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里的人

外婆过身了，半夜里在家里断的气。

阿妈凌晨赶了回去，我人在广州，并不能见到外婆最后一面，按照我们那边的规矩，外家子弟只要第七天和第三十五天回来就可以，所以阿妈也没有嘱咐我立即赶回来。我和阿妈打了个电话，她说现正是荔枝季节，外婆晚上吃了不少荔枝，就和护工说先睡觉了。护工夜里2点发现怎么没点声响，一探才发现已经没了气息。也许是时间不长，也许是外婆身躯比较肥硕，她并没有像我在临床上看到的小老太般蜷缩成一团，而是像睡着了一样，而人本身应该也是睡梦里走的。

阿妈并没有表现出太悲痛的样子，我也没有，只是接受了一个倒计时中的事实，就像每逢清明祭拜都要点燃的炮仗，虽然挺吓人的，但大家都知道迟早会爆炸，都提前抚紧了耳朵。作为家里的医生，自从外婆生病开始我就一直负责跟踪她的病情，心里很早就已经有所定数。但我还是有些愕然，按阿妈的说法，阿婆那天晚上只吃了荔枝就睡觉了，那死因可能不是折磨了她大半年的肺感染，而是空腹吃荔枝和深夜状态叠加下的低血糖直接带走了外婆这个晚期糖尿病病人，颇有种和敌方大BOSS战斗得双方筋疲力尽，却被小兵一个流矢秒杀的落空感。话返转头，能够以这样一种比较舒服的姿态离开，离开时胃里还有自己最爱吃的东西，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应该还是走得挺安详的。」阿妈说。

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是今年2月份，就在ICU，当时的她在正压机械通气下血氧饱和度都不到80%，痰培养细菌的抗药性检测结果是美罗培南以外全员耐受，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大舅父让我赶回来和主管医生讨论治疗方案。但是我和医生都很清楚，即使没有肺炎，外婆那已经到肾衰第四期的糖尿病肾病，肥胖加上糖尿病下开始血运不畅并有血栓形成的下肢循环，射出分数已经不足40%的左心室，都是终章的预告片，肺炎只是把去西天的半价VIP机票由普快换为特快而已。当时我对大舅父说，外婆的寿命没有一年了，开始准备后事吧。后来感染奇迹般地有所好转，达到能出院的地步，但终究不遂人愿，提前约定好的「南无佬」，亦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展着丧礼的事宜。

八年前，外婆在去卖菜的路上摔了一跤，一侧胫骨骨折，从此一蹶不振，终日只能在睡、坐和依靠助行器缓慢踱步间做选择。而这八年恰好是我踏上求医路上的八年，于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病程的进展，在我面前外婆演示了糖尿病人逐渐死去的过程：控制不良的血糖侵蚀着她的循环系统，血供不足导致她骨折后久久不愈，高粘度的血液增加了血栓的风险；肾功能受损导致体液堆积及电解质紊乱，加重了心脏负担，肾源性心衰诱发肺淤血及积水，为肺感染早早打下了伏笔，而长期缺乏活动的身体又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和淤积性肺炎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这就是死亡，突如其来，却又如期而至。

外婆患上糖尿病以及血糖控制不佳的原因也很简单，她曾经说过「唔食饭不如死休去罢就」，对她来说，天下第一等的奖赏是白米饭，而天下第一等的罪过是浪费食物，即使已经确诊糖尿病，她依然坚持每餐都要吃两碗白饭，而伴菜通常是今餐做的菜，和上餐、上上餐、上上上餐乃至上上上上餐的剩菜——伴猪油和豉油。我们为她买回来燕麦和糙米作为替代主粮，她嫌口感太差而束之高阁；我们苦口婆心劝说她少吃白饭和肥肉，多吃蔬菜和白肉，她置若罔闻；我们试图来硬的，那最终就是互不妥协的吵架。阿妈为此和外婆的关系变得极其「紧绷」，每次回娘家，她就一边和阿婆吵架，一边把外婆冰箱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天的剩饭剩菜全部扔掉，然后气鼓鼓地走进厨房做饭，吃完之后剩下的亲手扔掉，不给外婆做一顿留十顿的机会。

阿妈不明白，明明五个子女都有钱、都孝顺，老了就应该享清福，为什么外婆依然知悭识俭到病态，依然死守着她那块菜地，七八十岁人凌晨五点钟用三轮车载几十斤甜菜去市场卖。

「我都唔明佢。」阿妈说，「你睇，家下搞成咁。」

阿妈说过，她憎外婆，憎恨外婆遗传给她过分节俭的性格。即使生活水准早就不需为吃穿发愁，但阿妈仍然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学会「浪费」，而外婆一辈子也没有学会。

想起来，这种性格还遗传到了我身上，不仅是对食物的珍惜，还带入到了职业中。实验用于小鼠开颅手术的玻璃片，一块钱一片，我会用完后用酒精浸泡消毒下次重复用；因为不舍得用一次好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抗体，我把标本放在最小型号的盒子里用最小量的抗体处理，结果全蒸发了，连抗体带标本全部玩完，颇有外婆不舍得残羹剩饭结果食出糖尿病的风范。

打我记事起，外婆就是矮胖矮胖的，接近一百五十斤的身躯，驼着背，走起路来身体左右摇摆，像一个被折断的不倒翁。每次回去，她都拿出一大堆零食、生果让我们吃，而且要看着自己的孙儿把东西吞下肚才会满意，偶尔我们也挺不适应这种爱护，毕竟人不是每时每刻都想吃东西，摆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合我们的胃口。其余大部分时间，外婆都坐在太师椅上，和舅父阿妈他们有一句没有句地聊着天，但和我们基本上只能说几句「好好读书」的寒暄——年轻人的世界她也不懂，对于我们这帮七岁就搬离乡下的「城里人」来说，要找到共同话题更是难上加难。外婆就像一座石像一样摆在我的生命里，一言不发地占据着一个小小的角落，在时间的吹拂下慢慢风化。

我和外婆的交流在她骨折后忽然多起来，我帮她在医院东奔西跑，和医生交流病情，讨论治疗方案，做理疗和康复，交代她平时怎么照看自己。我在扶着她做X光片，当直观感受到外婆沉重的身躯，因为衰老而松弛发皱的皮肤和肌肉传来的颤抖，我才明白生命的消逝并不如风化般悄无声息，岩石的崩落也会发出沉重的响声。而对于外婆自己来说不也是这样，本来一个人能照看两亩菜地，担几十斤菜行走的狠角色，一夜之间连正常走路都变成奢望，人生的急速下坠是如此的响亮。

当时治疗方案有两种，保守治疗和手术，当然对一个高龄、肥胖、糖尿病、心肺功能不佳的人来说，手术当然有一定的风险，但八年前外婆的病情远没有前阵子那么严重，我相信麻醉管理和术后护理得当，手术一定是更好的选择。但外婆个人否决了，强烈地、毋庸置疑地否决，开刀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恐怖。我尝试跟外婆解释，但阿妈对我说这是无用功，「你用你嘅思维来理解阿婆就系嘥气。」

我们长大之后赚到钱照例多多少少要包个红包给老人，但总得找个理由不能干巴巴地对他们说「我们赚到钱啦包个利是畀你」。我妈就教我们说这是「买嘢食」的钱。当时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说买东西吃这个理由。我妈就说了：

「啲老大攞到钱仲可以做咩？出去旅游又唔方便，又唔识上网又唔识行街shopping，畀钱唔去买嘢食，唔通叫佢哋去唱K啊？」

外婆生于民国二十七年，到今年享寿八十有三。虽然一生经历过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统治，又渡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东莞建市等一系列事件，但对于外婆来说，这条东江边的小村子的日子八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大量的本地人外出至市区定居，村子里的出租屋逐渐填满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外来客，但在最核心的地域，仿佛有结界一般隔离了这群老人。除了极有限的几次外出旅游，她一生都在耕作、收成，即使几公里之外就是轰鸣的工厂，即使我们所身处的珠江三角洲是世界上最澎湃的工业巨兽和城市怪物，外婆依然坚持甚至顽固地守下了自己的身份。虽然家里有电有煤气有热水，还能在电视上看看大戏，用的肥也从以前的屎尿塘泥变成了现在的化肥，以前种花生稻禾变成现在的丝瓜甜菜，但外婆的生活依然和先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因土地而生、为土地而生，离现代社会最近的距离居然是身处ICU被各种高科技仪器维生的时刻，听上去又有几分凄凉的趣致。

我外婆是一名中国农民。

我父母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洗脚上田的日期，从农民到卡车司机、从农民到纺织女工，那一天，就是他们脱离传统生活迈向现代的转折点。和身处后现代社会的人们还会憧憬田园牧歌不同，他们讨厌农耕，急切地想摆脱它的一切，「冇任何嘢比耕田辛苦」。他们所经历的农耕，是每年只能吃两三次肉的贫穷，三伏天身穿长袖弯腰割几亩地禾的苦累，是难以为继而初中辍学的无奈。阿妈讨厌外婆和自己身上节俭习惯，而我爸则讨厌任何用酱油菜汁拌饭的行为，也许就是这些举动让他们想起身为农民那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然而在土地里出生的人们会生根，把他们的脚步和土地紧紧地拴在一起。身为洗脚上田后第一代的我，虽然不用务农为生，但我在实验室里为节省几个一次性耗材而在思索如何循环利用的时候，显然我的脚底下也有根，一头连着这个世界上最前沿最尖端的科研工作，另一头则是几千年来深深扎入土地的血脉。

而外婆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她因土地而生、为土地而生，最后被土地带来的习惯所绞杀。

现在土地里的人要回到土地里去了。

愿她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