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3：殺氣騰騰
坐在深圳的離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像歷歷在目。
我通常會先到公安局報戶口，然後走回家。那時深圳地小人少，鎮上只有一條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鴨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報戶口後，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見有幾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舉著一根上面掛著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著進行曲，見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離遠見到小女兒和幾個同學，我喊「小培」，她回頭看看我，卻沒有迎來，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學前顯示有一個「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紅衛兵運動已經過去，香港的左派暴動也平靜下來。1969年中共九大後政局表面和緩。但實際上毛澤東與林彪的權力鬥爭，也在九大確定林彪為接班人後立即展開。文革派和周恩來的官僚系統鬥爭，兩派都爭著推出「極左」政策來爭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1970年初， 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這就是牽連全中國，在各地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重點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殺一批人，要「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賤民的地主富農，再拿出來槍斃。香港回鄉探親者，面臨殺氣騰騰的社會環境。
妻子梁麗儀，出身於紅色家庭，父親是在香港曾經參加過1929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地下黨員，哥哥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地下黨員幹部。麗儀中學畢業到廣州升讀大學時，一直受到中共黨組織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參加了共青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她都沒有受到衝擊，被黨組織認為是一個跟黨走的好學生、好教師。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麗儀是不參加造反運動的「逍遙派」。她有被大字報攻擊，但沒有被揪鬥。中共黨組織對每一個幹部都設有秘密檔案。她的檔案中，大概有一個香港紅色家庭的背景護持，這對無知的造反派帶有不敢輕易觸動的神秘感。但是，當文革的極左思潮發展到中國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敵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這一天，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什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什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槍斃者的。她接著說：「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審查多久？」「我怎麼知道？」「那我什麼時候回來？我們什麼時候見面？」她無語。九歲的大女兒一直在我們身邊，看著我們講話。麗儀說：「她要跟著我去學校住。」
門外雜沓人聲，一個女聲高叫：「梁老師，李主任叫你現在回學校。」麗儀：「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點！」他們來押她走。
來不及道別，拿了衣物被鋪，牽著大女兒就往門外走。小女兒從保姆身邊走過來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籠罩，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想著不可知的未來，朦朦朧朧一會兒，小女兒到床邊把我叫醒。她抱著我好久，彷彿隱隱覺得會有滿長時間見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離境大堂上，我認識的那邊防人員來到我身前，說，「你可以走，不過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的規定做。」
我如釋重負，幾乎半跑地回到港境。
（文章發佈於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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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此前發佈在《蘋果日報》，現正在Matters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