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艰难之心，行容易之事
到2022年6月底，我就毕业两年了。两年的工作经历，用一句话就能说完：一年做跨境电商，半年做出版，还有半年在休息。
回想过去每个时间节点的决定，才发现有很多“行之识之”的体验隐在其中，只有当我准备好看见时，它们才会出现。
毕业前夕，我和室友在宿舍讨论打工能赚多少钱，大家能够想象到的图景是：一个月挣4500，房租2000，吃饭1500，交通300，剩下700自由支配。在这些有关现实生存的时刻，大家闭口不谈理想之类的小事，无比顺滑地进入长久以来社会制定的生存规则，连逃离的想法都不曾有。
更凑巧的是，19年年底，我为了去上海实习，在上海郊区租了一个大房间，一个月支付租金1500。因为新冠的降临，原计划过完年接着回上海实习的我被迫待在家中，又因情绪不佳辞掉实习。想到毕业后还是会去上海工作，只能问父母要钱白交五个月房租。这些钱，成为了我在毕业后选择第一份工作的决定性因素：跨境电商发放offer的速度极快，文化行业的回复迟迟不来，我怀着使用父母金钱交房租的耻辱感和想要尽快经济独立的欲望，一脚踏进了跨境电商。
做跨境，是我有关未来想象中不曾出现过的工种。我的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所以设想自己毕业后，应该可以去写稿或是去出版社做编辑。但“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为了不成为啃老的无能毕业生，什么公司愿意在7月份发工资，我就愿意坐在哪里上工。
如期发放的工资让我能够不再问父母要钱，但赚钱的痛苦还是远超想象。跨境是把人当耗材的行业，大小周、996、悬在头上的KPI、无穷无尽的PUA，应有尽有。人将灵魂卖给金钱，只会感受到生命的无限萎缩和身体的急速膨胀。坚持一年以后，我觉得自己是在完成一场徒劳无功的虚假表演。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被驯服的失败。我以为只要足够下坠，下坠到与极权叙事逻辑合二为一时，就能获得一点自由的空间，然而献媚，无法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尊重与自由，臣服只能代表驯化的有效性，个体从而被攫取地更多。
因此我想，好吧，既然此地的生活意味着吃屎，不如去吃一点想起来还觉得有些意义的屎，于是鼓起勇气给一家图书公司投了简历。公司的产品主线有漫画、言情小说和实质上是点缀的文学。做营销编辑的半年中，我经历到了和在跨境公司完全一致的部分：一个永远朝令夕改、随意驱使员工的老板；一个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擅于将下属所为称作自己所为的上司；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部门；永远不在休息而在随时准备回应工作需求的双休日。出版行业的从业者比跨境行业的从业者更喜欢用巧言令色包装自己的道貌岸然，实际在互相工具化、互相不尊重上，大家别无二致。还可以进一步讲，这些就是此地人的底色。只是在有些地方，它们的比重少一些，在一些地方它们的比重多到无法忽视。唯一不同的是，我很喜欢书，所以额外的情绪劳动与超时工作对我来说都能忍受。后期我还和同事一起拍视频、写营销文案、制作图书海报，甚至有不亦乐乎的意思在里面。
也就在此时，一个转做严肃文学营销的机会出现了。我和对方沟通完，也见完面，就在准备离开上海奔赴新天地时，上海封城了。6月1日解封那天，我向对方表达了希望尽快入职的想法，对方回应说，因为疫情影响，亏损严重，目前已经发不出工资，还不确定要不要图书宣传这一板块。于是我只能打道回府，到乡下老家自费隔离14天，隔离费用刚好是我在上海工作两年最后的一点积蓄。最小的代价，即是如此。
20年到22年，是我内心世界不断扩张的两年，也是世界线不断收束的两年。人感到自由的程度越深，无形的枷锁就变得更加清晰。很多时候，我们煞有介事地讨论一些话题：为何年轻人想躺平，直到躺平二字成为出版违禁词；如何看待同性恋，直到同性恋题材直接被出版枪毙；女拳和女权的区别是什么，直到女性话题的表达被出版审核大批量删除。我所做的事，是一种屎里雕花的行为，在失去基本讨论框架之下的讨论，只是一场末日余声，不论我坐在问题哪方，问题很快都不再出现。如此形势下的文化传播，只能用隐晦的、山路十八弯的绕法，去守住越来越小的言论疆界，而这种星星之火，根本上是无法与滔天大火相互抵抗的，失败是一种现实的注定。我所能做的，是无论如何不在另一方说话，并尝试进行现实力量的扩张。
回乡的高铁上，我认真思索，为新品牌运营和为自己想要的表达空间运营是同一件事，为什么失去前者对我来说带来了无法遏制的恐慌与绝望，而尝试后者又伴随着一种巨大的焦虑。的确，过去的工作为我带来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人际关系的生长、自我内心的肯认、匮乏感的填补，为此，我认为拖延“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不是绥靖和失去，而是基于现实的调整。过去二十四年，我没有在任何一个节点允许自己和社会时钟进行脱轨，以为暗戳戳的反抗和明面的配合至少不会为我带来痛苦，而实际上，每一次合轨才是对自我的谋杀，偶有的停留成为全新探索的开始。
“让我们不要低估我们正在反对的东西的力量”，苏珊·桑塔格这句话的启示意义在于，过去的二十四年，我用一种头也不回的方式和厌恶的一切做切割，但实际上这种决绝，隐藏着无言的懦弱与害怕，每一次休息，我都非常害怕自己没有钱、自己成为亲戚口中“在上海打拼两年最后屁滚尿流回家”的失败者，以前我会忽略来自内心真实的声音，又屡屡被他人所言伤害，拼命想要通过什么证明自己，又感到浑身不适。
成为一个和很多人在具体决策上背道而驰的人，有时是为了反抗的姿态好看。现在我更希望承认说，没错，在很多人眼里，我的确失败了，这是事实。但，这又如何。我比以前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成王败寇就是此地的生存逻辑，合轨的成功才是唯一理直气壮生存的方式。大多数时候生活是一场骗局，可失利玩家依旧前赴后继。我给予自己退出这场骗局的资格，承认骗局成真的合理性，也接纳自己退出中的反复、摇摆、焦虑和痛苦。没有一种自由是懒洋洋的自由，也没有一件真正想做的事是容易的事，至少，我可以训练自己，为值得的事物承担应付的代价。
两年，和动态清零一起到来的，是存款清零、工作清零。记得刚工作三个月的时候，第一次因为疲惫忘记了没有吃晚饭，走在十字路口看见大卡车转弯希望自己被碾死；工作满一年的时候，陷入蝇营狗苟中无法脱身每天只能骂骂咧咧。可是我也会记得，即便在那么多痛苦的时候，我还是会在地铁上看书，就算很迷茫又依然往想要的地方走去。经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很多事不能细想啊！一细想只好去死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才是最真实的世界：被抛掷在世上的人终于因为无法忍受细枝末节的折磨而选择离开。
六月一日接到新工作可能黄了的电话，几乎又是无法抑制地感受到绝望袭来，多么熟悉的感受，可是至少此刻，我想对自己说，这一次，下一次，还是不会被大象打败。就算最后一无所获，最后又是徒劳无功，但是失败的路上，留下了一连串清澈的努力。生活在注定会输的世界中是一种灾难，可是依然想知道，一场光明正大的胜利可不可以到来，如果我还在坚持。
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天，我又吃了德克士，和两年前离开兰州时吃的一样。在上海南站，我看到穿着防护服的乘客，再次感受到“世界”与“我们”的距离。“希望你永远要有再次离开的勇气”，我和自己这样说。常常失败，常常离开，但还是，常常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