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缅甸工人在反军事政变的第一线

翻译｜子姜｜翻译自：In Myanmar, Workers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Military Coup

两个星期以来（文章发表时为2021年2月17日），缅甸工人阶级与其他广大民众一起组织起来，反抗军政府驱逐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的行为。本文是对缅甸和泰国的劳工运动学者史蒂芬坎贝尔（Stephen Campbell）的访谈。坎贝尔任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以民族志为方法，记录在泰国和缅甸的缅甸移工的劳动条件和抗争。最近，坎贝尔在仰光（缅甸的前首都）周边的工业区研究缅甸劳工的工作状况与抗争。

最近，我们不断看到工人们在街头与军队对峙的画面。这看起来也许令人“吃惊”，但事实上，缅甸的工人阶级在近些年已经进行了数次罢工和抗争活动争取他们的权益、反对老板的骚扰（harassment），或是争取工资。关于这些工人的罢工和抗争，您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

坎贝尔：事实上，缅甸的工人，尤其是制衣行业的工人（大多数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女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甚至更早）已经不断地组织起来。这样的组织工作在仰光附近许多工业区的产业工人中间建立了很强的网络。

过去十几年，有几波的罢工潮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在仰光周围的工业区，工厂罢工也时有发生。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罢工都能得到媒体的报道。事实上，由于雇主频繁违反劳动法，且只愿意给工人低于最低工资的薪水，工人往往只能通过罢工这样的手段来获得维持生计最基本的收入和争取合理的劳动条件。在此过程中，许多工人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组织和罢工经验，还变得更加激进、善于采取集体行动。

由于这些工业区是在仰光周边，工人们相对来说更容易去到市区。政变后，工人们在抗议过程中和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军政府的管制必将限制工人的合法权益、收缩工人的组织空间，而这将给他们原本就已经捉襟见肘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换句话说，工人是出于非常现实的物质考量参与到反对军事政变的集体抗争和公民抗命运动中的。由于工人阶级原本就已经相当组织化和激进化，他们在反军事政变和公民抗命运动中扮演如此主导性的角色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你认为，工人阶级为什么站在这次反政变斗争的前列？

坎贝尔：好像我刚才说的，仰光周边工业区的产业工人原本的组织化程度就相当高，但是他们的生活却相当困苦。新冠疫情开始之后，情况则变得更加糟糕，雇主以疫情为借口解雇工会会员，而警察则跟雇主一起分化工人的罢工行动、逮捕工人组织者。工人们都很清楚，政变之后的军事管制必然会收缩工人的组织空间，这也将让雇主更加肆无忌惮地降低工资、违反劳动法。

Moe Sandar Myint，这次反军事政变最著名的工人组织者之一，最近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工人已经准备好战斗。我们知道军事独裁之下，情况只会更遭，所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抗争到底！”因此，对许多工人而言，这次的抗争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昂山素季和她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这次的抗争是建基于工人最迫切的物质诉求。在许多方面，它的目标已经超越了单纯恢复全国民主联盟执政的目标。因为在全国民主联盟执政期间，工人的状况就已经非常贫苦和受限。

缅甸在东南亚已经属于快速发展的国家之一。许多跨国企业都在这里投资。这些经济转型对于缅甸的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新”的工人阶级是如何产生的？缅甸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又是什么样的？

坎贝尔：2011年之前，许多西方的服装品牌都不愿意将订单给缅甸，认为在军事管制之下的劳动实践（labor practice)不自由。不过2010年选举之后，缅甸开始向准文官统治(quasi-civilian rule)转变，当时的主流话语认为缅甸正在转向自由民主。2011年到2012年，新劳动法出台，西方服装品牌也就不再抗拒将加工订单给缅甸的工厂。更何况，缅甸的工资水平在亚洲是最低的。

同时，军事管制时期的所谓政治转型期间，由于债务增加，或是土地被军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商界好友夺走，大量的农民被迫离开农村。尤其是2008年，这种现象（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几乎像旋风一样扫过这片三角洲，为仰光周围的工业区带来了大量的农村移民。房地产的投机买卖和大量的城市移民推高了城市的居住成本，这些“新”城市居民不得不住在寮屋（squatter settlement，违章居留地）里。现在，成千上万的人住在仰光周边的寮屋里。有时候，这些农民工也会去泰国或其他国家打工。

面对这样的情形，在缅甸的外国发展机构还认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是最良好的现象，因为城市雇佣劳动比务农可“高产”多了。而事实上，其结果是不断增加的民工在城市里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而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社会保障。许多工厂，尤其是供应国内市场的工厂，根本连最低工资也不会给，而即使是出口加工的制衣工厂也总是违反劳动法。

制衣行业对缅甸的出口经济来说是支柱性的行业。制衣行业的工人展开了许多的抗争，而女性占了制衣工人的90%。女性在缅甸的罢工和工人组织方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坎贝尔：仰光周围工业区里，主要进行出口加工的制衣厂、纺织厂、鞋厂和配饰厂雇佣了近100万工人（至少在新冠疫情刚开始或者之前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只雇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女工，即使是二十五六岁的女工也很难在这些工厂里找到工作。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女工在她们的家里往往是唯一一个有稳定收入的人，所以她们的家庭往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女工的工资。

许多人都说，在缅甸和其他国家的大型制衣行业，这些工厂都更愿意请年轻的女工，因为他们认为年轻女工不太可能组织起来、罢工或者是给雇主带来什么麻烦。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恰恰因为很多女工需要养家，她们才更有动力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许多女性组织者，她们在直接参与工作场合的组织工作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发展她们的组织能力、领导力和自信心。

在军政府管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人都无法合法地组织起来。但是在2011年以后，政府放开了组建工会、结社等，工人们也抓紧了这个机会（组织起来）。有时候，工人罢工的诉求都很“激进”，比如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时期。他们要求保留工作、抗议（雇主）解雇工会代表、拒绝接受遣散费等。您怎么理解（工人的）这种自信？是否有什么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潮流或者是历史性的政治运动在影响着今天工人运动？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样的潮流或运动？

坎贝尔：虽然在军事管制之下，工人无法合法建立工会，不过2010年之前受雇的老工人告诉我，之前也有许多非正式的工人组织。在2011年和2012年，准文官政府引入了新的劳动法，允许工人建立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即使如此，此后绝大多数雇主还是继续违反劳动法、连最低工资也不肯给工人。同时，工人也看到政府产业关系部门的官员或是明显地偏向雇主，或是明目张胆地贪污，而警察则总是跟雇主一起分化工人的罢工、抓捕罢工领袖。

最后，许多工人都很清楚，他们不能依靠劳动法或是政府部门去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因此，当组织者在工作场所试图跟工友联络，许多工友都很急切地希望参与集体行动。

同时，缅甸也有很丰富的反抗传统。即使在2011年以前，许多工人在工作场所都有非正式的集体抗争。缅甸有丰富的左翼传统，虽然缅甸共产党在四十年前已经崩溃（与此同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年代终结来），许多的工人运动者对左翼思想和缅甸的左翼历史都很精通。过去的十几年里，也有许多激进的年轻学生与工厂工人联结，支持工人学习左翼文献，并在工厂工人中间散布左翼主题的杂志。

所以，在工厂工人中间流传着左翼的思潮。不过，对于大多数的工人而言，他们的“激进”政治——譬如罢工或与警察对峙等——都来源于他们过去十几年的抗争经验。

看起来老板、国家、政府（在ILO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人罢工，同时他们也利用警察和司法系统来镇压罢工的工人。对于政府和老板对工人运动，您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

坎贝尔：在2011-2012年新劳动法出台之前，在军事管制之下，工人们已经在组织起来进行罢工了。2010年选举之后，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帮新政府起草了新劳动法。与此同时，一个ILO的顾问解释说，新劳动法是通过将工人的不满纳入制度化的机制里来，从而“避免罢工”。但许多的工人发现，这些新的机制事实上是偏向雇主的，或者政府的官员本身就贪污。

结果，工人情愿罢工也不愿意去向政府调解员反映工厂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并且因为警察总是跟雇主一伙，工人罢工其实面对着被捕和警察暴力的风险。这就是全国民主联盟民主执政的现实情况。因此，军事政变之后，许多工人都很担心工人的组织空间会进一步缩窄。

到目前为止，缅甸工人看起来在反对军事政变，而昂山素季则似乎在缅甸民众中很受欢迎。但事实上，在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之下，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非常严酷的。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民主自由”并不是真正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选项，“民主自由”也没有保障工人的政治、国民（对于少数民族）和经济、工会权利。看起来工人必须超越昂山素季和她的政党的政治目标。对于正在反抗军事政变的缅甸工人而言，您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有什么想说的？

坎贝尔：在一方面，过去十来年的准文官统治下，工人获得了更多组织化的空间，他们可以合法地组建工会，许多的罢工都很成功。但同时，向我之前所说的，工人在争取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时候都还面临着许多的障碍。现在我们在抗争中看到昂山素季的画像，要求释放昂山素季的呼声也很高。但人们最主要的诉求是反对军事管制，许多的抗争者都要求废除2008年军事政府起草的宪法（这部宪法保留了军队在政府中的位置），并要求实现真正的联合执政（这也在某程度上解决少数民族被中央政府压制的问题）。

因此，这场几乎算是全民罢工的抗议和公民抗命已经为思考更长远的政治目标打开了空间。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成功的，因为工人在军事政变后很快走在了抗争的最前列，而无论后续如何，这些工人表明他们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不只是全国民主联盟的一个票箱。

你认为缅甸目前的情况会如何影响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

坎贝尔：缅甸的公民抗命运动重新唤醒了泰国争取民主的抗争运动，缅甸也加入了“奶茶联盟”（由香港、台湾、泰国、缅甸的民主运动者组成的松散的网上联盟）。当然，参与这些运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总归是工人。不过对我而言，目前缅甸的工人将如何带动其他地区的人们发出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或以全民罢工的方式来争取倾向工人的民主政治制度，一切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