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學】公告之公佈

（太初庚子八月初三；藏歷鐵鼠八月初二；希吉來歷一四四二二月初一）

小胡昨日提問：起訴公告行為，能否藉由主張公告僅僅只是送達方式，從而否定其可訴性？

答曰：不能，其原因在於，可訴性之建立，出自實體法律關係，這與公告須經作為送達方式之公佈傳遞至相對人，無有任何矛盾、可以同時並存。

首先，公告行為是一行政行為，將會改變法律關係。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一日）第一點意見，「『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行政行為類似單方法律行為，即如形成權之行使，一旦通知作出、到達對方，法律關係即刻改變。公告一旦公佈，即產生公定力，形成法律關係，影響特定人群。法例一旦公佈，不問他人同意，即產生法效力，影響全部法域。

其次，公告行為可訴性之建立，起於改變後的實體法律關係。契約僅允許持分者訴訟。公告行為可訴，同樣需要相對人特定化。公告不同於立法，恰在於其相對人已特定化。立法雖然影響全部法域，但是已經立法程序控制，非經憲法訴訟挑戰，排斥對文件的寬泛審查。就此而言，憲法訴訟與行政法訴訟，同出一源、別無二枝，附帶審查制度亦是。

最後，公告行為在現實中發生，必然需要借重公佈程序。形成權之行使，需要通知作出、到達對方。公告行為（立法流程）之完成，需要向社會公佈。萬萬不能因通知程序之必須，否認公告行為（新立法例）對法律關係之潛在改變。

（庚子乙酉乙丑。諸行無常、諸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