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间组织，只有精致慈善机构
慈善是一种带有紧急氛围的工作方法。它看见了弱势者的需求，同时认为应立刻投注资源满足这些需求，越快、越迅速、越有效就是越好的。所以，在慈善的工作方法中，所需要考虑的事情只有对象的需求和相应的资源，两者的对接是越快越好的。
慈善是免费的给予，也在形成依赖。因为对象是弱势的穷人，所以自然不可能收钱。但是不收钱的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让受助者依赖慈善机构：要求捐助的接受者参与机构活动，或者是捐助的接受者一离开慈善机构就让改变归零。因为单向的依赖，慈善对象之间是缺乏联系的，他们甚至会彼此竞争以争夺资源，而没有集体意识。所有人都感恩慈善机构的伟大付出。
精致慈善的机构并不认可这些评论，它以为自己与传统慈善做得不同，给了受助者提升自我的机会。但它却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公开承认，这些提升机会都是个人化的，缺乏社群责任的，缺乏整体的现况变革的思考的，也是短暂不稳定的。有时，与其说它们在提升受助者，不如说它们在寻找一些或大或小的空间让弱势者逃脱目前的结构压迫。确实有人曾经逃脱成功了，于是被大加称赞，树立为典范，但是它从不愿意公开说明，这些逃脱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仅能容纳少数幸运者。另一方面， 拥有自我提升的机会仍然是依赖机构才能获得的。
我在长三角一家拥有10年以上历史的社会组织实习了三个月。它宣称要让劳动者获得尊严，要让流动人口不再受差别待遇，让民间社会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然而，我却觉得机构的实作过程并不在朝向其所宣称的目标前进，反而只是一家精致慈善的社工机构。
以下的讨论或许是求全责备，或许是在夸大个案。我心内期盼这不是中国民间组织的普遍状况，有人可以提出反驳的话就太好了。
以下就简称为“机构”吧，不说机构名称了，尽管凭着文章中的线索也能定位到具体是哪家机构。我不想指责这家机构，只是觉得，如果真要促进社会进步，不能继续这样的精致慈善路线。
“我手里的这一只海星就是我当下的全部”
实习机构的创办人给了一个故事作为回复，据说是社工行业熟为人知的小故事。老人将退潮时卡在沙滩上的海星一个个捡起来扔回海里，日复一日，从不停歇。遇到有人质疑其成效，老人就回答说：“我手里的这一只海星就是我当下的全部，是我现在可以并且能做到的，最起码我手中的这一只海星是可以获救的。”
这个故事确实描述了机构的运作状况。困境流动人口很贫困，生活在棚屋中，没有稳定的工作，不会教育孩子，家庭关系紧张又破碎。所以，机构要把孩子们从混乱的家庭中带到环境良好的服务据点中开展小组活动或个案服务。机构的专业社工有能力教育孩子认识自己、获得信心，学会尊重他人，认识城市和社区，熟悉城市生活的规则。仿佛只要这些工作足够“专业”，困境流动儿童们就可以和普通的本地孩子一样上学生活了。
但是，海星为什么会搁浅呢？扔到海里之后，海星就不会被浪潮再打到沙滩上来了吗？
海星搁浅并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海里存在着围栏，让海星没法真正游向海洋深处。
机构所服务的困境流动人口因为学历低、欠债、疾病等原因，无法获得挣取足够的经济收入来维持体面的生活。同时，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也严格排斥底层的非本地户籍者。还记得《大同》市长在纪录片里说过：“大同不是创业的乐园，但是外地的穷人能在这里生活。”言语中暗含着对流动贫民的厌恶。事实上，现有的教育补助、医疗救助、生活补助仍大多依赖于低保、低保边缘户的认定，而低保、低保边缘户又要求在户籍地生活，贫穷的流动家庭在这个保障体系中是无处安放的。
流动人口是一个政治概念，是被剥夺部分社会权利的城市居民。而贫穷是困境流动人口面临的头号问题。无视这些，持续做着所谓的“专业”服务，协助流动家庭改善亲子关系、培养孩子的自信与社区参与意识，就如同聘请专业的园丁来修剪缺水的果树，常是无用功。
我在机构也看过这样的案例。亲人因病去世，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孩子陷入痛苦与自我封闭中。参与机构的活动后，孩子开始愿意与周围的人交流了，也更愿意说话了。但是小学毕业后，因为父母没有缴够社保，他只能去往市郊的一所学校上学。再过一年去走访，却发现他已变回之前的状态，消沉、话极少、不再愿意沟通了。
机构的社工跟我说：“我觉得贫穷不是这些家庭最主要的问题。有些家庭虽然很贫穷，但他们也可以很阳光、相互扶持啊。”
我只觉得荒唐。
自助助人作为一种慈善景观
另一方面，在这个想象中，卡在沙滩上的海星是无法行动的，随时都可能干渴而死的，它面对的是自身无力对抗的环境变化（潮汐）。
这时，我大概要说，机构也用同样的想象来对待自己所服务的困境流动人口，忽略他们的能动性。但是社工们一定会出来反驳了，说他们并没有忽视服务对象的行动能力。
“自助助人”正是中国社工行业的宗旨。机构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是：缺乏资源的流动儿童去社区里从事志愿服务。看呀，连社会底层的人愿意行动，都有办法去奉献爱心了。真是伟大，怎么做到的？社工们的专业能力就能由此来宣传了。其实，这和残疾学生励志求学、克服困难终获成功的故事差不多，只是一种夸大个人能力、掩盖结构不公的“慈善景观”罢了。
更何况，极少数受过帮助的流动儿童成长为了公益机构的成员，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低薪行业罢了。不说贫困流动人口群体的处境没有变，他们自己家庭的处境恐怕也无法因此而获得多少改善。
期待受助者能够拥有助人的意识与能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受助者连自己的处境都无法分析，连试着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权利都做不了，那说什么受助者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可不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只做精致慈善的工作，而不愿意相信流动人口有能力理解并采取行动反抗自己的受压迫处境，才是机构的问题所在。
社工行业如果真的认同这个故事，只能说这个行业依靠着自我感动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其继续运作。这样的力量忽略了现实的复杂，回避了路线的讨论，拒绝了所有的批评与质疑，撑起的是一个自我膨胀的“拯救故事”。
机构有成员回复我说，这些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能针对政府呀，那在中国行不通，机构会被关掉的。
反抗、解放的意识肯定会带来风险，这是退缩的理由吗？机构可以自己去权衡，只想继续做这些精致慈善工作，成为行政体系的附庸，还是想成为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没人可以要求别人如何选择，但是如果选择了前一条路，还请按照实际情况修改机构的目标、愿景，不要再大肆宣传机构是有多么“进步”了。毕竟，现在广告法修改了，虚假宣传是要罚款的。
而我们，也不要再将社工/公益机构的兴盛当作中国民间社会的繁荣了。
可能也没人这么觉得吧，我只是误会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