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台北，那些很小很美的事：專訪《打烊時刻》導演Nicole Vögele
Giloo：首先想先問您對台北的印象是怎樣的呢？在您拍完片後，這印象有轉變嗎？
Nicole Vögele（以下簡稱Nicole）：我最初來到台北，其實對這裡一無所知。幾年前，當我的製片告訴我，我的作品《霧》（Fog, 2014）受邀來參加「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時，我記得我聽到的反應是：「台灣？這是一個國家嗎？它屬於中國嗎？那是什麼地方？」對作為歐洲人的我們來說，或許現在已經稍微了解這邊的政治情況，但還是很難在地圖上標記出台灣到底在哪。我也不是到每個新的地方前，會先去閱讀相關背景的人，於是我就在什麼都不清楚的狀態下跑來台灣了。
初到的感受是這裡離我自身的文化相當遙遠，生活很不一樣，許多事情安排的方式跟思考也很不同。但坐在車裡觀看路上風景，也覺得有很多部分跟瑞士相近。除了瑞士也是小國，面積與台灣相近只是人口較少外，在這裡，我也感受到一種集體性，人們在性格上有些害羞，某個程度上態度開放，但意見又很中立。因此身處台灣，讓我感到周遭一切都很陌生，但也有種我已經很熟悉的特質。
我至今仍有這樣的感覺，儘管現在我對這城市認識得更多，更了解捷運路線，不會在路上迷路了，但我仍不會說中文。不過，我覺得台北是個很好相處的城市，很容易讓人參與其中。僅管它表象上很瘋狂、混亂，例如交通讓外國人忘之卻步，然而它就像底下有股在流動的節奏，其實很容易一躍而入 。
尼可拉斯（以下簡稱尼）：那您有被這邊這麼多的機車嚇到嗎？
Nicole：我沒有開玩笑，其實我們從電視或各種資訊上，就多少耳聞台北是個機車很多的城市。當然親眼目睹還是有被震撼到啦，感覺要被那些機車的聲響給淹沒了，或是本來安靜的路口，轉綠燈後忽然有機車呼嘯而來。
Giloo：您當初怎麼遇到片中這位郭先生呢？
Nicole：我第一次拜訪台灣後，便決定我下部片要以台灣在夜間工作的人為主題，因為他們太令人著迷了。由於我的工作方式是，通常不預設概念，也不事先撰寫腳本，而是與我的工作夥伴一起到現場，從頭到尾一同完成影片。所以我和我的攝影師便來到台北，不帶任何計畫，單純只是待到晚上外出，看我們能拍到什麼。我記得第二天我們到士林夜市去，拎著啤酒，就在那裡觀察夜市最後如何收攤，人潮怎麼散去，結果當要回下榻旅館時，我們竟然迷路了！後來走著走著，發現路旁有家小店燈還亮著，裡頭有人在吃著食物。這時已是凌晨3點，我們想說可以在此吃點東西，結果老闆說只能外帶。我們本來以為他們準備要休息、清理廚房了，但後來發現不對呀，人怎麼還是一直進來？一點都沒有要關門的跡象。
回去以後，我的攝影師覺得這裡可以是我們拍攝的起點，於是我們找了人幫忙翻譯，再度回到那家小店。這位郭老闆一看到我們就說有印象，還說，當時他一看到我們人高馬大、手裡拿啤酒，讓他驚慌不已，所以只敢讓我們外帶。他說他從來沒看過阿兜仔來這邊，更何況是手裡還拎著啤酒的阿兜仔（笑）！當我們提出想拍攝此處，老闆隨性的說，可以呀，只要客人覺得沒關係，都歡迎你們來拍。不過他又補了句：「要把我拍得像湯姆‧克魯斯才可以～」我們當然拍胸脯保證沒問題（笑）！
Giloo：拍攝上有遇到什麼挑戰或難忘的經驗嗎？
Nicole：我想一般人通常會認為最大的挑戰是語言，但實際上不是，或許語言最初是障礙，但隨著我們長時間待在店裡，也很快地發展出跟人溝通的模式。我想最大的挑戰，反而是在夜間保持清醒。因為當拍攝結束後要休息，你的身體反而常會讓你覺得現在應該是要梳洗好、出門去工作的時刻。我們花了很大的氣力才習慣，讓身體和頭腦都適應夜間節奏，特別是當你必須從半夜2點一直醒到早上7點，那真會讓人精疲力竭，只想找張床立刻躺上去。另外，夜間長時間無法接觸到陽光，也會對身體造成影響。這個經驗讓我發覺自己真的很需要陽光跟維他命Ｄ。
Giloo：《打烊時刻》的最後，老闆郭先生突然騎車上路遠行，這是他的一時興起？還是您刻意的安排？
Nicole：是我安排的，裡頭有幾個原因，一來是我們身處異鄉拍攝這家深夜營業的小店，每晚都去找老闆聊天，久了，其實身心都很疲累。另外，每當小吃店關門後，我們會繼續拍攝老闆到市場的採買，此刻剛好是晨曦灑落的時光。有天早上，我坐在計程車上尾隨老闆時，忽然好希望他何不擺脫每天的例行公事，去戶外透透氣呢？於是有了這樣子的安排，也算是上演著我自己的夢想吧，這是一直跟著他們在夜間作息的我最深的渴望。而我們在剪輯時，也很早便確定要以這段作結尾。
Giloo：那麼會跑去廬山是設定好的？還是隨機決定的？
Nicole：我初次來到台灣，便覺得這島嶼的自然風景很美。影片結尾設定在廬山，背後有個小故事：當我第一次在台灣乘車旅行，也是徹底地迷路，剛好在廬山這邊，遇到很多好心人指引我們方向跟可下榻的地方，另外，我也感受到跟這裡有某種連結，好像跟自然可以深刻地相遇。這讓我覺得廬山可以跟片尾想傳達的訊息有所呼應。
尼：最後騎摩托車的段落，讓我聯想到台灣新電影，或是侯孝賢、蔡明亮以緩慢著稱的作品。特別是您還以超16毫米拍攝，產生出一種老電影的質感……您自己有意識到這點嗎？
Nicole：我的作品都是以超16毫米拍攝，倒不是為了本片特別使用。其實在拍攝之前，我並不知道台灣新電影的存在，而在第二趟來台拍攝期間，我抽空看了侯孝賢、尤其是楊德昌的作品。才察覺到我拍《打烊時刻》和先前作品的方法，與他們很類似。這就好像忽然發現到，其實已有許多先行的大師們，在和你用相同方式拍電影那樣的驚喜。我覺得台灣新電影似乎有種特定的文化存在，這當中包括觀察的方式、影片的緩慢節奏，以及微小事物在世界中的重要性。這也是電影最吸引我的部分。
Giloo：在《打烊時刻》及您先前的《霧》中，你的鏡頭經常不介入拍攝對象，並且很仔細觀察人類活動的細節、以及環境的聲音跟氛圍，您是怎麼發展出這樣的創作方式？
Nicole：很大一部分得歸功於我的攝影師Stefan Sick，我剛才說過，我習慣與工作夥伴一起發展作品。我自己是喜歡東看西看、對什麼都感到好奇的人，Stefan則是步調很慢，所以他就採取了這樣的拍攝手法，來容納我無窮無盡的好奇心。也是透過他，我才發覺自己喜歡觀察微小事物， 以及它們被放在一塊時交互營造出的氛圍。
對我而言，要去描繪一個空間或人物的最佳方式，是將鏡頭固定在某個點長時間拍攝，這比起以數個畫面構成分鏡銜接要好得多；我個人認為，透過分鏡會減損畫面中那些事物的豐富性。而這樣的定鏡長拍，也像創造出一個舞台，等待事物上演著它們自身的戲碼，讓我對面前景象保持高度開放的心態。我們常是將鏡頭架在某個角落就一口氣拍了2小時，頂多有時調換鏡頭。我覺得這很適合我想觀察與訴說的。我們在現場的許多決定，都是當下很直覺地認為這樣就對了，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反覆思索為何要這麽做。
尼：您在剪接上怎麼思考呢？例如你會剪進一個婦人闖紅燈的畫面、或是颱風夜的場景、撞倒路旁腳踏車又莫名暴怒的機車騎士等等……
Nicole：倒不是說是思考，比較像是怎麼將這些「片刻」集合起來。當你進到剪接室裡，會發覺裡頭已累積無數的「片刻」在等著你，而你還不曉得它們之間可以有什麼關係？或是會產生什麼故事？所以我們會將不同的素材，各自以某個影像列印在紙張上，然後我們便放在桌面上來回調動這些紙，找出可行的關連性，找出適合它們的某種節奏。剪接這部片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花了11個月、將近一年。整個過程就是一直不斷在反覆試驗，嘗試新的組合的可能性。
尼：開頭和結尾的段落，是在這過程之前便確定了嗎？拍攝這些素材大概花了多長時間？當初有考慮申請台灣這邊的資金嗎？
Nicole：我雖然確定了結尾段落，但怎麼讓影片到達那裡，仍進行了許多嘗試。比如有時我為了銜接一個藍色的影像，就會在桌面擺上所有其他藍色的影像任意挑選。這樣的方式帶給我一種對影像的創造性結合。除了顏色之外，像聲音、構圖、動線也是。總之，它是有機性的。
在拍攝素材上，我們拍了大約14個小時，雖然以紀錄片來並不算很多，但由於我們以底片拍攝，必須要有所節制。我們很幸運，有來自瑞士和德國的資金，可以讓我們負擔這樣的成本。當初我的製片有和我討論過申請台灣資金，但那時我們已經啟動拍攝了，而一般來說，已啟動的計畫要再去申請新的資金並不容易，他們通常是希望在事前的企劃階段時便能參與。
Giloo：您在影片有使用到Alva Noto的音樂作為配樂，可以請您談談和他合作的經驗嗎？
Nicole：這件事的緣起是，有天我的剪接師帶來Alva Noto的音樂，我們開始用在片中的某些場景，結果我們非常喜歡！但他是那麼重量級的藝術家，而且還幫《神鬼獵人》（The Revenant, 2015）做過配樂，他會理我們嗎？可是我又想，他就住在柏林，難道我們不能試著聯繫看看？後來透過朋友找到聯絡方式，寫了電子郵件說明始末，並附上5分鐘配上他音樂的片段。沒想到他竟然回信：「蠻酷的，咱們來聊聊吧。」於是我們一起吃了午餐，變成了朋友，而且他很大方地讓我們任意選用他的音樂，只需支付我們可負擔的價格。他是個很隨和、很好親近的人。他還與我們相約，希望下次拍片時能幫我們做配樂。我們現在仍一直保持聯絡。
另一位因此結緣的朋友是Mica Levi，她曾做過《肌膚之侵》（Under the Skin, 2013）的配樂，當初，也是我們將影片片段寄給她的經紀人而認識。我們經常在靠近他人時會感到害怕，但只要你是真的是在做某件事，不論成果好壞，都應該多方嘗試。我經常和我教電影的學生講，不管你要做什麼，找人加入團隊或訪談也好，就算對方是首相，電話打下去就對了，千萬別覺得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的。
Giloo：哪些紀錄片工作者是您特別欣賞或仰慕的呢？您覺得您有受到他們的影響嗎？
Nicole：我認爲一般來說會有兩類電影工作者，一種是完全不看電影的，另外一種是影癡型的。我算是前一類，雖然我因為去上電影學校，有看過一些作品，但嚴格來說不算很多。然而，還是有些紀錄片工作者對我非常重要，他們大多數的作品，啟發我以另一種方式製作電影。像是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的《沒有太陽》（Sans Soleil, 1983）或其他的散文電影（essay film），讓我了解到電影不是只有新聞式紀錄片或好萊塢風格的劇情片。此外，兩位對我影響很深的紀錄片工作者，一位是Nicolas Humbert，他在1980年代曾拍攝關於音樂人Fred Frith的紀錄片《Step Across the Border》（1990），另外則是Peter Mettler的《Gambling, Gods and LSD》（2002）。對我而言，它們都是非常精彩的傑作，也教會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電影不必然需要敘事導向。另外還有的，像是什麼是敘事？什麼是戲劇性？電影或故事應該如何被塑造？它們應該被塑造嗎？這對剛開始創作的我非常重要。因為我本來從事新聞業，新聞工作要求快速、重點式地講完事件；然而紀錄片允許你拍攝、描繪某人，但敘事又可以相當自由而開放。
訪談後，Nicole導演也順道拜訪當初認識的街坊
Giloo：目前在著手什麼新的計畫？願意與我們分享一下嗎？
Nicole：現在暫時沒有想要拍攝新作品，不過我現在正著手幾個新聞報導的案子。主要是因為，在《打烊時刻》拍完後，我已帶著它跑過幾個影展，分享過很多感性的看法；同時，在歐洲這裡，像是難民危機、政治上越來越往右傾這些問題越來越明顯，我覺得此刻似乎有必要重新回到新聞這一塊，對現實採取更多具有能動性的發聲。但我希望明年夏天能啟動新的拍片計劃。
尼：外國導演以台灣為主題拍攝的作品非常地少。我想，您能像這樣直接融入進來拍攝，或許也是因為瑞士是小國家，並摻雜不同族群和語言的緣故。您會推薦其他導演來台灣拍攝嗎？另外，其他國家觀眾對於《打烊時刻》的反應如何呢？
Nicole：會的。像我的製片也說，台灣許多地方的場景與光線，就像專為拍攝電影所打造；同時我覺得台灣人非常友善，我有時會看到有人直接將家裡大門敞開，就像是隨時歡迎你進來。這樣的氛圍，讓人可以很輕易地就融入。而《打烊時刻》在其他地區放映時，我們收到很多迴響，觀眾們很享受跟著影片潛入台北的城市生活。這就像進入另一個世界，隨著影片的緩慢跟重複，會慢慢讓人也變成其中的一部分，就算不熟悉本地文化也能有同感。這點對我很重要，因為我並不想做一部異國情調的電影，而是希望這部電影能連結到彼此人性共通的部分。
（訪談：林忠模、尼可拉斯；整理：林忠模）
- 本文首發於2019.12.21 Giloo紀實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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