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重审伊拉克战争：美国有其他选择

译按
    本文作者理查德·哈斯，生于1951年，自2003年起至今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主席，2001至2003年间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近著为《The Bill of Obligations: The Ten Habits of Good Citizens》。
    本文原题“Revisiting America’s War of Choice in Iraq”，由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发布于2023年3月17日。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重审伊拉克战争：美国有其他选择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

历史学家相较于记者的一大优势在于时间，这与其说这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截稿时间紧迫的束缚，不如说是因为，事件与报道行为之间的几年或几十年间隔，为他们提供了更深刻的视角。当然，用历史的眼光看，二十年并不长久。但要理解美国在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那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

毫不奇怪，哪怕在那场战争开始二十年后，人们仍未就其遗产达成共识。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所有战争都要打三次。首先是围绕开战的决定展开的政治和国内斗争。然后是真正的战争，和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最后，一场关于战争意义的长期辩论接踵而至: 权衡成本和收益，确定可以汲取的教训，并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言。

干预决定的做出

导致美国决定在伊拉克发动战争的事件和其他因素依旧含糊不清，而且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

战争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非打不可的战争和可以选择的战争。当重大利益受到威胁，且没有其他可行选择可以捍卫它们时，非打不可的战争就会发生。相较而言，可以选择的战争是在利益不那么重要的情况下发动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军事力量可以部署，用来捍卫或促进那些利益之外，还有其他选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 乌克兰武装捍卫其领土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典型的可以选择的战争: 美国没有必要开打。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评估。一些人认为，确实有重大利益受到了威胁，因为伊拉克据认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可能使用或与恐怖分子分享这种武器。美国还有消除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其他可靠选择，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对此几乎没有信心。

此外，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发生后，对伊拉克开战的决定反映出，美国坚决不愿容忍任何指向美国的风险。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可以用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袭击美国，这一主张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是这一论调的主要倡导者。

其他人，包括小布什总统及其许多高级顾问在内，似乎还受到更多算计的鼓动，比如追求一个他们所认为的新的、重大外交政策机遇。9·11事件后，人们普遍希望释出的一个信号是，美国不只没有处于守势，相反，还将成为世界上的一股积极有为力量，可以主动出击，实现重大成果。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曾为策划并实施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在美国侵犯并推翻塔利班政府之后，不论阿富汗取得了什么进步，人们都认为，那是不够的。一种将民主带到整个中东地区的强烈渴望鼓动了布什行政分支中的许多人，而伊拉克被视为启动这一民主过渡进程的理想国家。那里的民主化将确立整个区域的其他国家无法拒绝效仿的一个典范。小布什自己也想做一些能凸显自身成就的大事情。

我理当明确表示，我当时是小布什行政分支的一员，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和几乎所有同事一样，我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亦即化学和生物武器。即便如此，我也不赞成发动战争。我认为还有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尤其是可以减缓或阻止伊拉克石油流入约旦和土耳其的措施，以及切断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石油管道的可能性。这样做可以对萨达姆施加绝大压力，迫使他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可疑的武器点。假如核查遭到阻止，美国原本可以对那些设施发动有限的攻击。

我没有特别担心萨达姆卷入了恐怖主义活动。他以铁腕手段统治世俗的伊拉克，认为由宗教煽动的恐怖主义是对他的政权的最大威胁(不论有或没有伊朗的支持)。他也不是那种会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的人，因为他想严密控制任何可能与伊拉克有关的事情。

此外，考虑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对伊拉克或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是否适合实施民主，我是深表怀疑的。我还预见到，民主制度的确立有赖于大规模、长时间的军事占领，而那可能被证明在当地是代价高昂的，在美国国内也会引发争议。

失败的占领

战争本身的进展较预期更顺利，当然也更快速，至少在初期阶段是这样。入侵始于3月中旬，之后仅用了六个星期就击败了伊拉克武装部队。到5月，布什已可以宣称任务已经完成，这意味着萨达姆政府已被消灭，任何有组织的武装反对派已经消失。

但尽管被派去推翻萨达姆政府的美国军队远不只是有能力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却无法确保和平。那些影响到入侵计划的核心假设——即，伊拉克人会将美国军队当成解放者，予以夹道欢迎——在几个星期内可能是成立的，但在那之后就不是了。

小布什行政分支想从伊拉克的国家建设中获益，但又不想从事国家建设所要求的艰苦工作。更糟糕的是，那些负责人解散了前伊拉克政权的安全部队，并排除了许多曾经是执政的复兴社会党党员的伊拉克人担任政治和行政职务的可能，尽管在萨达姆政权治下，党员身份往往对就业至关重要。

不出所料，伊拉克的局势迅速恶化。抢劫和暴力变得司空见惯。叛乱运动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民兵之间的一场内战破坏了临时秩序已经确立的一切。自那之后，直到2007年，美国在著名的“增兵”行动中向伊拉克增派了3万士兵之后，局面才开始好转。但四年后，面对与伊拉克政府日益恶化的政治关系，小布什的继任者贝拉克·奥巴马决定撤出美军。

高昂的战争代价

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几乎一无是处。是的，一位曾用化学武器对付自己的人民并对两个邻国发动战争的暴君被赶下台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今天的伊拉克仍比过去富裕，其长期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而这种自治权先前是被剥夺的。

但全部账本的成本部分要大出许多。伊拉克战争夺走了大约20万伊拉克平民和4600名美国士兵的生命。美国的经济损失在2万亿美元左右，而且这场战争打破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有利于邻国伊朗。除了对伊拉克，伊朗对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影响力也得以增加。

这场战争还孤立了美国，因为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只与少数伙伴并肩作战。数百万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幻想破灭了，这助长了近年来主导美国政治的反政府的民粹主义和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伊拉克战争终究沦为一场代价高昂、分散美国人注意力的战争。没有这场战争的话，在重新定位外交政策以应对更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和更坚定自信的中国方面，美国原本可以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可以选择的战争理当只能在极其小心谨慎的情况下进行，并考虑到可能的成本和收益，并考虑其他选择。在伊拉克战争的例子里，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最高级别的决策往往是非正式的，缺乏严谨性。缺乏地方性知识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侵略一个你不了解的国家是危险甚至鲁莽的，明确这一点或许寡淡无奇，但美国正是如此。

假设可能成为危险的陷阱。发动战争的决定有赖于对一种最坏可能情况的评估，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或将这些武器提供给那些可能使用的人。但假如外交政策总是在这一基础之上运行，那么在每个国家，干预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的是，平衡考虑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而不只是最糟糕的情况。

讽刺的是，关于在伊拉克赢得战场上的一场胜利之后可以如何行事，相关分析却南辕北辙: 美国官员将他们的所有筹码都押在了最佳情形上。在向那些把他们从萨达姆手中解放出来的人铺开欢迎地毯之后，伊拉克人很快就会抛开宗派分歧，拥抱民主。恰恰相反，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萨达姆的倒台成了暴力清算和争权夺利的时刻。

推广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赶走一位领导人和一个政权是一回事，但要换上另一位更优秀的领导人、另一个更持久的政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些经久不息的神话

但对伊拉克战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批评也是错误的，因为批评者得出的结论是，你永远无法相信美国政府会说出真相。是的，美国政府坚持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当时的上司、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提出了这一理由。那终究不是事实。

但政府可以而且确实不用撒谎，就能把事情搞砸。最重要的是，伊拉克战争到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证明了，对假设置之不理也是危险的。萨达姆拒绝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合作，这被视为他有所隐瞒的证据。是的，他有隐瞒，但他隐瞒的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他没有那些武器这一事实。他担心，那一发现会令他在领国和自己的人民面前显得孱弱无能。

其他人曾认为，这场战争是应以色列请求而进行的。那也不是事实。我记得与以色列官员有过多次会晤，他们暗示美国将与错误的国家开战。他们认为，伊朗是大得多的威胁。但这些官员没有公开这么说过，因为他们察觉到，布什已决心与伊拉克开战，他们不想用徒劳的劝说激怒他。

美国也没有像许多左翼人士经常坚称的那样，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是为了石油。狭隘的商业利益通常不会驱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动用武力方面。相反，奠定了干预的基础，并驱动干预的，是战略考量、意识形态考量，或战略加意识形态考量。事实上，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批评他的几位前任没有要求分享伊拉克的石油储备。

伊拉克战争也提醒人们警惕两党合作的局限性。两党合作在美国政治中一再被吹捧，就好像是良好政策的保证，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只在伊拉克战争到来前，在越南战争前夕，美国也有势不可挡的两党合作。2002年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投票获得了两个主要政党的明确支持。但甚至在那之前，199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就已和国会联手，呼吁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更近期，我们见证了两党在反对自由贸易、支持离开阿富汗和对抗中国方面的合作。

但恰如广泛的政治支持并不能保证一项政策是正确的或好的，狭隘的支持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一项政策是错误的或坏的。在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成功领导了一个联合国支持的国际联盟，以最小代价解放了科威特。因有相当多的民主党人反对，国会勉强支持开战。一项政策是否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并未告诉我们这项政策的成色如何。

我在2009年写的一本书中认为， 2003年我们向伊拉克开战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十多年后，也就是战争开始二十年后，我不觉得有修正这一判断的理由。对伊拉克开战是一个执行糟糕的错误决定。美国和世界仍在承受这场战争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