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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夜话：绩点内外：我们因何内卷，又何以自由？ | 围炉 · FDU

围炉weiluflame

2021 年 2 月 4 日

前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顶尖高校：绩点考核下的人生突围》在大学生朋友圈引起热议，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共鸣，有人称这篇文章揭开了中国高校学生的沉默共识。除了共鸣之外，舆论场上还有几种不同的声音也颇为引人注意：

一种观点认为文章中援引的那些教授的话，无非是一群既得利益者的空谈，所谓“认识你自己”的“古典教育”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只是少数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

另一种观点认为，参与绩点的竞争中疯狂“内卷”，这无非是一种个人选择，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勇敢地超越绩点制的束缚，为何要一面选择内卷，一面又痛斥制度有问题？

为此，复旦围炉组织了一次讨论，对关于三联文章的这些观点进行了延伸的讨论。当然，我们更关心的还是文章之外的东西。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对这种“内卷”有何切身体会？以及面对这样的“大环境”，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环境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张力？

陈 = 陈一口

储 = 储文睿

张 = 张树鹏

奚 = 奚文慧

罗 = 罗奕馨

李 = 李希光

统稿：闫力元

三联的文章为何会引发批评？

陈 | 我认为三联似乎有意无意地构建了一组教师和学生的对立关系。比如导言中提及“学生因‘内卷’而迷茫，教师因找不到潜心治学的学生而苦恼”，文章中也层层论证，在这一对立中，教授潜心向学，学生却已经在大学生活中“畸形发展”，事实上变成了绩点奴隶。教授以一个高瞻远瞩的智者形象，对于深陷绩点考核制度之下的教育未来十分忧虑。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古典教育也好，到农村工厂工作也好，又都显得有些虚无缥缈。这可能是一些朋友感到不满的原因。

但我想指出，这种对立是不成立的。大学现在不是，也从来都不是象牙塔，大学生所反映出的矛盾只是社会矛盾的投射。即使把焦点放在大学校园内，受到学校体制的压迫也不仅仅只有学生，还有那些青年教师们。

但在这篇文章的结构中，与张明、李华等无名大学生站在对立面的是诸如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甘阳（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这些学术名流。围观群众看到这些“大佬”的名号响亮、著作如山，不假思索便会以其为正确，本文构建出的对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傲慢。即使我们抛开这些学术大佬本就在现有的体系中占尽好处这一事实，也不妨提出一个疑问：“大师说的一定便对吗？”

储 | 同意一口的观点，我觉得三联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制造出了两组对立，一组是以甘阳、渠敬东等人为代表的高校教授和广大学生之间的对立；另一组是文中所谓能够真正培养人的心性、志趣和理想的古典教育与被工具理性支配的“内卷”教育的对立。而这两组对立又是一体两面的。因为正是教授们掌握着“何为良好教育”的评定标准和话语权，并且扮演着“内卷”苦海中挣扎的学生的引导者、拯救者的角色。

这种叙事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将“高校教师”摆在了一个看似超然的、能够跳脱于这个体系之外并对其进行审判的地位。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高校教师的现实处境也许并非那般“高高在上”，甚至和学生是具有同构性的。他们同样面临着非常具体的考核指标、同行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非升即走”、评职称大战、争夺各种期刊版面和科研基金……这是学院体制非常残酷而又真实的一面。某种程度上这恰恰印证了卢卡奇的判断：现代生活的每一个人，不论其地位身份，都被同等地嵌入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推动其运转的一颗螺丝钉。而甘阳、渠敬东们之所以能够在形式上摆脱这个体系的标准，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然身处学院体制的顶端，掌握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文化、社会资本与垄断资源。也正因此，他们才能为自己的学生开辟一小块“净土”，抵挡高度内卷化体系的侵袭。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博雅教育”“成人之学”注定只可能是一小群精英的特殊待遇，其背后的支撑恰恰来自理性化体制中的优胜权力，是注定无法推广的。各大高校中广泛推行的“通识教育”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它们不但没有承担起某些人期望的“塑造灵魂”的高尚职能，反而被内卷体系所统摄、同化、吸纳，成为各种水绩点套路上演的“重灾区”。

因此，尽管文章中一些教授似乎将“博雅教育”看作挽救“内卷”教育的良方，但在我看来，这种“博雅教育”的效果也是令人存疑的。姑且不论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仅就三联文章的叙事来看，那些对农村生活的叙述和体验，无疑具有浓厚的浪漫化色彩，甚至展现出某种田园牧歌的小农式想象，和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存在着严重脱节。这是一种怎样看待“底层”的方式，又怎样曲折隐秘地折射出某种优越与自恋感？

张 | 这篇文章中确实体现了一些浪漫化的想象，不仅仅是对于农村，还有对于过去，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这篇推文里我注意到两张放入的照片，一张是1987年北大学子在秦巴山区做社会调查，一张是1988年，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们在海口市街头摆摊。从照片背后我理解的作者逻辑是，现今高校已经远不如当年那么好。当年大家会去贫困山区调研，找不到工作会自谋生路摆摊，用以前的事迹来贬低当下。这就如同中国传统文人在文章中的借古讽今，他们通过标榜尧舜禹这种上古时代的美好，来贬损当政者各方面的弊病。实际上他们所描述的过去的时代并没有那么美好，这只是笔者想象出理想化的美好，比如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在八十年代都有许多问题，未必好于现在。这种叙事，也许只是为了通过美化过去来贬低当下的现状。

陈 | 当然，尽管我们提到了这篇文章中的一些令人感到不适的地方。但当下大学生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挫折是确实存在的，不然这篇文章也无法成为爆款，在朋友圈中疯传。但造成学生愈演愈烈地内卷，原因不止是表面的绩点之争，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原有的上升渠道已经不复存在了。目前的就业环境越来越严峻，这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面对的事情。互联网007，房地产712，早就进入724的金融业还要集体降薪30%。在原有的社会框架中做个小官带十几号人的的总经理，如今都保不住自己的饭碗，那么作为刚进入职场的小白大学生，没有上升渠道也是明摆着的。倘若985本科毕业能作为一个“safety net”，让大学生看到在一线城市安家的可能，学校的绩点竞争都不至于如此激烈。现在的大学生，不仅面对极其稀缺的高薪工作，极其高昂的房价，还有极其大的可能在35岁之后被裁员，这是在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同辈竞争的白热化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就像文睿刚刚提到的，高校教师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的“螺丝钉”。“高校就职”现在几乎是竞争巨大，实际利益不高的代名词。“想在国内高校找一份教职工作，就意味着从15岁开始努力，第一学历不搞个C9都不敢说自己想当教授。本科期间除了保住GPA3.9，还必须准备申请国外的直博，本科一毕业，中间毫无GAP到美国读博一，博士期间哐哐哐发个十篇顶刊，最好5年的博士三年半毕业。然后马不停蹄回到中国，应聘一个普通985的小讲师，月薪税后连一万人民币都没有，对待遇表示满意并奉行‘我不犬儒谁犬儒’的原则，为祖国的科研事业燃烧自己；几年后终于评上副教授，为了庆祝，把自己炸成一朵烟花。”这是文章中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一众985高校目前青年教师的现状，这种说法虽有夸张，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真实处境。

储 | 这里牵涉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上升渠道问题，当然有很多话题可以进一步延展探讨，比如大学生这种内卷的状态与作为当下社会学关注热点的“中产阶级”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状况是否有相似之处，又有何关联？但我在这里首先想问的还是，文章中给出的那样一种出路，所谓的“古典教育”看似解放了学生的感知与想象力，但是否又遮蔽了另一些东西？它真的能够造就一个具有“内在深度”和丰富精神世界的主体吗？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主体的自我想象与自我陶醉？这种“教育”真的摆脱了内卷体制的樊笼吗？还是从头至尾都并未跳出它，并在另一种层面上与体制再度实现了合谋？再更进一步说，三联的这一叙事策略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阿尔都塞所言的“询唤”机制，让我们在感到共鸣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反思”与“批判”，真的还如表面上那般具有力度吗？这大概也是我的一些朋友读完这篇文章后感到不适、不满的部分原因所在吧。

面对内卷，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吗？

奚 | 我对刷屏在朋友圈的文章的阅读兴致一直比较低，这篇文章也只草草地翻了翻大概。所以，我更想跳脱开文章为我们设置的语境，结合自己生活在环境里的个人感受，说些很具体很直观的东西。

开头提到的第二种观点提到，参与不参与内卷，都是一种个人选择，只与个人的勇气相关。这种观点似乎想要证明即便绩点制度是这样的，但我们作为个人，还是有超越制度束缚的自由——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但最近我的一些鲜明感受是，其实我们没有想象的，或者说标榜的那么自由。塞尔努达有一句诗说，“你徒然的青春，为了一张白纸难过。”现在我会觉得，在一些很具象很现实的东西面前，作为个体是无力无奈的，我们所欠乏的不仅仅是挣脱的勇气。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我在想，怎样的人会很反对“惟绩点论”这件事情呢？私以为，会是那些最在意纯粹的知识和学术的人。因为绩点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和知识的吸纳、接受完全契合的标准。或者这么说，为了刷绩点一定要做出应试上的努力，而应试永远不会是汲取知识最好的途径。但是另一方面上，绩点对于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变得太重要了，直研保研、出国深造，甚至是实习找工作都要依靠它。我会觉得，无力感的一大部分也正来源于这种不对称性。我认识一个我认为很优秀的学长，他读过很多学术专著，同时，他会因为觉得“水课”上学不到知识而自己抓紧时间读书。我们都认为他非常适合做学术，但是他今年因为很小的差距保研和考研都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多花一年时间继续备战考研。多付出一年的备战时间除了一点分数上的提升并不会带来太多知识性的收获，但这看似是通往更高学术的唯一途径。

第二件让我觉得比较无奈的事情是，绩点这种考核形式，让我觉得并不是中学应试教育时期的一种延伸。它变得不一样了。大家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但凡论文的考核，字数一定会成倍成倍地往上翻，被戏称作“卷王”。以前默默的努力付出被强行可视化了，遑论字数能否成为投入和能力的好的衡量。还有，是进入大学以后，我渐渐感觉到，人际联结开始成为对个人的学业表现有重要影响的成分。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盛行的各年级选课交流群，会教你排雷给分差的老师，也会有很多同学出售他们得A的课程笔记，以及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而认识很多学长学姐的同学，可以更轻易地拿到更多的历年考题作为练习和参考（而老师们往往因为科研工作繁忙对每年考题的改动并不大）。你会发觉，学习好像不再是一个人埋头苦干、兀自努力的事情了，拥有广阔的人际脉络，似乎能成为学业发展的助推剂。

张 | 高考的确存在各种弊病，作为个人，你尽可以说自己可以不去为了成绩、高学历而奋斗。说是很容易的，但很多时候面对现实，其实很少有人真的可以做到这么洒脱。我分享几个我身边的事例给大家。我前段时间认识一个大三的同学，他参加了三次高考，前两次都放弃了他所考上的学校，在第三次高考时，他终于考上了复旦。他说，自己一定要考上一个顶尖大学，这样的大学，他觉得才是完美的。

另一个是一位在贵州的朋友，他没有考上很好的高校，现在在华为的贵州分公司工作，他说他在华为系统中几乎不可能做到顶尖高校毕业生刚进入华为所分配到的那个位置，他在公司的顶层就是人家的起步。你可以不要高学历，不进顶尖高校，但是你要清楚，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同学历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

罗 | 我发现，即便我们知道制度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可当我们面对最亲近的人时，除了向眼前的这套规则妥协，其实也给不出更好的建议。

我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表妹，平时她的父母很迁就这个女儿，所以表妹的成长环境稳定、安全、优越。但我觉得她现在处于一种对事情缺乏好奇心、争取动力的状态——平时想要什么（鞋子、偶像专辑、电子产品），很轻易就可以得到。“付出-等待-面对结果”的回路在她那里并没有机会建立起来，物质上出现缺口的时候都被父母充分、及时的供应抹平了；精神方面，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和同龄人的关系也不错，暂时没遇到困难。

可我还是希望她中考时可以考进一所顶尖高中——并非基于父母型的高强度升学焦虑，而是作为一个在成长过程中被迫接受和理解目前升学大环境的中国学生，作为与她关系还不错的表姐，我认为，她可以经由升学竞争，在目前这个环境里离“更大的机会”、“更优质的资源”再近一些。

所以，在这个动机下，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些有趣的“矛盾”：作为“同代人”，我会很坦诚地告诉她升学体系的不合理性，经常拿自己做例子，分享我在升学过程中感受到的别扭、自卑或者是不安、焦虑，并告诉她这可能难以避免，但很正常；但作为“姐姐”，我又不希望把太过“认清现实的犬儒情绪”传递给她，让她误认为“争取些什么”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尽管“我到底要做/成为什么”这个哲学问题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所以我会向她啰嗦絮叨些在大学里的见闻、我自己的“A-ha moments”^【1】，希望能给她一些自驱力，并且能让她（暂时地）顺从这个选拔程序。和表妹聊天过程中，我经常用一个比喻——“收集沙子来做自己的敲门砖”，一是“沙子”对应应试内容，可以和“发光的知识”本身区别开，二是这至少让她意识到：现在还是需要重视学校教的一些应试内容，让自己在应试选拔中更有竞争力。也算是自己在有限经验中的一丁点“妥协感悟”吧。

奚 | 嗯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苦闷地考虑要不要第三次高考。他上一次刷分到了上海大学，还是不太甘心，想考复旦。我一开始很想劝他，高三又苦又累还得不到足够睡眠，学的内容又都是复习、炒冷饭，何必呢？但是我转念一想，倘若以将来得到一份得体又喜欢的工作为衡量，复旦的文凭确实可以在未来就业时发展顺遂不少，或许现在投诸的时间在未来是能有回报的，我便没有劝阻他。

李 | 从宏观的社会层面可能我并不像大家一样看得特别的透彻，所以我就从自身经验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吧。首先对于这篇网络爆文，当我看见大家都在转发时，我自己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尽量不看，我刻板的印象认为部分人对爆文的转发的多少有一些跟风的嫌疑，直到今天大家开始谈到此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后，我才又认真地读了一遍。

从我自身的情况而言，我从小就不喜欢通过应试内容来制约自己的发展。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很喜欢地理，直到初中，我才发现我感兴趣的地理知识其实和课本中的内容无关，于是我习惯于学习课外知识，同时对老师上课内容产生了厌倦感。那时考试成绩是大多数人眼中唯一衡量是否努力学习，与所拥有的知识储备的唯一标准。相较于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为了取得一个更好的分数而反复研读课本知识，我对课外知识的学习似乎并没有给我“加分”，所以高考时我成绩并不理想。

到了大学之后，我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想做的事情上，看自己想看的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在大学中，我的成绩只能算中等，我也从不刻意争取保研资格或奖学金，但慢慢的，我的努力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自己也获得很多终身受益的内在成长。

其实纵观自己求学的这些年，我觉得只要认定一件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并坚持下去，你就会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对我而言，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旅行，从2010年起，我去了10次西藏，其中6次骑行进藏，走了21个国家，332个中国地级行政区与210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受到了内卷的压力，而是因为旅行是我真正热爱的。因此，我其实很少感受到这种内卷带来的压力。

喜欢地理，考进复旦。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路子走。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一是要有明确的目标；二是不断坚持，绩点本身很重要也很关键，但最关键的是不被绩点束缚了思想与求知的动力，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好奇，保持对生活的激情与创造力，这些内在的东西远远比获得绩点本身更重要。

奚 |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喜欢”和“我了解”的错置感的困扰呢？就是一开始使得你喜欢某件事物的那个来由，随着了解的深入、知识的拓宽，会发现只是整件事情里很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或者更残忍点说，并不是那个样子的。各位会如何处理这种错位感呢？

张 | 当然，我也有这种错质感的体会。我当初高考志愿选择学习了社会学专业，但进了学校之后发现自己对社会学的了解，和自己原先理解并不一样。于是自己研究生选择了历史学，当自己深入历史学领域之后，发现和自己之前的想象大不相同。自己的认知总是在不断了解中发生着变化，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中国大多数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都是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存在着不同程度认知的偏差，我们在高考的学业压力下，没有条件去认知。

我认为只能在大胆尝试，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逐渐认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除了专业选择以外，我也在不断寻找感兴趣的学生组织，自己大一参加了学生会一年之后就选择了退出。我感觉学生会的按部就班的组织模式可能不适合自己，大二大三的大部分时间在户外社团，结识了很多喜欢旅行，追求自由生活的朋友，但是也意识到身边人缺乏深入思考和进行公共话题讨论的这种氛围，于是又开始寻找，直到找到围炉这样的组织。我觉得自己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积累生活的经验。我认为新鲜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觉得自己对一个行业失去了新鲜感，找不到生长点，那我就开始考虑重新寻找。当然并不是说，我彻底抛弃原来的圈子，而是通过尝试更多的，来获得新鲜感。

这是我们复旦围炉招新活动的记录，同时也是一次夜话讨论。说是“夜话”，不过是因为围炉一向有“围炉夜话”的栏目。但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时间是在下午。

彼时三联的文章刚刚发表，我们针对文本的讨论还算热乎。而仅仅十多天过去，文章引发的空前反响似乎就已经恍如隔世。看样子，我们又一头扎入了“内卷”的生活中去，一面焦虑不安着，一面拼命争取着。文章引发出的那些讨论，我们看到文章后的那些反思，那些质询，又在现实生活的重重压力前被抛诸脑后了。

这期间，许多学校按部就班地走完了保研面试、推免筛选等一系列流程，推免新规的公平性一时又成为大家争议的焦点。我们担心新规带来更糟糕的内卷，不仅仅是学业上的“军备竞赛”，甚至还有家庭资源的竞赛。

这一切熟悉吗？看上去我们仍然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争论着陈旧但冰冷的现实。正如讨论中提到的，高校的内卷折射的是整个社会上升渠道和空间的收窄，看似日常的焦虑情感，背后有着更深的社会土壤。

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于是只能重新投入这或许异化、但格外重要的现实中去？

只能如此吗？

当我重新阅读整理我们的讨论纪要，我发现我们还是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考，他人的经验也为讨论中的彼此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提醒我们生活原有别样的可能。这或许会成为另一次“A-ha moments”吗？

或许我们对于三联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过于严厉，说话者的身份并不应该成为否定话语本身的理由，无论古典教育、农村工厂的尝试显得多么空中楼阁，至少还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从社会结构矛盾的大视野出发，批评“古典教育”的无力，多少显得不近人情。而且我完全相信，那些个体在农村实践期间建立的连带感，那些短暂超越现实的喜悦是真实的。

或许我们仍然无法真正超越绩点以及其他一切评价标准的束缚，他人的生活不可复制，我们仍然必须永远与自身的那些怯懦、犹豫与迷茫周旋，这既是个性使然，也是环境塑造，这是我们独有的境遇。然而洒脱的人生仍然会带给我们希望。这样，我们在认识到社会深刻的结构矛盾的同时，才能不深陷绝望，可以有实践和改变的勇气。而当人生的绝大多数时刻，我们以个人的姿态面对坚固的现实，也可以不被压垮，有勇气选择自由。

最后，我们仍然要说，“认识你自己”是最重要的。只不过同时也要认识脚下的土壤。这样才可能知道我们因何内卷，又以何自由。

[1] A-ha moments:恍然大悟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