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晶&艾曉明講座音頻及文字回顧：疫症之下，寫作作為一種社會行動

郭晶：

《武漢封城日記》的寫作的背景和初衷是比較簡單的，一是重建日常生活，另外是作為行動者的社會責任。作為行動者，我非常明白發聲的重要性，很多弱勢群體的遭遇因此能夠被看到，再開展去討論，再進入政策議程。

封城中我的生活範圍很狹窄，有一部分世界消失了，它停下來了，我的感官反而被打開了。我開始主動搜尋信息，本來普通的事情就變得很重要，很多人喜歡我的日記，也是因為大家看到了人們在災難中的抗爭，我覺得這是非常珍貴的。我在日記裏寫人們之間的連結，但同時我的日記讓我自己成為一個連結點，再去跟更多人探索更多行動的可能性。

我的日記裏做了很多自我暴露，自我暴露，必然會帶來別人的評價和意見。說出自己的脆弱是非常需要勇氣的。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去講出自己小時候被家暴的經歷。後來我開始理解自己的經歷，理解我跟社會的關系，重新去看待自己被家暴的經歷。人類的情感是有很大的共通性，很多人能夠在我的寫作裏去找到同感，那是因為我們在經歷同樣的災難。

封城日記的社會意義，一是多元的敘述方式，二是話語權的轉換，三是廣泛的社會連結。

參與社會行動是需要練習的。社會空間確實在不斷縮小，但是我們可以去不斷探索行動的方式可能性。我們也需要去了解每個人能夠承受的張力在哪裏？寫作不是任何人的特權，每個人都可以表達和行動，是可以通過練習去提升的。

艾曉明：（每一段都應該被傳頌）

日記的深度在哪裏？現在看到的這些日記還不夠滿足我們對日記這種文體的容量。日記這種內容的深度、豐富性、多元性、差異性和對抗性，也許他還不能滿足我們對這些東西的追求。倖存者的敘述是很寶貴的，但他們的經驗還不能涵蓋那些深淵裏面的人的經驗其萬一，因為很多深淵裏的人已經滅絕了，消失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我們能聽到的就是倖存者的聲音，這個聲音可能因為你活下來，沒有經歷死亡，你可能遠遠達不到那種痛苦的深度，遠遠沒有到深淵的深處。但是盡管如此，這是一場浩劫留下來的證言，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敘述。如果我們說在一場大的疫情裏，人民有那麽大的付出，那麽大的犧牲，還有那麽多的苦難沒有被表達出來，我們就知道，對於個人寫作來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補。

我們要深深地認識到這是創傷下的寫作，切割了很多東西，你看到的是一個很殘缺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看到特別多的贊美，有一種不適感，我都覺得你們是不是把自己智商拉得那麽低？比如有的人說我們要搶救方方，我覺得簡直好笑，值得要搶救的太多了，有的人失蹤了，我們多少年連他的名字都不敢說，你去搶救誰？有的人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消失的，名字大家都不提，你要去搶救，方方在作家大院裏呆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要那麽熱衷於這麽低端的，所謂正義的發泄，我覺得正義的目標太低了，我這樣說話也很刻薄，怎麽說？但我們得知道自己是在一種自殘的狀態下去做這個事兒，而不要把這事看做是完美的抗爭，不要沈浸在自我美化裏面。我們必須知道有限性，抗爭者也要突破自己的有限性，你知道自己沒有做到的是什麽？想做而不能做的是什麽？這個時候我們會知道我們的敬意要更多地給那些付出了更大的犧牲，更加直言不諱，更有勇氣的人。

以日記的形式形成的一個個人敘事，是新冠疫情中出現的寫作現象，它和主流媒體的情緒是拉開了距離的。我個人對所有冠之以日記的這種敘述，是抱著比較強烈的抵觸情緒的。可能我這樣說不對，但是我一個比較誠實的想法。我們用日記這種文體向公眾公眾傳達信息，實際上它不是日記。那麼明明不是寫日記，我們為什麽要叫他日記？

日記是作者跟自己的對話，我們從這個秘密裏面得到一種書寫的自由。同時可以在日記裏做自我探索，其中包含多種自我，否定的自我，過去的自我、成長中的自我，我們所理想的未來的自我，然後這幾種自我可以互相對話、互相質疑、互相砥礪、互相否定，然後我們從中間生長出一種作者的寫作人的一個主體性。在這種主體性的我們體會到了什麽？我們體會到了思想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日記不會是一種孤立的狀態，它和社會一定是有關係的。不管作者是誰？是什麽專業？日記的一個迷人之處就在於它提出懷疑、質疑主流的意識形態，質疑流行的觀點，堅持不同的意見，而越是具有這種對抗性，他在後世可能就越有價值。所以我覺得這種寫作其實是一種語言的抗爭，它能夠形成一種抗爭性的敘事。

我們常常面對兩件事情不可以公開談：一個是性，一個是政治。因為這兩件事都是有非常強烈的規範，強大到什麽程度？強大到可以構成一個壓迫性的力量，構成一個推翻性的力量，推翻我們的個人經驗，推翻我們的個人感受。然後把我們置於被審查、被批判的中心。我們看到很多真實的日記，後來成為一種公共讀本的時候，我們恰巧非常喜歡日記和公共論述裏面對抗性的因素，是裏面有意義的成分。

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問題——言論管制，不是說我們個人通過一本日記得到了發表，我們就真正能夠把它看作一種話語權的轉換成功，當我們看到這些日記能出版的時候，同時還要知道，這樣的發聲渠道其實是被狹窄化了的。我們必須要知道有很多聲音是發不出來的，我想直率地說一些公眾號能夠倖存，不要把它看作言論自由的勝利。我希望倖存的人能夠了解到犧牲的人，這裏就有一個問題——我們要不要和犧牲的人們連結？怎麽連結？我不能回答，我把問題提出來。

再一個就是非專業作者和專業作者的困境。這兩類作者得到的採訪條件完全不一樣。那些公民記者去了，消失了，這個是我們要去想，要去掛念的，要去放在心上的。我們怎麽樣去研究困境中的記者？專業記者和非專業記者之間怎麽樣能夠有更好的連結和互動，從而為公眾爭取到充分的信息自由，這也是一個挑戰。

人民承受了那麽多的苦難，其實我們對苦難的描述是遠遠不夠的，這種抗爭性的論述是非常必要，又非常稀少的，我們還遠遠沒有抵達災難，犧牲和痛苦的深度。因此對我們每一個個人來講，都是非常重大的挑戰——我們要怎樣寫作？我們要怎樣承擔寫作的使命？怎樣才能通過個人敘述建立起一個對抗性的文本，來實現一種語言的抗爭，從而使文本將來能夠成為公共記憶的一塊基石。

部分問題：

1. 作為一個普通人，公共生活寫作經常覺得疲憊無力，到底能夠堅持下去的動力是在哪裏？

2.國內現在做社會工作的環境跟氛圍是什麽樣的？郭晶你有沒有感到失望過？你有什麽樣的期望嗎？

3.對於一個初想嘗試公共寫作的人，想問一下兩位老師有什麽樣的建議？到底怎麽樣判斷自己寫的東西會不會太私人，欠缺公共性？

4.怎麽處理自我表達的充分性跟審查制度的關係？

5.會不會擔心在寫到弱勢群體的時候，自己說的不完整或偏頗錯誤地代表了別人？會有這樣的經驗或者建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