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27）

       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之所以罪恶，并不在于权力由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管理者掌控，而在于权力没有制衡，无限膨胀。某些管理者（在上级机构及保护伞的支持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拿它没有办法，这样的权力很容易恶化为滥权。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滥权专制在乎的只是如何维护其权力，即使从精神上摧毁整个医患关系和医医关系也在所不惜。专制管理的另一个手段是放行腐败，当然，这需要避人耳目，以巧妙的名目来进行，不是对所有人，而是对“自己人”。这个手段可以收买死党，同时又牢牢地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允许腐败可以诱导他们忠心，他们可以因此越来越富有，说好听点就是专制管理的工具，说难听点就是奴才。如果怀疑他们（奴才）不忠，那么可以指控他们腐败，一下子就把他们收拾了。

       当暴力、徇私和作为最后手段的金钱把武汉市第四医院搅得一塌糊涂，无论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医院权贵之间的倾轧，还是医院管理者的贪得无厌，都不可能通过更换某些院领导来解决。尤其是当某些反对者被专制管理所消灭，剩下来的人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医院某些知识分子腐败、虚伪和奴性是专制管理的帮凶，它们很少具有健全的判断力或是真正有爱院之心。

        普通医患民众，只是在专制的摆布和操纵下随波逐流；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所谓精英，本该有荣誉心，热爱自由、智识超众，却是专制管理下的普遍奴性，甚至落井下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每当人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腐败、管理失序、欲望无度、院风败坏的环境，眼看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比比皆是，痛感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寡廉鲜耻，却无能为力，既不能指望医疗制度变革，也无从期待人心归善，这是多么令人逼仄的困境。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