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香港

• 本文于2019年8月4日首发于公众号“south南國”（微信号：hongdou9521），原文无法过审，我以倒着的图片形式钻了技术审查的空子，得以发布，并于6日凌晨主动删除此文。
• 删文原因有二，一为文章意外蹿红且我逐渐感到传播失控，香港近两日事态亦有变化，若任文章继续肆意传播我此前的见解乃不负责任；二为这本就是一篇违规的文章，传播得越广，我面对的危险可能越大。截至48小时删文，本文阅读量13678、看一看189、留言123。
• 撰文初衷为近日愈发感到自媒体乱带节奏胡搅蛮缠，希望简单写写这两月我的在地生活体验与反思，至少做一篇不再污名化此地的文章，无意深究此次风波的始末与社会及历史缘由。现在或许已过时，发布于此希望供参考与讨论。

香港两天前迎来了本年的第一个8号风球，今天风球离境，这里也难得有几日七八月的凉爽。台风过境只需两天，可今天距离这里的这场风波，却已经将近两月了。

两个月前的4日傍晚，我下班后与同事结伴去了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维园当晚成了全世界的纪念30周年集会中最盛大的一场。我一直保持阅读和关心历史的习惯，但除了采访任务之外，却几乎从未参加过大型的表达诉求的集会，我对渲染公众情绪的场合与举措永远持警惕，不论这种场合来自民主抑或是“民主”社会。

那夜维园的广场与草坪都被站得满满当当，主办方公布的数据是当晚到场了18万人，现场有序而和平，参与者大都衣冠整洁、言谈礼貌，我也有幸第一次成为这个世纪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之所以这样说，除了30年纪念之外，还因为那天集会结束后，主办方呼吁到场的市民一起参加接下来6月9日的反对《逃犯条例》，即“反送中”大游行。

彼时我没有意识这是个怎样的时刻，我在主持人激情发声时，和同事开玩笑议论说“集会最后还是有附加目的的——现在就是5天后游行活动的公关时间”。

始终是我轻看了香港。

9日当天大队伍从维园出发，行往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游行市民于下午两点二十分开始起步，直至夜晚十点二十分钟左右所有队伍才完全抵达终点。此次游行的主办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即“民阵”当天晚间宣布游行总人数为103万人，超过了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50万人，是1997年至今的游行人数最高。而香港警方也公布游行最高峰期有24万人。

浩浩汤汤占据了六条车道从白天到黑夜的游行过去后，第二日香港依旧正常开工。我公司在中环偏西一点的上环，距离风暴中心的金钟和政府总部相距两站地铁，步行大约20分钟左右，中环到上环的人行天桥则是我每天通勤的必经之路。

但10日周一早上九点钟的人行天桥并无任何异样，一侧的码头海风如往常吹拂，另一侧的港岛主干道之一德辅道也车流依旧，打扮精致的都市男女仍戴着耳机步伐匆匆地礼貌抢路。来到公司后，办公室的电视大屏轮播港媒与外媒关于昨日风波的报道，我到茶水间接咖啡的空档，才知道原来昨天办公室里一半的同事也上了街。

这就是香港风波后的第一日，港交所正常开市、码头如常发船、茶餐厅依旧忙不迭地烤叉烧，气氛甚至平静过去年九月10号风球袭港后的次日周一。

港人总爱用李嘉诚曾在大台风到来时对员工说的一句话作为都市生活的揶揄——听日准时返工啊（明天准时来上班）。可其实大多数人都在默默遵从这一句话，台风是台风的，游行是游行的，上班则是上班的。香港像东八区的一盏永远准时的钟，在日光点亮这个区域时秩序井然地继续开始一天的运转。

9日过后香港基本上每个周末都有活动，行迹遍布港岛、九龙和新界，而参加活动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了起来，最多的一次发生在了6月16日，逾两百万人走上街头，几乎堪称香港史上最大的示威活动，规模甚至超过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与1989年声援春夏之交的游行。

六月份两场大规模活动期间我发过一条关于自己小小见解的朋友圈，朋友圈以锤子便签的图片形式发送，内文不过一二百字且没有关键词，但彼时内地官方尚未正面报道香港事件，我的朋友圈也就理所应当地遭到了微信的屏蔽。如果说六月还是星星之火，内地无人知晓，那渐渐七月过后的香港故事，其实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或被吓唬得不轻了。

我七月回深圳出差，陆续有长辈和朋友问我：你那边还好不好，我看朋友圈视频好吓人。我无一例外回答一切都好，香港只是在正常进行它的新陈代谢。

一来没必要制造恐慌，二来我也很难对问我的长辈解释为什么“无信源或单一信源”的朋友圈小视频和推送不可信或不可尽信。香港故事对于太多内地市民而言无非是茶歇后的资本主义反思与闲谈，是一个青春期的暴躁儿子急于离开母亲管教的家长里短。

但这些怀疑的内地市民是否值得怪罪呢？至少我认为不是的。譬如我的父母长辈，生于乱世而成就于盛世，吃过苦也享过福，害怕权力又敬畏权力，更珍惜的是国家当局现在强硬维护的稳定大环境；再譬如小我四五岁的学弟学妹，成长便迎来高铁时代，物质与科技均以最一日千里的速度稳步前进，追逐中国的时代之浪潮且忙不迭，又怎会担忧温顺地走入那良夜。

所以我无意解释，不提不可避免会掺进香港故事里的暴力情节，但事实更是，香港既没有乱，也没有破败。

一如春夏之交30年那天晚上我在维园，公园旁教会大楼和商业大厦的招牌安静如常地点亮：政治表达、宗教传播和商业发展和平地共处一地。

那天集会结束人群解散时，我发现维园通往地铁站的路线已提前被警方规划了出来，以保证撤离队伍不滞留，不逆行，最后我掺在18万人中缓步有序地走进了地铁站，地铁站当晚亦加大运营力度，地铁班次和工作人员均已提前增加好配置。

这是我居港两年后最深刻的体验：生活在此处是安心的。

不论发生或参加什么公共事件，不论台风吹袭或流感肆虐，它都有一套已经成型的法治制度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这个制度来源于西方，或者说来源于并不光彩的殖民时期；而大多数身处这套制度中的市民，是接受过完整的通识教育的，其中包括历史、法律与生死——涵盖了人类之所以能组成文明社会的原因，和不得不面对的终极命题。

两个月以来，香港尴尬、局促而疲惫。可我所知道的除了连续在新闻报道里出现的血腥，更多的还是这座城市从未人人自危，被恐惧笼罩。

7月21日夜间元朗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我万幸地与这场暴力以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差擦身而过。次日由于网络谣传暴力事件将转移到其他区，我司提前一个多小时建议员工下班，尽早回家。当晚我去湾仔参加香港书展，本以为近日的风波已会使夜间书展门可罗雀，却没想到展馆内却依然人声鼎沸。一周后的27日，元朗发生未经警方批准的非法游行，目的是反对上周暴力事件中警察的不尽职，当天我在沙田看大英博物馆的展览，不少学龄儿童结伴来观展，100件古董平静地向我们娓娓道来人何以成为人，我也再次感到这座城市的稳定与有序。

稳定从不仰仗政府的宣传口径，更不依靠官方的信息封锁和限制新闻传播，稳定在于社会真正处于一个有效的法治系统下，人真正接受了成为现代公民的基础教育，两方配合、彼此信任，才能培育出名副其实的有序的公民社会，而不是脱轨的繁荣国度（详情参2011年高铁事件与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

昨天下班后我的同事Annemarelle来问对这场风波有什么心情。两个月来新闻报道无数，我一时间涌上成串成串的句子想用以回答她，最后却只蹦出了两个词“sad and upset（难过与不安）”。

Anne是荷兰人，大学时因为喜欢中国文化来到香港，后觉要深入理解和学习中国不能不去北京，赴京一年后，选择回到她认为更适合外国人生活的香港，如今已与她的香港伴侣完婚并准备长期在这里生活。

听完我的回答后她眼泪突然出现在眼眶打转，我吓坏了以为伤到了她，正不知所措时，Anne说她为这次风波哭过两次了，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落泪，说可能是因为“I reckon Hong Kong is my home.（我认为香港是家）。”

“我也参加了游行，”

“我知道我的面孔出现在队伍中，就是‘外国势力挑唆’。”Anne只能摇摇头。

Shelley是我的香港本地同事，香港大学英美比较文学出身，是个极其温和且柔软，日常会带我一起去中环半山找手工瓷器店的姐姐。

她家住在天水围，发生无差别暴力事件的当晚，她父亲带她开上自家的车到事故中心元朗地铁站附近，义务接驳惊慌逃跑的市民，护送他们到安全区庇护。Shelley也几乎参加了每一场和平游行，在后方帮助给前线递送物资，她从不是简体新闻里所写的“居心叵测的暴力活动大后方保障人员”，她不过在她家需要她的时候，送了雨伞和饮用水而已，和护送被袭击的无辜市民逃离无异。

97回归后，从2003年的“反23条”，到2007和08年的“保卫皇后码头”及“反高铁”，再到2012年的“反国教科”，以及2014年的雨伞，香港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活动，这些还不计每年六月和七月头的固定节目，所有的活动虽然在细节上差异显著，活动参与者所追求的理念却几乎一致：市民应该关心社会，且有权利公平、公开地参与所在地的政治。

他们对威权极度警惕，反对当权的集团预先做好决定后“推广”到市民群体，而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无理取闹”或“以卵击石”的操作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活动的正常进行，和活动后的社会稳定。

如果社会环境会因为抗争就轻易失序，香港怎会成为东八区最重要的港口，又怎会有数量最庞大的持外国护照居民，和内地居民愿意到来。

两个月来，香港没有一天停止抗争，也没有一天停止运转。我是个悲观的人，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正义，美国没有、香港没有，北京更不会有，香港一次又一次上街争取的，最多也不过是相对的公平。因为它早已失去1997年的位置了。

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可否认地经济飞速发展且国力和信心均大增，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如此一来，香港的特殊位置和制度便也慢慢丧失了意义。

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使北京相信，自上而下的领导和严格的管制才能带来中国的稳定、富裕和长治久安，而香港所希冀的开放环境与约束权力则导致了今日的“亚洲四小龙地位落寞”。深圳河隔开的，不是一国两制，逐渐变成了“一国两难”。

这场风波或许还会持续一阵，我有时打心眼里佩服香港人这种热情，也惊叹一次又一次的勇于争取。昨日读到一篇貌似公允的长文章梳理香港风波，意图佯装客观的解释性新闻报道，但除了全文信源单一且未经过交叉论证之外，有两段话实在令我难过且费解。

我好奇这个作者的逻辑，难道自由、民主和法治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引以为傲的成果吗？    如果这都不是骄傲，而是“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的始作俑者，那何为人类之光呢？是8分钟能在大街上捕捉到一个人的高科技人脸识别系统“天网”，还是商业巨头垄断下的创业环境，抑或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8号风球过境的这个周末香港分别在不同的区域继续有活动，8月5日下周则一是宣传已久的“全港大罢工”。我所在的公司有明确的条例讲究种族、性取向、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平等，不论是外国还是本地同事也都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专业职人，下周一我司已有几位同事提出请假，虽然请假不算罢工，但也是和平支持的一种路径。

以前读书的时候抄写过一段话，来自五世纪的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亚历山大大帝擒获一名海盗，问他何以在海上生事，海盗颇具胆色地说“与你在世上生事一样。我得一艘小船，故被称为强盗，你有一支舰队，故被称为帝王。”这回答又妙又准。

这也是是日之香港，我所知道的香港。

2019年8月3日

香港，西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