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2023年1月，中国网络上爆出有一个新名词：人矿。"人矿"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然后遭到中共封禁。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中国今年第一个禁词──人矿》，作者冯睎干十三维度指出，这是中国人继"韭菜"之后，另一个拿来自嘲的雅号，表示国家没把人当作人，只视为一种"资源"。有网民说，"人矿"指那些生下来就被作为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一辈子被压榨，最后连器官也被摘去。

作者说，这名词忽然流行，应该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多人"觉醒"了，发现"人矿"正是自己悲剧一生的缩影。"但容许我扫一扫兴，矿物毕竟是天然形成的，但今天许多中国人，自小在党的教育下，精神、灵魂从未吸收天然养分，可能连矿物也没资格做，只算是实验室合成出来的材料"。

文章指出，其实中国人不被国家视为人，甚至不把自己当成人，根本不是新闻，雷锋当年已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作者说，"由螺丝钉变成矿物，我不知道中国人民的地位是否提高了"，但是"要找一个国家，其国民数十年来，会不停用各种死物来比喻自己的，除了中国，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

人矿：这个被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网络新词，为什么让统治者感到警惕？

“人矿意味着，你是资源，不是主体，你是手段，不是目的。耗尽一生的能量，是为了成全他人，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

2023-02-02 端傳媒

在微博热搜当中，曾有一个叫做“人矿”的词汇短暂出现在今年一月热搜榜单的高位之上。但当我们今天查看同一词条时，留下的仅有这样一行字：“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话题页未予显示。”

熟悉中国互联网话语体系的人都知道，这个叫做“人矿”的词汇就这样变成了中国互联网审查机制当中的又一个敏感词。在网易、知乎等中国境内网站上，关于人矿一词的讨论也被消灭地一干二净，即使通过谷歌搜索的网页缓存也无法访问这些已经被删除的内容。这不禁让人好奇，到底是什么让审查机构和中国当局对这个看似荒谬的词汇感到警惕。

“人口生产计划工程”

根据推特上有账号整理的来自网友的评论，人矿的意思是指那些读二十年书、还三十年房贷、养二十年医院的，从生下来就是被作为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在知乎上，还曾有这样一段对人矿的总结：“人矿意味着，你是资源，不是主体，你是手段，不是目的。耗尽一生的能量，是为了成全他人，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人矿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开采，使用，残渣及废气处理。最初十几年，在你身上投资教育，目的是把你开采出来，成为可以使用的矿。中间几十年，是使用和消耗的过程。最后不能用了，以尽量不污染的方式处理掉。”而人矿一词据信最早于1984年3月20日被使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在这篇标题为《牵住了“牛鼻子”——罗庄公社乡镇企业纪事》的文章中，“人矿”一词被作者吴国光作为小标题使用。在这段话中，吴国光称中国是“人才的富矿”，并且处处可以开掘到新的高品位的“干部资源”。

读起这些词语和文字，不由得让人感觉到露骨，但另一方面，这些关于读书、房贷、医疗的言论又着实反映了中国平民生活的现状：从小时候的补习班，学校的周考月考，升学时的中考、高考、考研，再到北漂、沪漂、进城打工，留守务农。但令人心酸的是，这些努力最终并没有让多数人的生活有飞跃式的改变，育儿成本高居不下，劳工环境待遇堪忧。而辛勤一生之后的老年人群体恐怕也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在户籍制度，养老金分配不均等的因素下，退休人士与老年人享受的待遇并不相同。而在近来中国突然取消一切COVID限制，在没有准备相应疫苗和医疗资源的情况下放开，也是将老年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当中。

对于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汇的人来说，人矿一词的冲击感大多来源于这个词汇的荒谬性：在通常的认知当中，具有鲜活生命的人，与被当作是资源的矿物矿产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在仔细翻看这一词条被查删前，网友们对“人矿”一词的感想，却着实有一种令人背脊发凉的绝望感觉：纵观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人口与社会政策，又不难发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推行的政策，着实是在将人民当作生产资源来使用。

将人口资源化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956年10月12日，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发表的如下观点：“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与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言论很快便成为了高层会议上的重要学习资料。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这样表示：“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代领导人将“人类生产计划化”的大框架下，将人口“资源化”、“矿物质化”、制定生产计划、控制产出数量等等政策随即出现。而这样的政策思潮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停止。事实上，1976年后，毛泽东的继任者们，持续推进了将人口作为资源去“控制”的行动。

“180度大旋转”

提起中国人口政策，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延缓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纽约时报》1978年的记载中，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后，中国寻找减缓人口增长的办法，从而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项获得了中央政府批准的政策，从最初的“鼓励只生一个孩子”，随后演变成为多数人熟知的独生子女政策。

显然，推行这样的政策，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为了完成这项影响力巨大的人口生产计划工程，当局使用过一系列鼓励措施与手段，从土墙上路边旁的计划生育标语，到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这些看起来带有戏剧色彩的历史遗留产物，在今天依旧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当中。不过，比起这些鼓励性措施，真正令人们印象深刻的，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强迫性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执行对无数家庭与个人不可逆转的影响。

起初，计划生育的强制性仅限于共产党员，但针对“超生”行为的处罚很快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社会。不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士面临轻则罚款，重则失去工作等经济与社会面的制裁。而在一些地区，甚至还上演了例如“百日无孩”这样的人为消灭新生儿的毁灭性行为。根据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的记录，百日无孩行动是1991年发生在山东冠县的一场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行为。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在5月1日到8月10日期间“全县不允许一个农业户口的孩子出生”，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乡镇干部还喊出将新生儿“生出来就掐死”的话语，并且调集外乡的人员，专拣孕妇的肚子猛踹，“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哈哈！目的达到了，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徇私啊！”

2022年7月，“社会调剂”一词将计划生育政策中发生在广西全州县的政策推入了公众的视野。在一封回应信访的政府文件中，全州县卫生局宣称，在1990年代未知性计划生育工作中，对超生的孩子由全县统一抱走统一进行社会调剂。而在事件引发社交媒体关注后，在媒体的追问下，桂林市卫健委证实了社会调剂政策的存在。

在上述两则案例中，为了一个政治目标，当局可以完成违背人伦的灭绝生育政策，而针对出生的孩子，当局亦可以选择将他们从父母的身边分离，并且为了防止日后这些孩子能够被父母找到而毁灭所谓“调剂”的记录。这些政策与执行细节体现了将人“去人格化”与数字化的本质。殴打孕妇，强制流产，只为执行一项政策；而全州县曾做过的“社会调剂”实则是一场由公权力介入的大规模婴儿拐卖行为。

在2022年，中国达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最初的目标。根据202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人口比起上一年年末减少85万人，这也是中国人口在近60年以来第一次下降。讽刺的是，没有人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目标达成而庆祝。相反的是，在人口下降趋势出现的前几年，中国政府便开始了包括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放开全面二胎，以及鼓励三胎等等生育激励政策，试图扭转人口即将下降的趋势。比起三十多年前的百日无孩与社会调剂，这些新的鼓励性政策显示了中国人口政策的“180度漂移转弯”。

而对于当局来说，试图扭转人口负增长趋势的目的并不难理解：此前执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与越来越多的产业。劳动力缺失，老龄化社会，征兵困难等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在2020年，解放军将原本的每年一次征兵，一次退伍，改变成为了两次征兵，两次退伍，根据观察者网的解读，这一措施同样是为了缓解“征兵难”这一问题。但讽刺的是，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所出现的人口问题，绝大部分却是由于政府此前的人口政策造成的。

不再灵验的“低人权优势”

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伴随着当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口号而来的，不是幸福快乐的生活，而是新一轮的烦恼。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80后与90后两个世代的独生子女人群。然而随着他们完成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不难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劳工环境与薪资待遇的改善，赶不上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而原本提到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口号，在现实层面上却变成了用“六个钱包买房”，在事业上面对福报996，辞退不能拼搏者这样恶劣的环境。这样的局面显然让人不由思考，一个人在这个国家的成长、就业、养老，究竟是可以自己选择，还是一场被公权力精心设计的工业流程。

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近40年间，中国经济得益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国巨大的劳工群体数量，得以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转化成为民众在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的福利。在中国舆论场当中，中国基数庞大的人口即是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社会福利、民众生活等等问题上，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又成为了政府政策不到位的最佳借口。

在2007年，前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提出了一个名为“低人权优势”的概念：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使用了这一种“专制非福利”体制，解决了例如“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这样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显著增长。但对于中国执政者来说，这种来源于剥削普通民众的红利，他们似乎变得过于习以为常。在美中贸易战期间，在中国曾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赢贸易战”这样的话语出现。而普通民众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这段话当中的“我们”，而是这段话当中的“代价”。

“‘人矿’一词之所以好，不在于它的辞藻多华丽创意多新颖。‘人矿’之所以好，就好在难听，好在直截了当，好在鲜血淋漓，好在把太平背后的血与泪、骨与髓活生生的挖了出来，血淋漓的呈现在你眼前，叫你无处可逃。”这是在被删帖之前，知乎网友对于人矿一词的感受。从对人口数量论证的春秋笔法，到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来达成特定的政治指标，这些行为体现出中国执政者在对待其统治下的民众时展现的功利性与投机性。在威权国家当中，这样的行为并不罕见，这也是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政治经济体制治下的“常规操作”。但对于威权治下，长期受到政府宣传影响与公权力机器压迫的人们来说，人口政策的横跳，以及疫情“清零”封控与突然放开等等公共政策上的失误，都让人们发现，在政府的眼中，自己并不被当成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来看待。在公权力眼中，自己更像是一个生产力，和一个取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耗材。

想要工作就别要小孩：“全面二孩”政策为什么会让她们告别职场？

中国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女性遭受的职场歧视却进一步加重。公司的精打细算、公共服务的全面缺失和社会舆论对女性的偏见，正迫使年轻妈妈们不得不告别职场。

2018-07-02 端傳媒

2018年的春节过后，李芳去了三家公司面试。

第一家：面谈一小时，其中有四十分钟 HR 都在询问她的婚恋和生育状况。没有下文。

第二家：相谈甚欢，李芳如实交代已经结婚并生了一个小孩，对方随即神情暗淡，草草结束。没有下文。

第三家：进展顺利，两周内面试了三次，李芳承诺两年内不再生小孩，HR 立刻发出口头 offer，让她回家等通知。但依旧没有下文。

屡屡受挫，全卡在已婚并有一个三岁孩子的“困境”上。

32岁的李芳，在中国排名前十的名牌大学财务管理系毕业，英文流利，手握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先后供职三家跨国企业，上一份工作是一家英资银行风险控制部门的经理。可光鲜的履历并不能帮助她找到一份新工作。“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你准备要几个孩子？”这才是她在工作面试中最常被问到的三个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职场环境里，对女性的歧视一直是个半公开的“惯例”。从李芳走出校园那一刻，就知道女孩子找工作的门槛不仅是学历、专业技能和英文，还有年龄、形象气质和婚恋状况。她见过在市值万亿的互联网企业，贴出的招聘启事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男性优先”；有跻身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在面试时询问她的身高、体重；她也曾在新婚后得不到重用，就因为公司担心她会生孩子、休产假。

“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你准备要几个孩子？”这是她在工作面试中最常被问到的三个问题。

更艰难的情况发生在2015年10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将从2016期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也就是说，在大陆延续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时代结束了，每对夫妇都可以生两个孩子。当时，李芳的第一个孩子刚刚降生，她熬过了孕期公司上下对她隐晦的刁难，但二胎政策实施，让公司对已经生完孩子的女员工又紧张起来，她自觉“在这家公司的前景无望”，便在产假结束后递交了辞职信。

辞职后，她做了全职太太，直到孩子三岁上幼儿园，决定“重出江湖，再战职场”。但李芳还未使出一招一式，就一败涂地——她认为，招聘企业一再拒绝的理由无非是担心她会在入职后继续生孩子。

中国公司为什么不欢迎女性？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法定节假日，男员工全年都可以工作；女员工生孩子要休产假，产假休完要休哺乳假，哺乳假休完又生第二个孩子，她不工作你也要照发工资，孩子有个感冒发烧她还要请假。企业难道是做慈善的吗？换成是你，你怎么选择？”供职于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商的招聘经理对端传媒记者说，她在人力资源领域拥有超过六年的工作经验，每年会与近千名候选人面对面接触。而她，也是女性。

这位招聘经理所在的公司为全国3万余家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其服务不仅包括招聘，也提供人事关系（户籍、保险、税务等）和员工培训等服务，并在上海、北京、大连、深圳等地设有分公司。

她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按法律规定，雇主要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以税前5000元人民币月薪为例，员工实际税后收入是3700多元，而雇主要付出的成本是5000元再加上相应比例的五险一金，总计约7000多元，相差几乎有一倍之多。“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老板抠门、工资很低，但实际上企业用人成本非常非常高。”

在中国大陆，男员工依法只享有妻子生育后的15日陪产假；而女员工的产假依据不同城市的规定，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若遇到难产、剖腹产或多胞胎的情况，产假还会相应地延长，在产假休完之后，哺乳期内的女员工还依法享有每天一小时的哺乳假。

女员工休假期间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雇主支付，金额不得少于基本薪资水平，五险一金也要雇主照缴，节假日的福利还要照发，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而目前，仅有北京、上海、天津、大连等少数城市会由社会保险为女员工支付生育津贴，不需要雇主承担。

用更直白的话说，为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趋势，国家开放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而落到微观层面，女性员工怀孕、生孩子、休产假，却统统都要雇主买单。

“可以这么说，女员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企业需要负担的人力成本是双份的，甚至更多，”这位招聘经理表示，一旦怀孕，女员工就不能加班，有的还需要调换岗位，那她的工作由谁来做？“我是招一个新人，还是从其他部门调一个人来顶替？我需不需要重新做员工培训？这都是隐形成本，并且成本骤增。” 

对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来说，人力成本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但是对私营企业来说，却都是真真实实的钱。

二胎政策将原本就不堪重负的用人成本继续扩大。中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女员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辞退或与其解除劳动/聘用合同。“开除她们是犯法的，不录用她们不犯法吧？”这位招聘经理明确表示，在同等学历、资历等条件下，她一定会优先录用男性员工。

她感言并非自己本性残酷，而是就业环境和市场容不得“心慈手软”。“为什么很多女性要考公务员或者进事业单位图安稳？因为体制内的单位是财政拨款，没有经营压力，”她说，“对那些地方来讲，人力成本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但是对私有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却都是真真实实的钱。”

在中国经济一路向前奔的过程中，“企业是要自负盈亏的，无时不刻不在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性别就成了就业市场上最明显的标签。

无法辞退，就“对你不好，逼你辞职”

在大陆的问答网站知乎上，一位女性网友控诉在二胎政策之后，女人俨然一颗职场上的“定时炸弹”：“还没生孩子，已经被打上‘以后要婚假和两个孩子的产假的特大定时炸弹’的标签； 不想生二胎的，家里有老人老公无休止的显性隐性压力，职场上有‘这是个随时生二胎定时炸弹’的标签；已经生完二胎的，家里已乱成动物园，而此时在职场上的标签就变成‘not available for work anymore’。”

李芳颇为认同。从怀孕开始，因为无法配合所有的加班要求，她自认成为上级的“眼中钉”。她所在的部门时常要处理大量从英国和香港发来的数据，因时差关系，很多数据是在下班之后才传送完毕，同事们都会自觉留下来加班，在业务繁忙期，忙到凌晨也是常事。

李芳向上级提出，自己有孕在身，每天八小时工作已是身体状况的极限，不能加班，而上级的回复是漫长的沉默。“他没有任何合理理由阻止我下班回家，但绝不会给我好脸色。”李芳说，“因为我少做了一份工作，就意味着他要再找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她时常因愧疚把多余的工作带回家完成，但上级回赠她的依然是冷漠的神色。

在新一个工作年度开始时，李芳本应按照公司惯例获得5%-8%的加薪，但她没有。因为她即将成为一个母亲。“成为母亲就意味着创造的劳动价值少了，公司凭什么还要给我加薪？”

曾经在大陆劳工NGO处理劳动争议的法律从业者赵进对端传媒记者说，因为中国的劳工法律有明确规定，辞退孕期、产期或哺乳期的女员工风险很大，所以面对处于这些阶段的女员工，许多用人单位的态度是“对你不好，逼你辞职”——因为中国尚未构建职场反歧视制度，亦无法在法律上清晰界定什么是职场性别歧视以及用人单位需要承担的责任。

端传媒记者搜集公开报导，发现这些职场歧视的方法包括：岗位调换、晋升阻碍、削减报酬、言行羞辱……有的雇主会让女员工签订几年内不得生育的合约，或要求同一部门的女员工不得同时怀孕、要排队生孩子。还有的手法更加卑劣，譬如将怀孕女员工的座位调至散发异味的洗手间旁边，或者在办公室内刷油漆、开温度极低的冷气，迫使其主动辞职离开。

据智联招聘和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2017年所做的研究显示，在经济放缓和二胎政策开放的背景下，有22%的中国女性表示就业中性别歧视的现象严重，且集中在25岁至34岁之间——这既是职场黄金期，也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期。

这些女性又在统计中被划分为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三个群体，其中未婚和已婚已育的群体中有3%的女性声称她们遇到非常严重的歧视问题，而在已婚未育的女性中这个数字上升至6%。

目前，赵进在德国柏林从事法律工作。她对照德国的情况解释，德国劳动法规定女性生育前六周至生育后八周是产假，由医疗保险补贴每天13欧元，但与休假之前的差额部分由雇主支付。从生育后三天到小孩八岁之前，父母任何一方都可以申请养育假（一共12个月，一般会分成三次休假），养育假期间的工资是休假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67%（最低不低于300欧元，最高不超过1800欧元），由国家支付。也就是说，在德国，生孩子由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费用，且在休假方面，男女员工更加平等。

此外，德国在职场反歧视方面有一部专门的法律《一般平等待遇法》，清晰地界定了育龄/育期女性在招聘、职业培训或职业晋升过程中如果和其他人条件一样，却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比如说没有被录用、没有机会培训或晋升等，就构成歧视。“被不同对待，且没有合理理由，就等于歧视，”赵进说。

大陆虽有《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似功能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但如何界定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却相当模糊，即便提起诉讼，“司法机关也较难进行判断”。加之工会组织在大陆形同虚设，从工会的建立到运行都鲜有普通员工参与，工会主席的任命也甚少由员工选举产生，也让女性员工维权的道路更艰难了一些。

“带孩子是女人的事”

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5岁至55岁的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达到76%。其中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90%；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约70%，位列世界第一，同期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58%。许多分析文章认为，大量的中国女性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和男性相似的就业机会与岗位，要归功于中国大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她们不需要与其他兄弟分享父母的爱与各方面的支持。只孕育一个孩子让更多的女性走向了工作岗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冯文 (Dr. Vanessa L. Fong)曾这样表示。她曾出版著作《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正因为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所占的高份额，许多女性都面临着如何平衡母亲与职场中的角色、如何争取家庭和雇主信赖，以及如何争取社会资源支持其双重角色的问题。而二胎政策正在将这些问题进一步放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显示，中国女性的就业率（Employment Rate）在近年不断下降，从2000年的68.2%一路下滑至2017年的58.9%。而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包含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而后者则指就业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

“在中国文化里，结婚、生孩子才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工作则是锦上添花的，”李芳觉得，传统观念阻碍了想要在事业上奋进的女性。社会默认“带孩子是女人的事”，也默认生了孩子以后女人会减少在工作上投入的精力。因此老板才会理直气壮地声称，“公司需要的是认真工作的员工，而不是孩子一打喷嚏、一咳嗽就要回家照顾的母亲。”

在西安一家中韩合资企业供职的资深 HR 吴雯对端传媒记者说，她经手过很多案例，均是女员工休满产假，便离开职场。“母性的因素有很大关系，很多女性生完孩子，心思便不在工作上了，”加之通勤距离和薪资的原因，比较之后觉得“还不如在家陪孩子”。

曾经有同事在生育后长期不在工作状态，频频失误，为公司造成很大损失。身为HR的吴雯不得不约谈这位尚在哺乳期的同事，希望她主动辞职，最大程度地降低公司成本。她记得那位同事当场嚎啕大哭，像是在宣泄怀孕生子后承受的所有委屈和压力。事隔多年，她依然觉得自己“对一个很无助的妈妈做了很残忍的事”。而如今已晋升人力资源主任的吴雯，亦曾被领导暗示，一旦怀孕，一定会找人来接替她的工作。她迟迟未生育，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有孩子的时候，收到的并不是单位的祝福，而成为了单位的麻烦。”

“政府一方面鼓励我们生孩子，另一方面却没有相关措施保障我们的权利，”李芳说。尽管“育婴惩罚”（Child Penalty）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现象，但李芳坚持认为，她面对的困境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政府在“甩锅”。

公共服务资源在这一环节的缺失几乎是全方位的：大陆未引入菲佣等外劳机制，加之育婴市场混乱，父母不放心将幼儿单独交给缺少资质的保姆或育婴嫂照看，即便有经济能力雇佣帮手，育儿的责任仍落在母亲一人肩头；加之托儿所、幼儿园资源极其紧缺，只有少数大型企业才有财力在公司内设立托幼场所，让生完孩子不久的母亲可以安心工作；但即便是这样，中国最著名的企业之一携程网，也曾在2017年末爆出其员工亲子园存在虐童事件，一时间引发轩然大波。

而更令李芳难以接受的是，无论是微信公号还是微博大V，无不在鼓吹“全能女性”，即名校毕业、事业有成、两个孩子和优美的身材曲线。“这让那些在职场上备受歧视的女人无法拥有一颗平和的心，而又不知该将怒气发到哪里。”

那么她们所向往的理想环境是什么样的？上面提到的招聘经理对端传媒记者说，“如果领导许诺，产假结束、回来上班后，我的岗位还在那，那就是好的环境。”作为招聘经理，她亦要面对自己的生育难题，“我知道重回岗位会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因为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能不能重新担起职责，会不会后劲不足。我对自己要求会比以前更高，但我会安心地知道自己的职业路径没有变化。”

而李芳这么形容她心中的理想环境，“若 HR 问我有没有计划要二胎，我可以大胆地回答：这是我的私事。”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李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