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三種概念(四)

（四）語言學的轉向

美學與人類學文化概念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於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苦難與問題，諸如人們被無情強制地抽離出原有的土地與社群連結關係，成為一個市場中可被買賣交換的勞動力商品，進而異化成為生產體系的螺絲釘，失去了對生產過程的自主掌控，或是如卡夫卡的小說所描述的困境，個人面對龐大、無法理解的現代理性官僚體系而不知所措，因而陷入一種無法逃脫的理性鐵牢。

不過，文化概念在抗拒這些苦難與問題時，往往會出現一種本質化的傾向，將某些價值標準視為普世人類都應該遵行，或是將某些族群成員身份視為該成員既定不可改變的特性，因而賦予人性某些不可改變的本質。這種本質化的使用傾向在20世紀也開始受到挑戰，一種建立在語言學、符號學，新的文化概念逐漸發展出來，挑戰既有文化概念所隱含的人性觀與價值立場。

如果18、19世紀發展出來的文化概念是以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現代主義、浪漫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為參考架構，那GATT、WTO、IMF、世界銀行等國際貿易組織的出現、1960年代的反戰、民權及學生運動、多元文化主義、1980年代英美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大眾傳播與資訊通訊技術(ICT)的急速發展則是20世紀新文化概念發展的參考架構。這可視為文化概念的語言學轉向，凸顯了文化概念中語言、符號、象徵的面向，語言學與符號學取代人類學、美學成為演繹文化概念的新基石，文化被視為一種符號象徵系統或表意實踐活動。

Saussure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為這個新的文化概念奠立基礎，Saussure(2004)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符號是由「能指」(signifier )與「所指」(signified)所組成，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結合是任意武斷的，二者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二者的結合是社會約定俗成的，而意義是產生於語言結構中而不是根植於事物本身，個別語言符號元素的意義是由與其他元素之間的關係所決定，在元素之間的對立與差異中產生了意義。沒有語言與符號，我們就無法在各種概念之間達成明確而堅定的區分，語言和思維密切相關，思維無法先於語言而存在，也不是先有了概念後，我們才用語言去表達它。

Saussure的理論觀點意涵著認識論上的重大變革，語言成為獨立於真實世界和個人意識之外的結構，意義並非產生自真實世界，而是由語言結構所決定，而語言結構外在於個人，個人一出生即走入語言世界中，並受到語言的形塑，個人也無力獨自改變既有的語言結構，語言與意義的關係雖然是武斷的，不過一旦形成就會穩定下來並抗拒改變。這種觀點意味著人不再是語言的主宰，而是受制於語言，進而挑戰了傳統上認為語言反應真實的看法。

Saussure強調他的語言分析可以進一步應用到其他社會符號系統，不過一旦這種分析觀點擴張到各種符號系統，使得符號成為研究社會現象的焦點，符號便成為一種形塑個人意識與實踐的自主性事物，貶抑了啟蒙人文主義賦予人類主體在認識上與能動上的至高地位，也為後來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論述分析、文本分析、大眾媒體分析等一系列理論分析發展鋪路。

語言學轉向的革命性意義在於語言符號不再被視為一種透明中立的媒介，就像透明玻璃一樣可以直接映射與再現真實，而是一種不透明，具有自主性的媒介，人類必須透過這種媒介去認識與掌握外在真實，人類對外在的理解無法脫離語言符號。這種對於語言符號的特殊性媒介角色的重視，使得研究者開始質疑自西方啟蒙時代所發展的一系列概念，包括自我、主體、真理、知識、科學、客觀性、進步、解放以及各種普世價值的宣稱等，這些概念都必須透過語言的媒介才能形構，因此並非是一種先驗的本質、或永不改變的天性，而是一種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因此Baudrillard就完全否定有所謂的真實的存在，表象之後並沒有所謂本質的存在，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是一種沒有本源的擬像(Baudrillard, 1994)。

對於語言符號建構性的強調，同時也改變了我們對於權力運作的傳統看法，既然人類需要透過語言符號的媒介認知世界，社會實踐也無法脫離語言符號，那權力也不可避免地依附於語言符號系統而運作，符號的操弄、意義的詮釋權、命名權之爭奪也成為權力運作與反抗的場域，Hall(1993)所謂的表意政治或意義的鬥爭即代表著這種新型態的文化政治反抗策略。

結構主義的出現首先釋放符號學的潛在力量，Levi-Strauss(1989a, 1989b, 2010)認為人類思維有一種深層的結構決定著我們的認知與思維能力，這種深層結構如語言般透過對立關係將現實世界秩序化。他分析了不同原始社會的親屬關係、宗教儀式、神話內容等，揭露這些原始社會中雖然有迥異多樣的文化表現形式，但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都可發現存在著相同的思維運作方式，並整合了人類的社會生活與知識系統。

Barthes(1998, 2009)則將結構主義的觀點用來分析當代西方文明社會的流行消費文化，如時尚、摔角、雜誌等，並發展出一種符號學的分析途徑。流行文化被Barthes認為是一種當代社會的神話，Barthes關注這種神話所具有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效果，如何將社會現況合理化與自然化。Barthes的符號學觀點認為符號的表意過程包含兩個層次，在初級層次的表意中，符號指涉的是表面、字面上的意義，如黑就是一種單純的顏色，但在次級層次的表意中，符號具有一種內涵的意義，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中，黑具有一種歧視意涵，黑暗、混濁、劣等與黑人的形象糾結在一起。意識形態不再單純是由統治階級的灌輸與傳播，而是潛藏在語言符號本身的運作原理中。

結構主義雖然貶抑了啟蒙人文主義賦予人的獨特地位，但仍認為有一種普世真理與客觀知識的存在，能指與所指的關係雖然是任意武斷的，不過一但形成就會維持穩定關係，因而使得意義固定下來。不過後結構主義的各種理論反對這種穩定意義的產製過程，賦予能指更大的主動性，能指與所指處在一種短暫與浮動的不穩定關係中，同時也強烈批判結構主義有關普世真理與客觀知識的主張，拋棄共時性的研究方法，而將語言符號放在特殊的時空脈絡中來研究，如Barthes(1975)後期的文本分析觀點，強調文本閱讀的開放性與多義性，文本在讀者不同的脈絡與情境中可以產生不同的意義，因而文本的意義不是固定的，作者對於文本意義的產生並沒有絕對的控制權，文本一但生產出來就脫離了作者的掌握，因而促使Barthes宣稱「作者已死」(1977)，賦予讀者對於文本詮釋更大的自主與能動性。這不但削減了藝術家的崇高地位，也打破了高雅文化與大眾/流行文化的高低/優劣的階序關係。

Derrida(1982, 2004a, 2004b)則進一步企圖透過書寫來解放文本意義的多義性與不穩定性，書寫是一種想像的在場言說，書寫的文字或能指追求一個固定終極意義(所指)，但由於延異(differance)的問題而使得這項企圖永遠無法達成，因為每個文字的意義都取決於與其他文字的關係，文本的意義則是不斷參照其他文本而確認的。這種意義的關係取決於文本間性可以不斷地遞延下去，使得意義建立在一種不穩定的基礎上，因為永遠找不到一個最初的起源與中心，文本的意義不斷在空間與時間上滑動，而無法獲得最終的意義。Derrida的解構主義就是要去除文本有關本質、中心與起源的宣稱，而賦予文本多義性。同時因為語言或文本沒有所謂的起源，所謂的真理也就不存在。

另一方面，Lacan將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帶入精神分析領域，透過語言符號的中介，重寫了佛洛依德的分析架構。Lacan賦予自我與主體一種過程性的觀點，而不是將其視為一種穩定的本質存在，他認為自我是一種存在於與他者溝通互動中不穩定的持續狀態，個人是藉由他者對自己的觀點與行動，以及對於他人的回應中來建立自我的形象，自我認同與個人主體性的形塑無法脫離與他者的關係。Lacan有關主體與他者之間的分析途徑，提供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批判男性霸權與西方中心主義相當重要的工具，正是透過女性、非西方民族等他者的貶抑，而建立起男性西方的霸權主體(王國芳、郭本禹，1997；張一兵，2015)。

Foucault(1982)則將主體置於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中，將主體歷史化，認為人類主體性是一種歷史的產物，並強烈地批判啟蒙人文主義有關人與知識的各種假設立場，如主體、理性、解放、真理等，同時也反對一種連續，有系統、有目的的歷史解釋觀，而強調歷史的不連續性與開放性。Foucault探討一系列與「人」相關的科學論述如醫學，精神病學、犯罪學與人文科學等學科論述如何在特定歷史階段中建構出來，並取得合法的知識權威地位，進而取代先前迥然不同的論述，而權力正是透過這種論述的行使，進而對個體進行標籤分類、研究解釋，矯正與治癒，最後形塑個人的自我認知。與Derrida的解構觀點不同，Foucault並非要釋放文本意義的不穩定性與多義性，而是探討歷史中確實存在的合法學科論述如何產生，支撐其權威地位的社會條件與制度為何，而將這些知識宣稱歷史化，進而揭露那些與「人」相關的知識並非是一種普世真理宣稱，而是特定歷史脈絡下建構的特定知識。

而在系譜學研究中，Foucault(1992、2004)發展了一種獨特的權力概念，使其得以揭露知識與權力之間的相互關係，他認為權力應該被理解為眾多力量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存在於它們發生作用的那個領域，而這個領域也構成了這些力量的組織。並指出知識的確立與發展就是一種權力的運作，知識與權力是持續互相反覆支持的，任何知識的宣稱都是一種權力的運作，並會在社會發生效果。透過知識/權力對於人類肉體與心靈持續的作用，才形成一種主體性的概念。所以在這種形塑個人主體的過程中，權力的運作並非單純是壓迫與排斥，而是具有生產性與建構性，激發了個體的自我認同、快感與慾望。因此，Foucault也反對所謂的社會壓抑人性的解釋模型，如Freud的性壓抑假說(Foucault，2015)。

一旦個人主體被視為建構的，沒有天生既定的本質存在，這意味著削減了各種解放理論的穩固基礎，如果沒有一個被壓抑的個人主體性的存在作為前提，那如何解釋從社會壓制中解放出來的目標，如Adorno & Horkheimer (2008a) 的「文化工業」正是建立在一個衰弱的個人主體受制於外在重複的感官聳動與強烈刺激，進而喪失其他潛在可能性的假設上。一但主體是社會建構的，沒有所謂的天生本性，也就沒有被外在力量壓迫的問題，因為主體本來就由外在力量所形塑，文化工業的概念就喪失其批判力量，而成為一種中性的文化產業。

對於這些後結構與解構主義理論而言，並沒有所謂統一的主體與不變的人性本質，主體是零碎、異質而浮動的。這種解放策略的轉向，正好呼應了西方傳統左派勞工運動的式微，以及1960年代出現的各種新興社會運動，如女性，同性戀以及各種差異與認同政治。這些新興社會運動鄙棄了傳統的整體解放目標，不再訴諸一次全盤的革命以達到一種烏托邦新世界， 而改採在地、局部與特殊議題的抵抗策略。

把文化視為一種符號象徵系統與表意實踐過程，凸顯了社會建構性的意涵，除了挑戰了美學與人類學所發展出來的人性觀，鬆動民族國家認同對於其他認同的至高地位以及啟蒙美學理論所揭櫫的普世價值，同時也使得社會現象的研究變成一種文本分析，而非去揭露變動不居的表象背後的本質與根源，因而也造成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一種理論典範的移轉。

首先是促成了一種後現代主義的美學理論觀點，質疑與反對現代主義立基的啟蒙美學價值立場，如藝術作品意義的完整性、本真性與原創性，以及藝術天才的崇拜觀，轉而強調一種混搭、戲仿、拼貼、折衷的藝術創作原則，創作不再強調藝術家的原創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而是可以從不同風格流派、不同地域特色、不同歷史時期任意擷取各種元素拼湊而成，因而藝術也喪失了其神聖光環的氛圍(aura)，進而塑造出一種無深度的平面文化(Jameson, 2013)。原本美學理論對於工業文明的批判性消失殆盡，藝術不再與市場相對立，傳統美學中高雅與低俗優劣對立的價值立場也被瓦解，這也導致一種推崇大眾文化的美學立場(Featherstone, 2009; Doker, 2011)。

伴隨這種後現代主義美學理論出現的是一種人文社會學科研究方式的轉變，藝術與大眾文化商品都變成一種可分析的文本對象，文化產品、文化工業等名詞退去負面貶抑的意涵，成為一種中立甚至正面的研究對象。因此這種文化概念特別適合研究大眾媒體、消費社會、流行文化等課題，以探討其中影像、聲音、符號意義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複雜過程。如把商品的消費視為一種符號消費的過程，商品所產生的符號象徵差異，對應著社會地位的差異關係，人們不斷地消費各種商品的行為，反應著人們追求地位差異的慾望(Baudrillard, 2008, 2009)。

然而在這種研究取向中，符號運作的分析也並非完全無法處理權力運作的壓抑與解放的課題，如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結合了 Gramsci 的文化霸權、 Althusser 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Foucault 的權力理論，分析符號再現如何與權力的運作緊密結合成為一種複雜的表意過程，以區分不同的群體，並形成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權力的壓迫同時也表現在文本上的歧視、刻板印象等負面的符號象徵上，因此權力的爭奪也自然會發生在符號意義的爭奪。另一方面，由於個人的認同與歸屬感被認為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故不再是天生、不可改變的屬性，而是處於一種浮動、不穩定的狀態，受到社會制度與權力關係不斷地形塑，因而隨著個人所處的多重脈絡而複雜多元化，個人認同也不再單一固定，而是多重、流動的，甚至產生矛盾不一致的問題。因此探討符號象徵、個人認同與社會權力之間的關係，也形成了各種認同政治、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新興研究課題(Hall編, 2003; Lash & Featherstone, 2009; 徐德林，2014)。

大多數的人文社會研究領域都很難忽視這種文化概念的典範移轉，但這種新的理解文化的方式，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與美學與人類學文化概念形成複雜的矛盾衝突與競合關係。全球化的發展不僅挑戰了傳統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政治經濟組織原則，引發了各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政治、金融、生產，貿易、資訊、觀光、人口、環境、族群與認同等新興課題，這些不同課題彼此亦是彼此交錯糾結，形成了一個複雜、異質、多元與衝突的全球景觀(Bauman, 2003; Warnier, 2003; Urry, 2007; Lash & Urry, 2010; Mattelart, 2011)。

有關文化概念的競合關係，我們可以從全球化過程三個面向來理解，第一個是市場的全球化，外來產品如可口可樂、星巴克、麥當勞等滲透或內化為各民族國家中的一種文化象徵，並形成各種正面或負面的意涵，譬如後現代主義所研究的混雜、拼貼與愉悅的文化消費情境，或是將其當成商業庸俗文化與文化帝國主義的象徵；跨國公司在全球規模的部署使得企業必須將各地區的文化差異納入企業治理的考量，必須因應不同人群的價值觀、信仰、風俗習慣而有不同的因應策略，企業的經營越來越需要考量地方文化差異問題。

第二個層面是資訊流通的全球化，包括國際影音產品如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的全球流通、跨國傳媒公司的興起，以及網際網路的急速擴張與網際虛擬世界的成形，資訊的流通已無法完全被民族國家所規範。強勢的文化象徵透過圖像、聲音等符號的資訊流通進入到各個區域與民族國家中，因而在全球各地引起一種傳統文化受威脅的危機感。

第三個則是人口移動的全球化，一方面因為戰亂、經濟壓力、與殖民主義導致的全球大規模移民現象，造成民族國家內部文化的異質性。另一方面則是因應全球觀光產業的發展、跨國公司的興起以及運輸技術的提升與成本的降低導致人口短期密集的移動、促成不同文化傳統之間地不斷交流與互動，加速了文化的混雜化與認同的變動性，激發人們對於文化差異性更加敏感，也衝擊了傳統民族國家內部的文化同質性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