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死三次的女孩——《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读完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和诗织一起被杀死了。

非常悲伤非常愤怒的阅读体验，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和诗织一样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绝望，在已知结局的情况下，我仍然无数次地期待中间有哪怕一点点转变的希望，可惜并没有，我眼睁睁看着诗织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诗织和小松1月相识，3月小松暴露出真面目，此后小松威胁她恐吓她把她印在传单上印在援交小卡片上，诽谤她的家人开车骚扰她的邻居。诗织勇敢地抵抗了7个月，她收集证据悄悄录音积极报警，家人和朋友支持她鼓励她，虽然她已经这么勇敢这么冷静，悲剧还是发生了。

1999年10月26日上午12点50分，诗织留在了这个秋天。

从诗织被骚扰去警局报案到诗织遇害案件侦破，整个过程中警察的推诿和恶劣的态度令人作呕。在接到报案时，警察的反应是“收了人家这么多礼物说分手，男人怎么会不生气。” 当诽谤信摆到警方面前时，得到的依然是调笑“纸质不错，做得很用心呢。”

惨案发生后，为了掩饰自己的渎职，负责调查的上尾警署篡改了当初的报案记录。Gucci的手表和HelloKitty的钥匙链，物品早就被赋予了不同隐喻。深谙这一点的警方在媒体发布会上刻意隐瞒了钥匙链，只强调手表的品牌。而出于信任交给警方作为证据的录音和诗织的日记被抽取筛选，用来证明诗织拜金、“性观念开放”。跟进的媒体也对此大肆报道，甚至恶意抹黑诗织是风俗店小姐。诗织生前，小松就曾想抹黑她的名誉，在诗织死后，警方和媒体帮他做到了。

多么耳熟的剧情，不是吗？

事实上，读这个二十年前的案件，只感觉这样的事情时时刻刻发生在现在的我的周围。

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小松想抹黑诗织还要印传单寄恐吓信，现在媒介的发展让这种罪恶更隐蔽更无形也更好操作。根本不需要雇小弟开车满大街跑，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散播恶意；也不需要靠把墙打出洞恐吓对方，自有各种防不胜防的pua套路悄无声息地捕猎你。我们的身边还有无数个像诗织一样的女孩，也许没有这么极端，但是隐性的暴力、语言的暴力、系统的暴力，一样接一样，全都落在受害人的头上。拉姆在离世前就曾经多次报警，尽管2016年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就已经实施，但是警方同样只是判定为家庭内部纠纷，对男方只有警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

公权力的袖手旁观，制度的缺席，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也让受害者求助无门。

在诗织的案子中清水洁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下，真的还能有这样的角色出现吗？如果说公共舆论替代了这一角色，但我们通过社交媒体看到的终究是少数，水下到底有多少沉默的隐忍的退让的绝望？甚至在我们看到的同时，还常常伴随着和诗织案一样的，受害者有罪论：

她穿这么短的裙子，能是什么好东西？

她和朋友聚餐的时候笑了，怎么可能有跟踪狂的前男友？

她戴Gucci的手表，一看就是为了钱；

既然她说小松骚扰她，那为什么跟小松打电话还说甜言蜜语？一看就是编的，反正没有证据！什么？有录音？天哪，录音的女人好可怕；

她为什么不躲远一点，她为什么不远离这个男人？

可是，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施害者这么猖狂？我们能做些什么减少这样的悲剧？像小松前期这样实施的精神暴力我们要如何认定？反家暴法中并没有针对精神暴力的相关罪名，是不是可以有对多种暴力的认证？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实施落地？社会是不是可以对受害者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保护？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更早地种下警戒的种子？对于暴力的受害者，我感到很无力，只希望身边可以有支持的人，可以尽快寻找到帮助。而其他幸运的普通人，也许不是记者，没有像清水洁一样的调查能力，那么，也许可以自己的范围内作出关注和呼吁？也许可以对受害人抱有更大的善意？

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工作爱不爱玩，没有任何原因可以成为被如此伤害的理由。

书里有两点很有意思。

一是清水洁的坦诚。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他在报道中也会面临艰难的时刻，正是因为他的选择和他的坦诚，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笔记，更是一份有温度、有人性光辉的记录。 在书里，他也曾经纠结要不要写一点被害者的过错，虽然他自己觉得被害者毫无过错，但是，他知道所有的媒体都会这样报道；再比如，他所在的是一个十八线小周刊，被称为三流媒体，这种周刊往往追求标题耸动内容劲爆，他在写第一份报道时也使用了美女大学生这样的标题；他也会动摇，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承担了太多责任，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摄影记者；听完诗织朋友对小松的描述，他也会感觉很害怕，但最终心里的那一点坚持让他走到了最后。他不是波洛也不是福尔摩斯，在书里他写了大量老老实实的笨办法：去跑、去调查，去一个一个询问路人，为了拍到关键的照片，在监视车上一呆好几天。这是一个平凡人的英雄记录，没有什么天生的神力，无非就是信念和死磕而已。和他并肩作战的同事、跟他说可以不必写受害者过错的同行朋友、以自己的职业前途为他保驾护航的主编，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是清水洁的记录让我在这个案子中感到了温暖和希望。大家的行动和努力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二是凶手可能的复杂性。 在书中，虽然小松的行为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噩梦，在阅读过程中我也无数次想冲进书里拦住他，但清水洁并没有简单地把小松描述成一个恶魔一个变态。在调查的最后，出现了另一名女性，在她的描述中，小松似乎也有着另一面。近年每每出现伤害类新闻，都有媒体报道施害者的故事，也多多少少都会被斥责为替凶手开脱洗白。清水洁显然也是想了解小松的故事的，不过由于小松自杀，他没有机会进一步探讨。人都是复杂的，如果简单把凶手认定为恶魔，等于直接宣布这是小概率随机事件，消解了可能的改变和预防的空间。我们谁都不会觉得自己会碰见恶魔，但事实上，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是极为普遍的。简单粗暴的标签化反而会更多地苛责受害者，加诸新的伤害。

在书的最后，诗织的明信片让我在深夜爆哭。

案发一年后，诗织的父母收到了她十六年前寄出的明信片。那是七岁的时候，诗织去科学博览会寄给未来的自己的，明信片里写到：

我现在7岁，

2001年的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变成一个很棒的女生了吗？我有男朋友了吗？

我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