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野兽按：阎云翔教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购读于2006年，该书属于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多年后还有缘专访了黄宗智先生。

阎云翔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3年，其英文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推出中文版，龚小夏译，后文简称《变革》)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个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6-5-11 16:52:00 | 分类:读书 | 访问量：6887

2006年3月11日 星期六 邂逅于北大博雅堂书店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阎云翔著 龚小夏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 黄宗智主编 06年1月一版一次 4，000册 30元

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

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

2. 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

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

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

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从晚清知识精英的“冲决网罗，恢复自性”到20世纪社会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现代化”，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主张，即只有彻底改造传统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并因此而实现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大业。

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作者认为知识精英的这种主张，已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真正传播到基层社会，并改变了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

作者带着“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的预设来到了黑龙江一处村庄，但在反复阅读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调查资料，作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新发现：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倾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2004年元月，作者第八次回到下岬村，与1999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

#日志日期：2006-5-11 星期四(Thursday) 晴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6-5-11 16:59

哈佛博士阎云翔:研究中国人做人方式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 发自上海

阎云翔，1954年生。1971年奔赴黑龙江双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1971年8月，一个男孩，在山东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很饿。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袄面儿，脚上一双破鞋开了口。一群青年男女有说有笑，看他一眼，递过来一个火烧(烧饼)。男孩饿得不行，他觉得他的胃像个大袋子，怎么也探不到底。犹豫了一下，他没有伸手去接。那一年，阎云翔17岁，口袋里4元8角钱，告别父母弟妹，从山东农村独闯关东，为了逃离饥饿。

2006年3月，阎云翔还是没能忘掉那个眼神。他也许读懂了那里面蕴含的对一个小叫化并不特别过分的轻慢，也许误读了，但他确实为那种优越态度所伤，所以不领受，在还没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和阐释“人的尊严”之前。

“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一刻去接了，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下一次，我会接过别的什么。再下一次，为了达到目的，我会不要尊严。人的尊严是很脆弱的。一旦没有尊严，就不再有禁忌。”

阎云翔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3年，其英文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推出中文版，龚小夏译，后文简称《变革》)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个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

这个村庄，就是17岁的阎云翔即将奔赴并被收留、务农7年的下岬村，位于黑龙江省距哈尔滨市50公里的双城县内。

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但不好消化

严格地说，阎云翔不是知青，而是1966年“文革”发动之初被遣返原籍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家属。他父亲原在北京开一爿窗帘店，雇了4个伙计，初划为“小业主”，后来大概为了凑数升级为“资本家”。一家6口，被红卫兵一路押到老家、山东德州地区的临邑县。但他后来的命运，跟知青类似。

我那时小学五年级，对城乡差别并不敏感，因为读过邢燕子下乡的事迹，对农村还很向往。只是几个月后，才感觉到受歧视、生活艰苦，而且到农村以后我就没再上过学。当地人并不懂什么叫“资本家”，就把我们当地主成份对待了。

开始拾柴、割草，两年后当了羊倌，放了好几年。最深的印象是饥饿。有天晚上干完活回家，母亲对我们说，赶紧去睡觉吧，因为晚上没吃的，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从1968年到1970年，因为旱灾，连年歉收，每口人全年分到的毛粮(带壳的)只有71斤。持续吃不饱带来两个感觉，一是胃永远是空的，二是恐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下一顿。

我们家没吃过棉絮，但吃过谷糠、树皮、麦麸子，还把玉米换成地瓜干，可以吃更长的时间。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但不好消化，容易引起便秘。

15年之后，阎云翔在哈佛大学读到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长期食用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人的基因会发生相应变化，它会使人的肠子更趋长，像牛羊一般，使得食物在体内停留更长的时间，同时吸收器官尽可能努力工作。

与其饿死，不如拼出一条生路来。我偷着跑的，2毛钱站台票就上了火车，心虚，躲来躲去。无票乘车，路上被收容了两次。收容所里要押着去干活，新来的人还要挨着尿桶睡，但我很高兴，因为那种红高粱饭可以随便吃，我想，走到哪里不是吃饭啊。在收容所，还听到林彪坠机事件。

后来我想，那种盲流心里受伤害却无处诉说的委屈，跟今天的农民工是相似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认定自己是非法的，所以恐惧，而今天的农民工认为诸多伤害是不合理的。

在下岬村，村民为是否收留一个外省青年发生激烈争吵，但最终留下了他。那个村子，成了他17-24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嵌入式生活、成长的最好纪念。

我体力不好，干活总是最差劲的那一个，这对我自信心打击很大。但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样的年轻男子总能赢得村里姑娘比较多一点的青睐。我后来懂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是深入每一个阶层的，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莫名其妙。

即使在那么贫困偏远的地方，爱情也是有的，它的程度体现在双方的珍视。只不过表达方式不是一粒钻戒，也许是把一只煮熟的鸡蛋推来推去。没有结果，因为我给不起彩礼——当地农村婚俗的一个重要部分。

7年里，所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都跟他无缘。他考过民办教员或代课老师，总是考得最好的那一个；他回答征兵问题时也表现得最好，可总是被更有关系的人挤掉了。他失望，好多次，但那是因为自己有缺陷：出身不好。所以这一切又变得似乎合理起来，也没有想清楚的可能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第一不相信以我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能考上，第二不信考上还能被录取。但后来看到真有人考上回城了，才开始破釜沉舟复习功课。整整6个月，我都没有下地干活儿，生产队长虎着脸说，秋后不给你分粮。我心说到那时我就走了。

复习功课不会比下地干活更苦。死记硬背的应试制度帮了大忙，除了数学。我是真花了近5个月时间去学习数学的，从分数到解析几何，每天做题几百道，还去当地中学请老师给改。其余四科都是有复习材料的，只要照着题背答案就行，连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不懂意思不要紧。我那时候记忆力真好，进了考场就是写答案。开玩笑说过，我晚生了一百年，要赶上考八股文那会儿，肯定中个举人什么的。

当时有10个志愿可填，最高填了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最低填了双城县师范学校，这个范围大到我有信心能走成。哦，对了，填中文系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其它系是做什么的。

去哈佛读博士，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阎云翔说，感激刘苏里看得那么透。

这种内在逻辑投映在命运的诸多细节里，足以建立出一套秩序来。东北冬天都穿棉裤，裤腰大，时不时提一下裤子是下岬村人的习惯动作；还有棉帽，进屋就脱下来，挟在胳肢窝里。到了北京大学，第一次开班会，阎云翔就是这样出场的：提了一下裤子，把帽子取下来，挟在胳肢窝里。

从那以后，阎云翔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也是非常清晰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很难互通，很难相互理解，譬如那两个小动作。当他脱离一个阶层、一步步走向更高阶层时，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层际差别和每一步潜藏着的代价。

本科毕业以后，研究生阶段有两个方向，要么研究文学史，要么研究作家作品。可我觉得都隔了一层，抽离了生活，没什么意思，于是选了民俗学。

留校工作一年半，完了申请去读哈佛人类学系的博士。当时张光直先生给了我很多指点，并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东亚研究所继续传统人文研究，要么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人类学。我选了后一个。我就想找一个学科，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到哈佛是1986年，刚去时什么也听不懂，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在课上睡着了，经常需要用力掐自己的大腿或在脑门上抹风油精。我的英语学习真是漫长曲折。后来读写没问题，听说很差，很长时间是“哑巴英语”。

1987-1988年，我开始构思一部中国乡村作品并进行了理论预设，就想在一个村落里探讨中国社会里的文化人格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人”这件事和有关“做人”的种种道理和行为方式。

重返下放的村庄

1989年2月，告别11年之后，35岁的阎云翔重返下岬村。此前，依据人类学训练，他没有选择熟悉的村庄，但跑了10来个村子，包括山东临邑县，就是“没那个感觉”。这一次的选择，感情因素超过了技术因素。

下了长途车，下岬村没设站，得走去。一位中年妇女认出他来：“这不是小阎嘛！”依然清瘦的“小阎”跟她一起步行回村。“在外面是不是很辛苦啊？”一路上都有人问。此后3天，村里人主要的议题是：小阎他，是变了还是没变？

结论是我基本没变。我想他们是指交流方式没变，话语没变。下岬村人有句话：你心里有啥，我心里有啥。你在研究他们，人家也在研究你，老百姓时时刻刻在作评价的。关键一点，你能不能保持本色。真诚是互惠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环境接受提问，和他在家里、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回答问题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火车上跟人聊天，对方一说“你知道吗……”，往往他的真实感受就出来了。所以我不会坐在村民对面，拿个录音机做访谈。这也是实验心理学受批评的原因。

我跟他们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聊家长里短，就是他们遇到的事儿、我遇到的事儿，我们分别怎么处理的，等等。生活就是这些琐事细节组成的。后来发现下岬村有保存礼单的习俗，就选了礼物交换这样一个很小的切入点，但好把握的。

这是阎云翔第一本令人瞩目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它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村庄的老百姓通过循环往复的随礼与互惠而建立起来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和文化人格。

1977年，这个村还没有电视机，我跟村人走了5里地，到另外一个村子看到了第一台9寸的电视。现在家家有，有的不止一台，它是彩礼的一部分。以前彩礼都给父母，现在有的直接给女孩，更多的“干折”成现金，女孩拿去一般做生意，或者存起来，因为结婚后马上就要分家成立小家庭。财礼内容有延续也有更新，但最大的变化是年轻人通过高额彩礼向父母索取更多的钱财，为的是实现他们自己小家庭的现代化。彩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迁。

跟踪调查15年后，有了《变革》一书。借用刘苏里的概括：“这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对赡养老人的细节关注，对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文如其人。

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

我一直试着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做人”这个大题目，比方说，怎样才叫“活得像个人样”？说到底，这就是“人的尊严问题”，也是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有笑贫不笑娼的趋向？为什么大家都要被迫学英语？为什么低保户每月要借钱给孩子请家教？在赢者通吃、竞争残酷的社会里，缺乏资源、身处底层的普通人如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有钱就可以换来社会承认，而社会承认可以和人的尊严不挂钩，那“做人”的道理和行为就会彻底改变，后果堪忧。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或得到社会承认，相当多的人可以用丧失尊严来交换，而人的自尊是与人的自律紧密相连的……所以，丧失或被摧毁的人的尊严，是社会繁荣、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对下岬村当时收留我，我充满感激，视这段经历为精神财富；当然这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转折。在山东老家，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城里被各种方式驱赶到农村的人，但好像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这是我的幸运。这段经历让人坚强，能比较轻松地应对后来的不顺利，那种情况都过来了嘛。

认同了美国价值观

阎云翔赴美后一直在校园里，生活简单，专攻学术。显然，念书做学问比干活更适合他。在美国11年后(1997年)才拿绿卡，因为他一直想回中国。1993年他在哈佛读完博士后，自动放弃了拿绿卡的机会，转而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这是他导师不理解却因此欣赏他的一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花了差不多12年时间拿到终身教职。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是认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典型的平面社会，没有等级传统，“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此重要，这是所有人在口头上不敢挑战的，“大学生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在此地是不需要讨论的；此外，他不需要做任何违心的事、说任何违心的话。

以前有个记者问我是不是经常泡酒吧，跟美国人打成一片，英语才快速提高的。我说我几乎从不去那儿。我开始很不喜欢那种美式“社交”，一个Party，把你好我好那套客气话对16个人说16遍，就结束了。加上我不懂体育，也不了解当地通俗文化，什么话题都扯不上。现在好些了，我有了条狗，至少可以聊宠物了。

美国大学里很忙，越是资深的教授，越要上本科生大课，比如我上250人的人类学导论，每年要教4-5门课，剩下50%时间做研究，还有社区建设这些公共服务。工作量大，必须很用功，好在没有人际关系上的应酬，可以从时间上扳回来。我现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原来天天都在办公室。最新调查，美国人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也是对“工作对人生意义最重要”认同度最高的；认同度最低的是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