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强调“Jîna”：伊朗起义中对库尔德女性及其政治的抹除
为什么要强调“Jîna”：伊朗起义中对库尔德女性及其政治的抹除
法朗吉斯·哈德里
奥兹勒姆·戈纳/文
王立秋/译
Farangis Ghaderi and Ozlem Goner, “Why ‘Jîna’: Erasure of Kurdish Women and Their Politics from the Uprisings in Iran”, Jadaliyya, Nov 1, 2022, 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44560/Why-“Jîna”-Erasure-of-Kurdish-Women-and-Their-Politics-from-the-Uprisings-in-Iran。
法朗吉斯·哈德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库尔德文化与文学研究，编有《库尔德斯坦女性之声》(Women’s Voices from Kurdistan, 2021)。
奥兹勒姆·戈纳，纽约城市大学史坦顿岛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及研究生中心中东研究部助理教授，著有《土耳其民族认同及其外人：关于德西姆地区国家暴力的记忆》(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Outsiders: Memories of State Violence in Dersim, 2017)。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2022年9月，一名来自萨盖兹的库尔德女子吉娜（·马赫萨）·阿米尼(Jîna Mahsa Amini，后简称Jîna)因为戴头巾的方式“不当”而被捕并在拘留期间死亡。这一事件引发的抗议可能永远改变伊朗的未来。
抗议使所有族裔的伊朗人团结到了一起，也带来了国际主义女性主义大团结的希望。新的团结鼓舞人心。但我们也看到，主流媒体、侨民盟友和声援伊朗的国际人士往往忽视Jîna的库尔德背景。身为库尔德女性，我们对此深感失望。
具体来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在进步人士和女性主义圈子那里看到的三种类型的抹除。第一种抹除和人们使用或不使用“Jîna”这个名字以及此类选择的更广泛的意义有关。其次，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模式化的失败，即未能承认“女人、生活、自由”这个口号的起源——这个口号是隶属库尔德斯坦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Kurdistan, PKK)的库尔德女性反殖民、父权政权与社会的自由运动发展出来的。第三种抹除则与对伊朗国内外库尔德人的斗争和要求的更广泛的不管不顾有关。
不顾Jîna的库尔德认同、淡化系统和结构对少数族群的压迫、忽视现在已经流行起来的赞歌“女人、生活、自由”的起源，有加剧库尔德人的分歧、不信任和怨恨的危险。首先，对Jîna的“库尔德性”和她遭受的致命暴力之间的可能联系的忽视，揭露了现代伊朗库尔德人遭受的暴力的更加深刻的模式。简言之，Jîna的“库尔德性”，对理解伊朗和更广大的中东地区的边缘化问题和当前这场同时反帝、反殖民的运动来说至关重要。
说出她的名字
“Jîna”的意思是“赋予生命”。她的坟墓上刻着这些字：“最亲爱的Jîna，你不会死去，你的名字将成为一个象征”。伊朗政权禁止库尔德家庭给子女取库尔德名字。于是，库尔德人大多有两个名字，一个只在家里用的库尔德名字，和一个身份证上的名字。伊朗的《民事登记法》第20条规定，不得使用“诋毁伊斯兰神圣性”的名字和“令人厌恶的、下流的称谓”。同一条法律还赋予国家民事登记组织最高委员会决定当事人选用的名字是否适当的权力。
虽然一个名字能不能用，通常是由地方当局来决定的，但这条法律也被系统地用来禁止族群和宗教少数群体选择自己子女的名字。而且，一些在伊朗生活的库尔德人会担心公然给子女取库尔德名字，可能会使他们在到库尔德地区外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时候遭遇更加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歧视。有鉴于伊朗政权在这些地区采取的欠发达政策（即因为这些地区不稳定，政府也就不愿意在这些地区投资，从而使这些地区陷入一种发展不起来的锁死状态），大量的库尔德年轻人会越来越有必要到自己的社区外求职。
更普遍地说，存在一种对库尔德语言的总体压迫。在一篇关于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权利的文章中，库尔德学者贾弗·谢霍利斯拉米(Jaffer Sheyholislami)指出，一些政府部门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文标识和名字。他引用了商务部（西阿塞拜疆分部）发布的一份备忘录，该文件称：“在公共场合，必须使用波斯文标识[……]在场所和商店的广告牌、标志、窗户或门上只能使用波斯文”。谢霍利斯拉米的文章还引用了另一个例子，法尔斯省公共安全办给文化和指导办发函告知某企业的名称不得使用非波斯语文字。有趣的是，在这个例子中，该企业选用的词正是“Jîna”，而它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名词是库尔德文不是波斯文，不能用。”
在不理解这段历史以及用“马赫萨”而非库尔德名字“Jîna”来称呼阿米尼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伊朗的抗议者和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种类型的抹除。比如说，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学会(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发布的声明就只用了“马赫萨”，说她是一名22岁的伊朗女子，没有提到她的库尔德名字、认同和库尔德运动的斗争。类似地，在《Democracy Now!》关于抗议的那期节目中，一向关注被压迫群体问题的主持人也只用“马赫萨”来称呼阿米尼，对她的库尔德性一笔带过。
专家和团结声明对为什么阿米尼会有两个名字缺乏反思这个事实表明，大家错过了一个承认伊朗库尔德女性的交叉斗争(intersectional struggles)的机会。
“女人、生活、自由”：不只是一个口号
除忽视Jîna的库尔德名字的问题外，伊朗国内外的许多分析者、活动人士甚至是艺术家也低估或忽视了数十年来库尔德人斗争和抵抗的意义，以及这段历史对当前革命时刻的影响。
就此而言，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评论者和活动人士忽视了现用于伊朗运动的口号“女人、生活、自由”或“Jin, Jîyan, Azadî”源于库尔德革命。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口号是巴库尔和罗贾瓦的库尔德女性自由运动发展出来的，其基础，是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关于女性是创造自由社会的主力的理论。那些分析抗议的人彻底无视了这个历史和联系。比如说，在接受BBC波斯语频道访谈的时候，斯坦福大学伊朗研究教授阿巴斯·米拉尼(Abbas Milani)在回答口号的起源问题时东拉西扯，却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库尔德人。其他评论者也类似地要么对这个口号的历史语焉不详，要么像米拉尼那样，彻底抹除了它的历史。
除口号本身外，抗议者及其支持者也在以其他方式忽视或淡化库尔德人的斗争。库尔德人仅占伊朗总人口数的百分之10到15，而在伊朗的众多政治犯中，有将近百分之50是库尔德人。在伊朗，库尔德人为争取承认和自由的斗争早于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民族主义是波斯中心的，其核心是对非波斯认同的同化和抹除。在1979年后，库尔德斯坦见证了剧烈的世俗化和军事化。政权对抗议的库尔德人更严厉并非偶然。库尔德地区一直是流血冲突的重灾区，安全部队会用重机枪扫射平民的住宅。可这些事实和历史都被忽视了。
库尔德音乐家和作曲家奇亚·马达尼(Chia Madani)写了一首歌来回应伊朗歌手谢尔文·哈吉普尔(Shervin Hajipour)近来非常流行的抗议歌曲《为了》(Baraye)。在《为了》中，哈吉普尔使用了人们在推特上为支持抗议而发的，以“为了”这个词打头的抗议推文——这首歌也使哈吉普尔遭到伊朗当局的逮捕。马达尼在自己的同名歌曲中承认哈吉普尔的词“使数百万人的痛化作飞信”，而他要做的，是分享一些他为伊朗的族群压迫而感受到的“无尽痛苦”，这在哈吉普尔的歌里是没有的，虽然后者提到了阿富汗人的苦难。就像马达尼说的那样，“原谅我说我们的伤比你们的更久更深/我心中的有成千上万个‘为了’”。马达尼的歌词一开始就提到了Jîna和在她身前身后对她的库尔德名字的抹除：“为了活着和死后都不能使用自己的名字，历史也不会记录她的名字的Jîna”。马达尼歌唱“库尔德人、卢尔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看不见的”痛苦；为了“数百年的压迫、屈辱”；“为了被活埋的文化和认同”；也为了“被囚禁的语言”。迪亚科·哈勒奇(Diyako Khaleqi)也发布了哈吉普尔的歌的库尔德语版，并在歌中提到了针对“Kulbars”[跨越边界的库尔德搬运工人][1]和“信·阿巴德”[2]的暴力。这些都是一群无人聆听的人，在新的团结出现之际，为提醒伊朗同胞关注自己没有被看到的痛苦而发出呼声。
据报道，在侨民团结示威活动中，也有库尔德人因为举库尔德旗帜或反对抹除Jîna的库尔德名字/认同而被喝阻。威尔士的《威尔士国民报》(Nation Cymru)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全威尔士库尔德人联合会(Kurdish All Wales Association)被告知不许库尔德旗帜带到参议院，“示威照片上只能出现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革命之前的伊朗国旗”。结果，库尔德人在卡迪夫举行了自己的示威活动。
更有希望的迹象是，在伊朗境内，此前闻所未闻的抗议呼声（比如说，在伊朗非库尔德地区出现的“库尔德斯坦，伊朗之光”）和口号（比如说，在伊朗突厥地区出现的“阿塞拜疆醒了，我们支持库尔德斯坦”）表明，街头的人们正在形成一种新形式的团结。比如说，大不里士的大学生高喊“Jin, Jîyan, Azadî”以表示被国家围困的库尔德城市的团结。在一个长期以来严重分裂的国家，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团结迹象。
库尔德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团结
在抵抗性别隔离系统的时候，伊朗当地的女性在不同群体间织起了这样的团结，这既令人振奋又给人希望。然而，在不够关注这些群体所遭受的边缘化及其自由斗争的情况下，主流的团结表述、呼吁和生声明，可能助长两种保守的、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而非一场有更广泛自由计划的进步的、反殖民的女性主义运动。眼下已经有了这样的迹象。
第一种是帝国主义的伪女性主义，它看起来支持中东的女性斗争，却不把欧洲/北美政府在压迫本地区人民、把本地人民当作罪犯来对待上起到的作用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虽然欧美的女性正在展示对斗争中的伊朗女性的团结是一个好兆头，但西方的团结信息对其政府的反移民政策（这些政策影响了中东数百万女性的生活）避而不谈又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欧洲议会的瑞典成员阿比尔·萨赫拉尼(Abir Al-Sahlani)为表示团结而剪去了自己的头发，她说“我们将支持你们，直到伊朗的女性获得自由”。
在要求欧洲议会采取具体措施以示团结的时候，最为讽刺的是，萨赫拉尼以“女人、生活、自由”为自己的演说作结。这个口号出自库尔德女性运动，而瑞典则决定进一步罪化这场运动，以讨好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今年6月签订的三方备忘录中，土耳其、芬兰和瑞典政府提出了一个监控芬兰和瑞典的库尔德和亲库尔德政治运动的计划。这个备忘录进一步把在库尔德运动中主动创造性别平等机制和程序的库尔德女性变成罪犯。因此，在团结伊朗抗议的同时，西方的女性主义者还需要反对自己政府把自由运动和逃离那些她们自己也承认是压迫性的中东政权的难民变成罪犯的举措。
我们需要警惕的第二种女性主义凝视，是那种只认“女性”这个普遍范畴，不认阶级、种族和殖民各个层次的压迫与分化的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伊朗的库尔德女性一直面临着宗教、族群和性别的边缘化，她们有数十年的公民不服从和活动经验。大中东的库尔德女性一直被其他政权当作罪犯和暗杀，最近土耳其政权在伊拉克地区政府境内的苏莱曼尼亚暗杀纳吉汗·阿卡塞尔(Nagihan Akarsel)的行动就是一个例子。尤其讽刺的是阿卡塞尔被暗杀的时机，因为身为《女学杂志》(Jineology Magazine)[3]的编辑和库尔德女性自由运动女学委员会成员，阿卡塞尔本人也参与创造了“Jin, Jîyan Azadî”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响彻全球的同时，关于她的遇害却只有一片沉寂。
对阿卡塞尔和其他数千名库尔德女性来说，女性的解放和女性领导的走向自由社会的革命必须携手并进。和美国黑人女性发展出来的交叉理论与方法[4]类似，库尔德女性自由运动也已经意识到，在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社会中只强调女性的“平等”或“女性的赋权”的女性主义运动不会带来所有女性都需要的终极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库尔德女性运动要组织女性的自主机构和实践（比如说，同时反对自己社会中的殖民政权和父权结构与心态的自卫）。这种对女性的构想——即女性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解放社会，同时反对父权的政权、男性中心的实证主义科学等等——才是“Jin, Jîyan Azadî”的核心。
更加具体地说，对伊朗的库尔德女性来说，不顾性别规范、冲破族群压迫出来领导反同化的文化活动，已经是一种交叉斗争了。数十年来，库尔德女性活动家一直是库尔德人的抵抗和活动的主力，她们已经为抵抗政权的性别和殖民规范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就这点而言，扎拉·穆罕默迪(Zara Mohammadi)就是一个例子。穆罕默迪是一名在伊朗生活的库尔德语教师，她参与创建了野人文化学会(Nojîn cultural association)。2021年她因为教库尔德语而被判五年徒刑。这些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抵抗的交叉压迫，以及她们对自由的渴望，是有更广泛的自有要求的民主女性主义斗争应该学习的一课。如此，突出她们的斗争，对伊朗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来说有着解放的潜能。
抗议者知道Jîna是库尔德人，并且已经展示出面对自己的特权、承认国家是建立在对女性、族群和宗教少数的边缘化的基础之上的勇气。
用库尔德名字来称呼Jîna，记住“女人、生活、自由”口号的斗争。这个承认很重要，同时，它也是呼吁一场同时反种族主义、反殖民的交叉的女性主义运动。
[1] 根据汗加乌人权组织的报告，2019年“至少有74名库尔德搬运工在库尔德斯坦边界和路上被杀死，174人受伤。在那些被杀死的人种，有50人是被安全部队和边界守卫直接射杀的，有23人因摔下山、遭遇雪崩和受冻而死，有1人因地雷爆炸而死亡。在受伤的人种，有144人是被安全部队直接打伤的。”
[2] 信·阿巴德是皮兰沙赫尔的一个库尔德村子。2012年，一所女校因为供暖设施效率低下而起火。29名学生被烧伤，其中3人死亡。12名学生生命垂危，不得不接受多次手术，但虽有运动者的帮助，她们却一直在为费用而挣扎。
[3] 女学是一种强调女性的经验和视角，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主流的父权实证科学理论和方法提供替代选择的科学进路。
[4] 从美国以白人为主的女性普选权运动中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的活动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共产党中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克劳迪亚·琼斯(Claudia Jones)，到20世纪60年代弗兰西斯·贝尔(Frances Beal)的黑人女性“双重弱势”理论，再到20世纪7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康比河联盟最早发展出来的交叉性概念，黑人女性一直在倡导一场同时反种族主义、反父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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