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凉话 | 主义治病

近来世界颇不安宁。上周朋友跟我说，新冠病毒的爆发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一生遇到的最大的全球性安全事件。我自然打心里希望日后不再经历这种扫兴的事，也希望这最大的一次，也大不到哪儿去。在这两个月内，我多多少少经历了悲痛、愤怒与感动，见证了很多平凡人之伟大。现在，抗疫的战火烧到了美国，我也陷入了霍乱时期没爱情，闭门不造车的生活。之前还说想体验一下顶级官二代富二代的生活，结果转眼就活成了张学良。就在大家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时候，士大夫之族也不能因为瘟疫耽误了本职工作。于是，我看到了一篇发表在国内某校学报上的论文，主要内容是说马克思主义（Marxismus）信仰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荒诞之余，这篇文章也不是全无优点。它的排版比较清晰。

对于这样的文章，大家肯定不陌生，套路就是几句口号引入门，文献综述靠个人，重要讲话捧成神，意识形态教做人。在它清晰的排版底下，隐藏着的是对“学术垃圾”这四个字的完美的诠释。不过，这篇文章激起了我对国内高校马院的好奇，也勾起了我不少关于高中政治课的回忆。显然，这些回忆不算美好，要不然就没有这成篇的风凉话了。

我第一次读哲学，是在初中三年纪的时候。我从一本讲解析几何的书的附录里面看到了笛卡尔写的《谈谈方法》，惊为天人。熟悉这本小册子或者《第一哲学沉思集》的人应该知道，笛卡尔的论证是循序渐进的，最终的证明了“我”的存在，上帝的存在（这里其实出现了循环论证），和物质世界的存在。然而，我只看懂了他的普遍怀疑，明白了为何“我在”，然后就卡住了。不过，光看懂的这一点就足够让我震撼良久，在朋友们面前出尽风头，顺便陷入良性的存在危机了。中考结束后，我利用假期读了一点哲学史，算是对这个学科有了一定的认识。青春无限好，只是近高考。上高中以后，能用来读书的时间大大减少，不过我还是偶尔有时间翻翻尼采，啃啃康德，并幻想着把哲学作为考试内容的高二政治课。我就希望等学到哲学部分的时候，政治这门课也会像数学一样成为我的强项，而不是每次都拖我后腿。

高二下学期的第一节政治课，我们开始讲哲学。课本的第一章说，哲学体现了时代精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哲学。然后就开始给哲学分类，什么主观和客观，唯物和唯心，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章节末尾有一幅插图：一个古装男子脚踏两头驴，马上就撞到树上了。配字大意是，古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笛卡尔的说过，世界固有两种实体，一者为心，一者为物。这样是不行的，就像一个骑着两头驴的人一样，早晚撞树上。那节课有一点魔幻，而我听得十分生气，因为所有哲学家里面，我最了解笛卡尔。这样一位高手，一头驴就想反驳，看了着实让人心率不齐。我想替笛卡尔给写书的这头驴开个瓢，顺便看看他的松果体是不是被装反了。第二堂课，我们开始讲Marxismus。前文书说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哲学。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便是Marxismus。我觉得有趣，便问老师：“那也就是说，下一个时代的哲学，就不是Marxismus了？它的保质期是多少啊？”老师装出了一副“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的表情说：“不会的。Marxismus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自己怎么就这么幸运了，恰好生在了永恒真理的时代，于是接着问：“那变了的Marxismus，还是Marxismus吗？我们为什么不称它为变了的黑格尔主义呢？”这个时候，场面就有一些尴尬了。我仿佛是一个顽童，在向家长追问我是怎么来的。不过老师并没有说等我长大了就知道了。我怀疑这是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而她已经长大了。老师想了想，然后生硬地转移了话题。很显然，这一堂课我上得并不爽，脑海里对哲学课的想象一点点破灭。同样的感受，大概可以通过看姑娘卸妆获得。

类似的内容有不少，后来我就不听政治课了。好在我是理科生，学考能蒙混过关就行。然而一段时间以内，我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哲学。不过这种教育也不是全无好处。高中毕业后，我来到美国读书，认识了一些信基督教的朋友。我发现我完全可以用高中政治课的方法来研究圣经。主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老师和马老爷子一起说“实践的本质是扬弃”，于是扬弃就成了实践的本质。多么神奇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就这么被我找到了。

上大学以后，我开始系统地学习了一些哲学，并对社会学有所了解。我发现哲学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广。当然，我听说了何为“信仰的飞跃”，何为“理性是信仰的婢女”，明白了高中搞那一套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大概懂了为何Marxismus可以治肺炎。写这篇随笔之前，我其实想好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所谓“政教合一”，不存在二元的“是”与“不是”的划分，而是存在一个光谱。另一个主题为，“政教合一”不见得是本质，它更是手段。然而这些东西不太方便说明白，说明白了就不符合时代精神，太容易被人转移话题了。于是，这篇随笔没什么主题。

我在旁听一节社会理论的课时重新读了马克思，之前积累的恩怨算是一笔勾销了。不得不说，马老爷子确实是个天才社会学家，是后世思想者完全绕不过去的一号大人物，而且长成了我心中圣诞老人该有的样子。毛主席的很多文章也写得很有东西，值得仔细品味，好好扬弃。我们没必要去把他们当神，却也该认真研究其作品。这就让我对国内马院的研究状况非常好奇。由这篇Marxismus治肺炎出发，我又搜了不少马院的文章。也许是我还太片面，不过就从我找到的论文来看，所谓研究院，不过是来传福音的。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是是因为真的对自己的信仰无限忠诚，也可能是因为时代精神的皮鞭抽在了他们的屁股上，他们像驴子一样被赋予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勇往直前。

这就不得不让我想到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这位思想家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强调经验事实与科学实证。结果，他晚年去搞了一个叫“人道教”的组织，让大家崇拜人、爱和实证主义。一只脚踏在实证这头驴上，一只脚踏在宗教这头驴上，岂不是很容易撞树？不过，我本能觉得这老家伙叵测得很：他可能认识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于是想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方法抢占思想市场。不论如何，这位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对后世贡献极大。社会学家们继承了其衣钵，发展出了一个完备的学科；马院里的某些人继承了其裤衩子，还把裤衩当帽子套脑袋上。他们看着迎风抖动的裤腿，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弼“马”温，还是齐天大圣。

今天是马老爷子的忌日，真心希望他可以少一些不肖子孙，更希望疫情早日被克服。我也相信它可以被克服，毕竟我们国家除了马院，还有医院。

李借之

202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