，孩子是对新冠病毒抵抗力最强的群体，死亡率极低。但是在防疫中，孩子恐怕是牺牲最大的群体。绝大多数国家在疫情严重的时候都关闭了学校。美国相当多的学生被赶回家参加远程教学。对于小孩子来说，远程教学如同儿戏。美国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对比了十二个州的K-12学生在疫情前后的成绩，语言考试通过率平均下降了6.3%，数学考试通过率下降了14.2%。越是穷和越是依赖远程教学的州，下降程度越高。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通过补习来追回损失的学习时间，对于有些人，这些损失是一辈子的。很多学生可能就此永远离开了学校。至于像学童缺乏社交引发的心理问题，更不好定量了。
在疫情初期，就有人预警，因为防疫，相当多的孩子会错过疫苗接种，会导致其他传染病爆发。果不其然，在2022年，WHO宣布麻疹同比上升80%，而疫情暴发主要原因是麻疹疫苗覆盖率不足。由于新冠疫情扰乱了扰乱全球麻疹监测系统，实际麻疹病例数可能更高。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约2300万名儿童错过包括麻疹疫苗在内的基础疫苗接种，创2009年以来最高纪录。这已经是血淋淋的代价了。
疫情还可能和其它社会问题有关联。美国自从2020年以来，犯罪率暴升，从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到街头的抢劫盗窃，比股市还要疯。美国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长达30年的犯罪率下降的黄金年代似乎就此终结了。它同疫情，同防疫措施，有没有关系呢？
以上还只是很多国家采用的温和防疫措施的代价。极端防疫措施的伤害更大。比如关闭医院。2021年召开的第十一届上海东方肾脏病会议上专家透露，中国有70万血液透析患者。平均算下来，一个1000万人的大城市，就有5000名患者常年需要透析；而2500万人的城市，有1.25万名患者需要透析。对尿毒症患者，国际公认的透析频率是一周三次，如果透析间隔超过2天，死亡率增加20-40%。2500万人的城市每天就有5000多人必须要做透析。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城市，这类来求医问药的重症患者更多。对这些人，医院是一天也关不得。疫情期间关闭医院就好像失火的时候关闭消防站。
11.核酸检测有用么？
有用也没有用。在新冠疫情初期，核酸检测对于监测和控制疫情有很大的作用。这次核酸检测试剂的准确性相当的高，而中国承担了绝大多数试剂的生产，世界工厂名不虚传。
但核酸不是万能的。核酸检测有滞后性，潜伏期的人是测不出阳性的。所以用核酸检测来追踪疫情，永远是追着病毒跑。当一个阳性病人被发现，他已经当了好几天传灯人了。一个新冠病人有可能在痊愈后几个月都在排出病毒残骸，他/她的核酸检测结果可能一直都是阳性——尽管他/她早就不具有传染性。以核酸检测结果决定是否具有传染性是非常荒谬的，仅仅以此为依据采取隔离措施更加荒谬。
到了疫情后期，对于打了疫苗的人，核酸检测结果意义变小了很多。欧美一些公众人物在参加活动时，都必须参加例行核酸检测。这也是为什么隔三岔五爆出这些人感染的新闻。比如电动车大忽悠二手火箭拾荒者挖地虎脑机工程疯猴子马一龙，两次检出阳性，都是在例行检查中被发现的。同样还有老而弥坚的英国女王、美国议长佩洛西，这些人是新冠高危人群，感染后都很快康复。这个时候还做强制核酸检测，就是庸人自扰，浪费资源。
Omicron变种出现以后，新冠疫情监控的重点应当是重症住院和死亡人数，而不是和庞大的感染人数较劲。文科生出身的某主席说过，要抓主要矛盾。工科生出身的某主席说过，要与时俱进。
核酸检测有时候还会起到反效果。比如在全城静默的情况下，呼啦啦把所有人拉去做核酸，有的排队还前胸贴后背，那反而成了Omicron大型传播现场，整个一养蛊大派对。对一些深居简出的老人，核酸检测反而成为他们唯一和Omicron亲密接触的机会。
还有就是核酸检测结果的定义。核酸检测是金标准，前提是严格按照科学规律来。有的地方擅自修改流程，把核酸检测的阈值调低了几百上千倍，导致假阳性几率升高。外行领导以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999个人死得冤不冤？
12.新冠到底杀死了多少人？
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美国死了40-80万人。但这几乎是最精确的记录了，发生在印度、远东、非洲的死亡至今是个谜，只能推算。就是到今天，精确统计全世界的疫情死亡人数仍然不可能。这后面有技术上的困难，也有政治上的忸怩。
技术上的困难比想象的大得多。各国统计口径大不相同。直到2022年4月，美国公布近99万人死于新冠。在美国只要是死亡证书上有（甚至死亡前30天）确诊新冠阳性，就算是新冠死亡，并不区分die of和die with。这大概是因为严格确认死因为新冠是很困难的事。大多数死者都年迈或者患有长期基础病，难以区分新冠是不是那最后一根稻草。因此还不如把所有死亡都算作新冠死亡，起码这样：1.统计口径明确而简单；2.它至少提供了新冠致死的数据上限。
更合理的方法似乎是把美国2020、2021两年的总死亡同以前的数据比较，看看“多”死了多少人，这些人更可能直接或间接死于新冠。人口死亡曲线并不是平滑的，简单的办法是利用疫情前十年的数据（2010-2019）来线性拟合，看看如果没有疫情的干扰。模型算出美国在2020-2021两年合计“应死亡”686万人，比同期实际死亡人数少了96万人。可以看出来新冠确实造成了美国额外的近100万死亡。
这额外死亡并不都是直接死于新冠。比如美国2020年死于吸毒过量的人口暴增了30%，比当年总死亡人口的增加率（18.7%）要多得多，而2021年死亡人数继续暴增。美国滥用毒品问题是社会沉疴，这样的暴增是否和新冠期间造成的社会问题有关还待考察。
直觉上，被关在家里的人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自杀应该增加。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事实上美国2020年自杀人数延续了以前的下降趋势而减少了。相反的，尽管交通流量大大减少，2020年美国死于车祸的人数却创造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这个些问题非常复杂，而清晰的数据可能需要2-3年才能统计出来，所以现在做结论太仓促。
同样的估算方法能够用在俄罗斯身上。俄罗斯开始是不承认新冠有大规模的死亡。在2020年年底官方数字是5.5万例，后来副总理讲话忽然提高到18万，到了2022年4月，官方数字是55万。考察俄国的总死亡数据，俄国从2016到2019人口总数相当稳定，但是2020年比2019年多死了近3.3万人，2021年比2019年多死了近58万人。两年合计，多死了一共60万人，也算是吻合。
隐瞒死亡不一定都来自于专制国家。印度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印度官方承认的染疫死亡人数是52万人，但是WHO在2022年估计印度真实死亡人数是400万人——印度官一直方在阻挠WHO发布这个报告。顺便说一下，这个报告认为截止2022年初，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在1500万人以上，比全球各国正式承认的数据高一倍以上。说谎的不止一个国家，甚至是多数国家。
13.政府在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政府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普通民众不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在不同体制下它的利益和普通民众重合度有很大区别。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客要的是选票选票选票。所以一方面是过度紧张，显示爱人（命）如子，例如纽约州长跪求呼吸机；另一方面当疫情稍有缓解，就急急忙忙宣布宣布胜利（比如加州州长纽森2021年夏天的表演）。还有坐飞机发支票这种直接贿买选民的事情。很多时候，防疫措施的制定，掺杂了太多政治考量。我们不能否认政府在新冠大疫情期间的作用，但也不要低估政府把事情搞砸的能力。
防疫中政府深度干预了社会。在一些信奉小政府的国家里，这是对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全人类及其精英群体是相当短视的，对很多政策的长期后果缺乏预测，也无能力预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产生了无所不能的错觉，而实际上干预的后果不可控。举个例子，20世纪以来，人类发生的几乎所有大饥荒都不是由于自然原因。政府对社会干预最深入的一个国家是苏联。而地大物博的苏联从成立到解体，没有一天不在物资短缺中。
另外，庞大笨重的政府，似乎总是踩不准防疫的节奏。有些时候反应过激，有些时候又慢半拍。在美国疫情爆发的时候，大量中小企业面临倒闭风潮。美国政府开设了专项救济基金。结果发生了大量的骗取资金行为，比如有的公司声称在极寒之地Minnesota种橘子。而在疫情尾声阶段，美国政府又大量免费派发病毒自测包和N95口罩，颇有马后炮的嫌疑。骗子无孔不入地套利，政府麻木不仁地浪费，老百姓无可奈何地买单。
14.媒体在防疫中起了什么作用？
这两年在美国听新闻，大概每两分钟就能听到COVID或者pandemic的字眼。平心而论，媒体在防疫中非常积极，被监督的政府不好偷奸耍滑。要不是媒体，我们也不知道在疫情中，美国议长佩洛西、加州州长纽森、丹佛市长这些“更平等的动物”的破坏防疫的特权行为。
但我注意到，每当疫情有所缓解的时候，美国主流媒体似乎比谁都更谨慎而悲观。问题是，这种谨慎来自于专业人士的指点、基于历史经验的洞见、还是仅仅由于媒体见猎心喜而技痒？当Omicron已经流传了两个月，媒体在描述这个变种的时候，还是喜欢用wild多于用mild。传统媒体衰落和网络媒体的兴起的一个代价是：媒体的专业程度下降。无论是旧媒体还是新媒体，似乎从业者更缺乏科学常识、独立思考和冷静判断的能力。举个例子。当美国开始施打加强针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举办记者会，一个记者高声追问，是否不打第三针就不算完全接种？问这种问题就是不专业。首先，总统无权做这种定义。完全接种应当由科学家来定义，比如疾控中心的专家，而不是总统。其次，即便定义被修改，也不应该由总统，而是应该由疾控中心来宣布。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个记者问这种话，只能表现她科学素养和政治素养双双需要补课。她只是一味好出风头，总想着搞个大新闻——这是一种有毒的媒体职业病。
15.是不是所有的防疫措施都有效？
这两年人们常常去回顾1918的西班牙大流感。很多西班牙流感的历史照片里，防疫人员戴着口罩，口罩成为一种时代标志。这两年也是谣言纷起的时代，有意思的是判断那些来历不明的视频和照片的是否新鲜的一个技巧是看图中的人是否戴了口罩，类似版本学家用避讳来确定宋版书的年代。
这次新冠疫情，几乎所有国家多多少少都颁布了口罩令。口罩是源远流长的发明，人类对于口罩的作用早有足够的研究。如果你研究一下为什么外科医生要戴口罩，你就会发现答案是反直觉的：并不是怕病人感染医生（骨折阑尾炎又没有传染性），而是怕医生在手术中打了个大喷嚏，把病人感染了。口罩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带毒/菌者感染别人，而不是反之。那这样，健康人戴口罩的目的何在呢？为了说服大家戴口罩，从疫情早期，就有这样的理论：有大量的无症状隐形感染者，为了防止你是其中之一，为了大众的福祉，所有人一刀切戴口罩。其实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在疫情早期，病毒毒性很大，无症状感染者是少数。而一个人的排毒量是和他的病情严重程度正相关的，那些无症状的即便带毒，其排毒量也是较小的。真正有排毒危险的，绝大多数都有症状，那这些人隔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所有人都戴口罩呢？戴口罩的逻辑和太阳能手电筒类似。这种无限放大的连坐思维在很多防疫政策里都有体现。
倒是疫情发展了两年之后，Omicron出现，传染力大大增强，无症状感染者也大大增加，而病毒更集中在上呼吸道，这个时候口罩用处反而上升了——但是这个时候很多地方群体免疫已经建立，这一道防线的意义也缩水了。最近美国费城又开始重新强制口罩令，多为专家诟病。这也是政客们表演式防疫的一出戏。
那么口罩对于健康人防止被感染就一点用都没有么？当然不是。如果你按照规范戴N95口罩，并且严格遵守4小时换新的流程，确实有不错的防护作用。问题是多少人能够正确佩戴N95而不感到憋气？如果你戴着N95很舒服，对不起你戴错了。又有多少人一天换4个口罩？相反，重复使用不干净的口罩增加了其他病毒感染的风险，对于儿童，研究也发现口罩也会带来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伤害。戴口罩还有一点心理上的副作用：人们戴上口罩后，往往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而忽视了其它有用的防疫措施。疫情期间人们戴的口罩更是五花八门，根本没有依从任何医学标准。就是医学标准本身也被人搅浑了水：除了N95，还有K95、KN95。口罩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疫情在进行，人民在服从，政府在努力的象征。
还有更可笑的防疫措施。病毒在体外存活能力很差，特别是在阳光充足、干燥的表面上。也就是说户外活动传染病毒的风险极低（除非你去舔刚被病人摸过的商场门把手——竟然真有人这么做过）。美国不止一个地方，把街心公园的儿童娱乐设施都封上了。当然孩子们不会被成人的愚蠢所拘束，这种封条不久就随风而去了。还有比如超市收银台和厕所里的透明隔板，难道病毒是光线，直线传播么？看一眼就怀孕？类似的还有自欺欺人的透明口罩替代品。
另外一个自疫情开始流传的标准就是所谓2米社交距离（美国是6英尺，可恶的美国单位制，导致我们的安全缩水了0.17米）。这个数字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经过实验验证（工程师对于取整数都本能地怀疑）。事实上在室外，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几率很低。就是在室内，也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被感染。如果单纯从社交距离来说，MIT的一个研究说20米也未必够安全。只可惜我们不是居住在木星上，没有那么多社交距离供我们浪费。
16. 病毒会不会通过物品传播？
当然会，但是风险很低。病毒附着在物体上，需要特殊条件才能存活。对于吸水的多孔介质（对，就是你的快递箱子），病毒在室温下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就失活了。在极理想的条件下，病毒可以在硬表面（不吸水，如钢铁）存活72个小时。注意72个小时是很理想的状况。存活不代表它可以增加（病毒只有在体内可以繁殖），病毒载量在体外会随时间推进大大减少。如果再考虑病毒从物体表面到手，由手到呼吸道的损失，可以说，物体传人的可能性很低。事实上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的实验结果证明物传人的几率低于万分之一。与其担心你的包裹带毒，不如担心快递员带毒（让我想起了某位女大学生爱好者资本大佬发动快递员去做死亡冲锋）。只要注意防护，欧美国家从来没有把物体传毒当成需要花大力气切断的传染路径，更何况漂洋过海的海外邮件和商品。
17.公众人物在防疫中作用大不大？
很大。由于其头羊地位，领导人可以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当然也可以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比如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带头公开打疫苗，极大地提升了本国民众对于接种疫苗的信任度和积极性（当然前提是疫苗有效和公开接种，反例是俄国总统普京只是嘴皮子说他打了卫星疫苗）。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有些领导人，自身知识有限，又视民众如草芥，简直是为新冠作伥。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白宫简报会上竟然提倡民众用有害无益的羟氯喹来治疗新冠，让他的支持者深受其害。这种领导人，连自己的支持者都害，不是蠢就是坏，或者又蠢又坏。川普在疫苗出来后第一时间同家人都暗搓搓接种了疫苗，这么看来他是坏大于蠢。
另外一些公众人物也在疫情期间发布不实言论。美国不止一个右派私人电台主播，极力宣传疫情阴谋论和疫苗阴谋论，结果染疫身亡，求仁得仁也就罢了，还害了听众。
这些人都不是专家。有些专家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身份。比如美国总统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博士。他名牌大学科班出身，是著作等身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在世界上活着的研究者中论文被引用数排名第35）。在疫情刚刚爆发时，他的公开言论还是科学理性的。但是随着疫情升温，特别是党争加剧时，他的言论就越来越多被政治考量污染。就如口罩令，福奇博士开始是不赞成的（基于医学常识），但是后来改口，改口的不久被媒体拍到和好基友坐在一起，口罩没拉上（天窗没关即视感），这违背了他自己的建议，说明他心口不一。这些权威专业人士，被政治驱动，不说实话甚至说谎话，背离了专业操守，危害巨大。或许这里有点苛责福奇了，比他表现更差劲的大有人在。
现在的学生考试不用记常数，考卷的开头往往列有这些常数，如万有引力常数、重力加速度、阿伏伽德罗常数等。对这次新冠大考，我们也需要一些基本常识：
新冠是新型传染病，人类在刚刚面对它的时候惊慌失措并不意外。但是两年过去，人类知道的多得多，也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这个时候还以肌肉记忆的旧方式去防疫，是路径依赖，是刻舟求剑，是懒惰，是愚蠢。
防疫是为了拯救生命。如果造成的次生伤害还超过疫情本身，那么就是单细胞思维、剜肉补疮、因小失大。防疫最终是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任何集体防疫措施，都必须要有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和计算，小到口罩封鼻，大到路障封城，都是如此。
只有科学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羼杂太多政治考量的防疫，必然会自作自受。而在疫情期间，别有用心地散步反科学的谣言，更是无耻之尤，害人害己。天道无亲，科学无情，它是永远踢不穿的铁板。虽然我们不能总做到哈佛校训的“与真理为友”，起码可以做到不“与科学为敌”。
古语“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大家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但是现在我对这句话有所怀疑：这话没有考虑人性的弱点，人类或许本质上就是喜欢欺骗和被骗的。可恨的是，病毒没有耳朵有没有眼睛，它无知无识，不受欺骗，只按自己的天性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