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生活记录＃跟我的政治性抑郁情绪做斗争

近来情绪不太好，几乎不看新闻，也不太浏览matters。但是跟朋友聊天得知香港理工发生的情况时，还是一路边走边哭，擦擦眼泪忍住之后又爆出来。在区议会选举之后，泛民大获全胜翻盘的时候，想到过去五个月发生的一切，还是忍不住又哭。

情绪低落到了一定程度，我开始对低落的状态感到厌烦，觉得“我烦够了”，想要改善情绪。开始思考，这个低落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第一重，是自我审查带来的压抑。同事做项目问我，你最近做过的最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什么，旁边的同事回答说去大学里玩了线下真人沉浸式吃鸡。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我准备要去跟我的“次等公民”朋友们吃火锅庆祝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但是我没敢说出口，因为我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是觉得“港独”应该被赶尽杀绝，需要立马举报泄愤的小粉红。我在朋友圈几乎不发表任何相关信息，微博也只是用来骂人，从不越界。真实的这部分自我，因为暴露可能带来的风险，被牢牢压抑在自己身体里。只有在跟可以信任的朋友见面时，才能彻底释放，长长舒一口气，再好好呼吸同温层见面带来的氧气。

第二重，是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自我审查除了压抑之外，还带来一个严重的心理副作用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当我对现状感到不满，想要做些什么去改变的时候，往往也同时发现，整个社会气氛并不鼓励思考、发声或者行动。当我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却发现几乎大多数问题都指向结构性的困境，且这个困境几乎是整个时代的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我又同时意识到，自己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无处发泄。最终我发现，应该承担责任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则是时代本身带给每个人的命题。

被美国拒签工作签证的朋友，应该去指责谁呢？川普吗？没有川普也会有立场跟他相近的人当选。怕被举报不敢说话的我，应该去指责谁呢？那些可能会举报我的人吗？没有他们还会有下一批啊。从中东地区逃亡欧洲的难民们，应该指责谁呢？发明国境线的人吗？没了国境线，没有了民族，人类还是会以各种方式划分异己。

这一场叫“时代”的洪流突然冲刷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谁都逃不了呛水淹死的命运。

第三重，是后知后觉的奇异愤怒。这个愤怒来得非常微妙，甚至一开始我都未曾注意到，啊，原来我还有这样的情绪。小时候互联网技术到来，所有人都觉得，地球要变成平的了，我们都生活在地球村里了。但是当我们长大到二十来岁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跟小时候大人们所讲的世界大不一样。互联网技术到来了，但是世界并没有变平，甚至我都没办法判断，它是不是加剧了不公平。小时候的我，好像突然在现在我的身体里苏醒，想追问那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要变成地球村的大人们，你们怎么没有把这个世界变成承诺给我们的样子？

长大成人之后，还想要向其他人追责是很幼稚和天真的想法。过着女孩子被诅咒的童年和少年的我，在还未曾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时，就已经隐隐觉得，我并不想生下一个孩子（不论她还是他）。当时只是隐隐觉得，不想让她经历必须“对月经感到羞耻”的教育，必须面临“女孩子后劲不足”的指责，也不想让他面对“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要求，接受”男孩子就得扛起家庭重担”的训导。

现在却更意识到，我不想因为我的意愿，给这世界增加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要遭遇不能信任身边人的隔离感。这个生命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不能自由成为想要成为的人，却只能被打磨成一颗只会干活睡觉吃饭娱乐不会思考的螺丝钉。

所有的情绪都好好梳理清楚了，要怎么应对这些情绪也变得稍微清晰一些。

第一重的压抑，被Matters所提供的空间，和信任的朋友们带来的安全感纾解。不断在早已认识的朋友中，借由朋友圈隐晦的文章分享和在看彼此认出身份，也重新确认联结带来的愉悦。如果不想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就伸出手去拥抱身边的朋友。

第二重的无力和第三重的愤怒，本质上都是对世界有不满，却又无从下手的情绪。这个痛苦，大概在我这一生都很难消弭，只要看看比尔盖茨做慈善事业有多难就知道了。既然是这一生都要与它相处的痛苦，那就像每个月跟自己的大姨妈好好相处一样，也学着跟它好好相处。

先从让自己更有力量一些开始做起，珍惜能对周围的人释放善意的机会，珍惜能为所有人的“少数”面发声的机会，珍惜自己的同理心，珍惜自己的快乐，珍惜自己努力生活的勇气，也珍惜自己的愤怒和不满，珍惜自己书写和记录的意愿。

就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守卫起，让它不被这个时代的潮水轻易冲走，为自己和朋友建立一个小小的安全又温暖的绿洲。这是现阶段的我，最能做好的事情。

这个答案，一年前的我未必满意，今天我想先对自己更宽容一些，更放松一些，也更舒展一些。一年后的我会不会满意，也完全未知，只希望尽量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