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Media Well-being （1）

一、一个关于高考的看法，「我们习惯要求自身」

前几天，在查询日文语境中对于中国高考的论调时，偶然看见这么一句话（chugokugo-script.net）：

「（高考的合格线根据应考生的出身地域而不同；比如北京的应考生想要考取北京的大学的情况，他们就比其他地域的应考生想要考取同一所北京的大学更为有利。）⋯⋯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查了许多资料也还是没能理解。就连对于这种差异化的机制提出异议的话都没有听说过，可能中国人都把这作为现实来接受了吧。」

不得不说，我看到这里有一点被刺中的感觉。因为我发现我跟笔者指的那些中国人一样，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机制连反思过的经验都没有。就好像我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毕竟从我出生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难道有问题吗？

当然我看过关于中国高考的批判不少，无论是它被指做「没钱没势的穷孩子的乱斗场」，还是「中国的孩子难进名校，它却对外国人无底线地放低门槛」，这些看似人人皆知的事实，却没人认真拿它当回事。这可能源于两个原因：第一，深深的无力感——我即使知道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只能接受现实？所以我只能在接受它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解法；第二，我知道无能为力，所以不想与之战斗，我「选择」「润」到海外。所以，中国社会里便缺少了这样一种不仅反思到问题并且愿意发出声音的人。

不仅仅针对高考这个问题，反映到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如此。因为国家如此强权，作为公民，我们不被倡导勇敢提出质疑，乃至抗议，相反我们训导成为不得不忍耐，从而被迫接受的人。国家就像那个中国传统家庭中不听孩子讲话的家长，只会一味地提出要求，从来不懂得倾听。因此当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中长大，自然变成了一种只会不断反省自身不是，并向内寻求解法的人。也就是说，比起询问社会的不是，我们更习惯「要求自身」。

二、一个关于小红书的看法，有时候其实更需要「环境中的其他人反省自身」

歪脑（wainao.me）在一篇关于小红书的报道里也提出了类似的洞察。这篇报道通过台湾用户的视角考察了小红书的「算法」对用户进行的价值观诱导；提出了只看见主流话语占据江山，小众声音却几乎被淹没的看法。其实这就像是市场营销里最基本的原则：「找到你的目标市场」，「迎合这个目标市场」，「从而使产品受到追捧」。在这样的商业逻辑下，大众成为一个既成的现象，被牵着鼻子诱导的群体，其中缺失的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自身和所处环境的能力。因此一名受访者直言，「好像人们相对比较难去意识到，有时候其实应该要环境中其他人去检讨自己的...」

往深了更进一步，因为小红书的主要受众是中国年轻女性，这篇报道同时探讨了女性与文化的交叉议题。那么，这群作为目标群众的女性，具体而言通过小红书受到了什么影响呢？它观察到：小红书通过散布大量「女人要有钱、情感独立、要拼竞争」的相关文化内容，令用户看到了「中国社会只会建议你‘要靠自己强大起来’」这条隐含的教导。所以上一段落中的受访者才会说出那句反思：其实环境中的其他人才更需要「检讨」自己。需要思考的是，这里的「检讨」跟第一级中的结论「我们更习惯要求自身」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我们「要求自身」的时候，我们是在要求自己成为一个与身边的社会现象相得益彰的人；而当受访者提出需要环境中的其他人「检讨」自身，她指的是其他人应该反思自己如何不应该去变得与社会现象相得益彰。

比如报道中总结说小红书倡导女人不仅要白皙貌美、还要自立自强，但并非人人都应该变成这个样子。这引发与这类人群不同的群体产生焦虑、怀疑、不自信的心情，以及沿着这条线下去可能引发更多连环效应。按照个人情况的不同，后置的连环效应也有可能不同。但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是，当用户意识到这种心情的一刻开始便在内心里区分了主流与小众，使得这些小众意识到自己「不合时宜」，是不从属于这个社会的「大众」的人。

在这里需要讲明白的一点是：我虽然说「大众」，但其实这里的大众可能根本不存在。因为「大众」与「小众」只是一种非常模糊的主观印象。如果硬要将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所指的「大众」细细拆分来，又可以分出许多不同的群体。即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高度细化的，甚至可以说精准到「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将每个人的个体化的差异抹去，简单概括为「大众」，只是一种高度模糊化的主观印象。所谓「大众」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但事实上来讲并不存在。「大众」不存在，「小众」却存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小众，每一个群体也都是。社交媒体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便是制造了一种「大众」存在的假象。它通过平台的审核机制和设计逻辑，过滤掉小众的声音，同时优先了「大众」的声音得到传播。从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社交媒体极度依赖于制造群体，对群体进行归类，这体现在标签——hashtag——热搜、以及社群运营细分上。

三、一个关于唐山事件的看法：社交媒体具有引导用户建立与之相符的价值观的权力，权力的另一面是义务

互联网的优点本在于它能将个人与世界简单连结起来。一个人通过网上冲浪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或文化。事实上，这应当是铸造出一个更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媒介。可是，在人与人之间接触最为浓厚的社交媒体当中，相反倒是促成了同温层中的互相取暖、与不同群体间互不理解的现象更多。就像它通过「分类」与「联想」制造出了一个个观点与意见不同的群体，却没有考虑过如何再将这些一个个不同的群体连结起来，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表达意见，展开讨论。

回到上文中提到的市场营销的基础性原则：「找到目标市场」>「迎合目标市场」>「产品受到追捧」。就算说它是商业世界的最基本的规则也不为过。这里的前两步行动其实都是为了找到「需求」，有了「需求」才有「供应」，商业因此才得以成立，这也成为现在简中社交媒体的设计标准。我们强调的「算法」「推送」「经营社群」，其实只是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是一种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人对弱势群体的霸凌。牧羊人假设羊群是不经思考的群体，对于提出异议的羊，他们施以鞭策、训练、教化，让特立独行的「少数羊」再次回归到谓之为主流「大众」群体当中。

是的，社交媒体的设计中是存在权力分配的。从上至下地看，从人机交互界面被设计出来开始，就已经存在福柯所谓的「权力型规律训练」。关于新媒体的议论当中，技术人员出身的列夫·马诺维奇毫不避讳地说明「计算机是有语法的」。这里的「语法」包含了指示用户进行一系列「有意义的行动」。即从「人机交互界面」的本质上来看，「人」与「机」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权力的服从关系。人为了使用页面，必须学习页面的使用逻辑；当人适应了这套逻辑，就说明它的系统规则成功写入了人的大脑。这就是权力型的规律训练，我们没有办法撇开页面本身去使用它。

萨莎·科斯坦萨-查科进一步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她分析道，程序的编写者因具有其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出于其自身对于外界的认知（哪怕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页面设计，从而产生更大的忽视少数人群/弱势群体需求的可能性。在这里，萨沙在意的忽视少数人群的需求（比如残障者、再比如左撇子）其实是一个比较尖锐的切入点，更基本的就是页面本身就暗含着一些思维训练，比如「分类」、「联想」。不论褒贬，单就事实来看，互联网如何促进联想，它更多的是促进同类型间的「联想」。比如当我们打开一个可能包含许多不同内容的信息流，本质上被统一化的页面设计导致每一条不同的信息看起来都不过是从一个弹窗跳转到另一个弹窗，这里面的变化相对被隐形，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的就是同一个页面设计。同一语境下，一个弹窗与另一弹窗显示的就是「分类」的思维方式。分类往往包含两个步骤，先区别，后归类（比如文件夹）。列夫·马诺维奇说这种计算机的设计思路其实来源于计算机产生以前的人的行为模式。诚然，有许多人就算没有计算机也会奉行这种行为或思维模式，但本身不支持这种模式的人呢？生活中有许多宁愿保持生活空间杂乱、不擅长分类、也不乐于保持序列性的大有人在。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一类不同的人群没有必要因为计算机而受到这样的训练。而计算机也好，交互页面的设计也好，其中隐含了这类训练，就是一种权力上的霸权主义。

社交媒体大多数时候彰显着「单向浏览、使用」、「不支持异议、对话」的霸权。这体现在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时，实际上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被输入的、被接受的立场上。就算提出自己的观点，大多数时候是被忽视或者消声的。这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小红书现象，一是可能在审查阶段就被否决了，二是可能体现在交互界面的设计上，比如一篇文化内容的发布者处于一级主导地位，而对于该内容的回复者则被放置于二级显示地位。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一般来说不允许双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讨论。社交媒体在权力上对用户进行的霸凌正就体现在它区分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具输出优势的意见发表者与另一相对来说处于其被动位置的意见发表者。

近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首先从结论上来看，这起事件几乎可以确定为是一起涉黑暴力与性别议题的交叉事件。不需否认，这一定是一起黑社会势力的权力滥用导致的社会安全议题；其次，在简中媒体中引发了更大的讨论，几乎盖过了对事件本身关注的就是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性别议题。一部分人认为这显而易见是一个性别议题，因为涉黑的男性显然只打女人，并且事件起因是性骚扰未遂。这是父权至上主义对弱势群体的凝视所导致的结果。一部分人却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二选一的论题，即必须定性为涉黑暴力、或性别歧视二者中的一个。在围绕这场讨论的媒体表现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无力。混乱是因为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体间在公开的社交媒体中根本不可能展开有效的讨论，更不用说在传达自己观点的基础上谋求共识。几乎所有的意见交换都演变为对牛弹琴而无疾而终，无力感由此而来，简中环境中的社交媒体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显然不具备满足这份需求的能力。或者说，我不知道世界范围内现存的社交媒体是否有能够满足这项需求的？我的私人经验中，只有当讨论发生在相互认识的群体的私底下的对话当中，讨论才是有意义可循的。即便如此，相互熟知的亲友之间往往都需要长达几小时的议论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识，而现行社交媒体的公共舆论场显然不具备这种潜能。

不同群体间的认知、观念、隔阂很大是事实。但正因如此才需要通过沟通来促进相互理解。我发现我在乎的是如何能够让互联网成为一个更具可行性的公共舆论场，让各方群体都获得平等的发声与讨论的权力。面对这个问题，秉持着社交媒体设计为出发点，我认为社交媒体具备这个义务。也就是说，社交媒体不应该仅仅具有引导其用户建立与之相符的价值观的权力，与之伴随而来的还有义务。不在这以上去促进同温层的演化，发起不同群体间的意见交换与对话显然更具意义。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对待生活的不同看法，如果遇到不同的意见就嗤之以鼻，不去或无法理解，只会给自己设限越来越多。这不仅不利于个人成长，更造成社会间的暴力与冲突。一个张力巨大的社会无法使人幸福，紧绷的一线时时得不到松解，最终安定也无迹可循。为此，才更需要打破自身的界限，为了看到更宽广的世界，建立起人人都能够安心生活的幸福社会，才是最终目的。

四、后记：一个实验，退出简中后，我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增强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记录一些近来的个人经历，并试图从中反省、思考、总结。我个人在经历上述的唐山舆论场事件后，很诚实地告诉一位朋友，对于简中媒体我感到了莫大的绝望，并询问对方何解？对方只能老实告诉我，他也很绝望，所以今天不想谈这个。这是发生在那起事件中途的事情。后来，又过去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不自觉地开始了一个实验。那就是退出简中。

其实我个人从懂事开始就从来没有依赖过简中媒体。热门的什么知乎、微博、小红书、乃至抖音，我统统没有使用过。倒不是说我从一开始就看透了简中的世界令人绝望，而是我对那些社交媒体中的文化内容从来没有感兴趣过。可能我只是对社交媒体冷感？这倒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觉得社交媒体是一个有效的活动场所。我只是偶尔依赖于微信朋友圈，看看最近大家都在做什么、看什么、关心什么。因此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简中朋友圈里，并未觉得有大的不妥。直到唐山舆论场的事件让我惊觉，原来表面平和的背后潜藏着这么大的隔阂与未知的波涛。自以为朋友们或许之所以为朋友，不至于那么难沟通吧？这件事情明确地告诉我：很难沟通。于是我才觉得自己应该多发表意见，即便不是大张旗鼓地与周围人分享自己的观点（这也是霸凌），却能够通过这一举动创造出沟通的契机（这不是）。

我发现我越来越认同西方的某一些自由民主或多元化的思想。朋友笑称中国终于侵略过了国民自留地的最后一线，这会导致看法立场的瞬间颠倒。就好像我一直走在一条钢丝上，以前都在正面走，现在我在反面走了，只是因为你给这座天枰施加的压力过大了，所以它倾覆了。我开始更多地主动接触西方思想，听听墙外面的媒体声音。尽管只要是媒体都有一定的审查机制和立场问题，但不可置否，一个相对来说更能自由发声的舆论场更令人舒适。穷极一切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如果国家对国民的生活方式干涉到了自留地里边，那势必是会引发抗争的。

自从我不大在意简中，而优先接触墙外的言论后，短短的时间里，我发现自己脑子里又产生了新的变化——我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增强了。在第一手摄取客观有效的情报后，我会再去主动去搜索相关话题下的不同资源，也就是以自己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辩证自己摄取到的知识、认知、看法。同时也意识到简中媒体中流行的「软文」是那么的不堪入目。大多数时候个人充当了媒体，享有自由发声的福利的同时，又不为自己的宣发职能负责，正所谓就是只享有权利，没有履行义务，草根翻身当了英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所做的跟所有的简中媒体都一样，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有关自媒体、个人博主的职能和义务或许需要更深刻的探讨。但简中媒体最现象级的一个特征：官方与自媒体同流，职能区别不做划分，使用相同的渠道，发布相同的信息，是使得简中媒体的内容质量混乱不堪的最大原因。外网或许还会区别官媒、自媒体、信息发布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不同的媒体来源，简中就没有这些区别了，到哪里都是同一帮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这跟社会环境、市场环境都有关。所以还是需要回到第三节的论点，享受权利的同时，需要强调义务。越是具备市场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运营者，越应具有同等级别的义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义务不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更不是受商业意图钳制的，而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伦理与道德意图的。

（于6月底，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