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行动限制抗疫行动（第二日，3月19日）

今天是限行令执行的第二天，但全国上下都仍可看到不同形式的混乱。这些混乱多为与过往日常的冲突所形成。部分新闻中看到的情况，仍有部分未批准营业的商店及路边摊等继续营业或有堂食情况，一些地方仍聚集一些人群及有跨州行动等。依据新闻报道，警方已派出超过8000位警员进行公众监督及劝导工作，并且也开始有逮捕或开罚违规人士。此次的限行令是许多人未曾经历过的，上一代或许因过往紧急状况的经验，但在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来说，是前所未闻的。

实在说，在第一波确诊病例时，我个人确实有些大马或能避免大型疫情侥幸的心态。我不知道如此的侥幸的心态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我对大马公医体系有信心？还是因为当时候疫情尚未达3位数所以不太当一回事？或许还是完全不希望出现如今被限制的情况？或许这些都需要在这之后才能慢慢细想。如今我们这世代前所未见的全球性疫情已确然的发生了，唯有能够做的是想办法挺着下去，虽然其代价及影响也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也因为如此，在疫情发生的当下，尝试写下一些即时及短暂性的思绪显得重要。这次疫情除了改变许多人日常的作息外，一些已穿透在社会各阶层的问题也会越加加剧，并且也同样因疫情关系使得这些问题出现了从未思考的现象。这些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及多重，千疮百孔的医疗体系，政府的应对能力，例外状态下的民主实践等。如今我想稍微谈一下，在此次疫情下大马种族关系及可能对疫情产生的可能。

如果在中文写作圈子谈大马的种族关系时，我的个人所接收到的相关言谈都会较为集中在一种“大马华裔被打压”的论述——大马华裔身份地位不如土著，大马华裔备受歧视及欺负，政策及经济分配不公等。我必须要强调，大马非土著群体确实在待遇上有些不公，但不能完全就简化成一种“被打压”言论。这是因为我认为种族关系不能仅以某个社会群体主导作为思考出发点，反之因东南亚错综复杂的帝国殖民及后殖民历史，都与划分出“我族”及“他族”的种族概念及国界的区分有绝大的关系。再者许多东南亚国家的种族关系也未必和复制在许多研究中“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相同，反之这些种族主义也有自身的脉络。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种族主义的存在，并且也需竭尽所能的打破这些陈腐的概念，然而必须要了解到各地种族主义及关系的构成的不同，并且也是多级的回响。

在国际媒体上，疫情下的种族主义都在中美交手的脉络下发展。美国保守党大佬等坚持称这个病症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各国亚裔人士被攻击以及发布歧视性言论或待遇等。现在马来西亚疫情情况有延伸出种族主义的扩张，但就如上段所谈的，这个种族主义是多角及多方向的。

大马第二波疫情的爆发起点发生在本月9日开始，并且牵涉到文莱。在本月9日，一名曾在2月27日前往吉隆坡参与Tablighi Jama’at伊斯兰宣教组织（注：因该组织没有官方译名，所以保持原有名字）1万6000人活动的汶莱公民确诊患上新冠肺炎。在之后，曾参与过这项活动的大马公民也纷纷被确诊，并形成了第二波疫情主要来源。目前为止，国内已确诊了900个病例中，相信有一半以上人数都与参与这个活动直接或间接的相关。

依据曾针对Tablighi Jama’at组织进行田野研究的学者Farish Noor针对此事件的评论，该组织发源于印度，其成立缘起为希望能从物欲世界中

拯救穆斯林，并加强他们的信仰。该组织也并非是一个严谨的组织，反之他们组织形式会较为松散，也倾向在草根间组织起来。此外，也因他们希望穆斯林能摆脱物欲世界以期能够稳固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也并没有显著的政治主张及动员。他们其中一个活动特征为不停的在各国进行宣教活动，Farish Noor的田野对象把这些活动形容为“不间断的朝圣”。目前他们活动范围遍布全球各地，并且在好几个主要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有着众多的参与者（因他们也并没有严谨的会员制度，一部分人可能只是短暂的参与而已）。

自这一波疫情爆发以后，在我的社交媒体及邻里谈话中都就开始流传着“不要接近马来人那么多”。依据大马宪法，马来人（即土著）一定是穆斯林，也因为这样，不管该位马来人有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活动都好，至少在我圈子范围中听到的，也一拼把他们纳入在潜在的患病者范围中。在新闻报道上，不太公正及完整的报道呈现，也把他们形塑成不负责任的宗教团体，而在全球伊斯兰长年被妖魔化的情景下，他们的媒体及公众形象越加败坏。实际上，该组织在事后也采取了一些自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要求参与者自我隔离及呼吁参与者与医疗单位配合，因此不能够说该组织并没有不负责任。也因为如此，最近的检测人数有所增加。然而1万6000人也实在太多，再加上也有参与者不愿意接受检查，甚至也有一些飞出国外，增加了追踪困难程度。

在大马尚未爆发疫情之前，当新冠肺炎也不过是国外的病例时，其实也有着不少的非华裔族群，都倾向认为这股疫情都与本地的华裔有关，甚至也曾有一些网民呼吁完全禁止中国游客或移民，并尽量不接触本地华人，因为这个是“中国的病毒”。然而在这当儿，一些其他宗教团体仍有在政府限行令下，坚持展开自身活动者，但其被声讨及监视的程度都并没有如Tablighi Jama’at那么大。

值得一提的是，该组织当天举办的活动中也有大约1000+位非本国公民出席，据一些新闻报道，这1000多位非本国公民中也包含从缅甸逃难到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等。这些难民据称害怕如果寻求检测会被逮捕关系，虽政府已承诺他们不需要负担检测费用，但他们也不敢主动求医。也同样因为是难民关系，因此他们也常会认为某种潜在的病患群体中。

透过我对于这些观察的简述，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层面可以谈，一就是大马公民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种族关系，以及大马政府对于难民群体的待遇。这两者是必然有着一套制度及脉络下产生的，只是他们的面向有所不同，也就是一个倾向于国家内部，另外一个是国家外部，但这两者并非完全能够独立自存。前者情况的发生条件很复杂，但与殖民历史及国内执行多年的一种以种族为号召核兴的资本主义有关。殖民时期英殖民政府对于各族群的划分及标签，如“勤奋的华人”及“懒散的马来人”等，在独立后长年以马来人-伊斯兰教为主旋律的发展节奏下，带起了马来人-伊斯兰中产甚至是资产阶级，但实际上因买办政治关系，就算是马来人-伊斯兰群体之间也未必能够享用公平的分配。在政客的政治操作下，前殖民时代留下的种族标签获得进一步扩充及使用，并且也联同新的种族标签开始内化到各群体里面。然而不像其他欧美国家“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不同，在大马并没有任何群体能够有着“至上”的地位（顶多就是占据大多数优势），因此这产生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不信任，而并分别对不同群体也有不同的歧视现象。除此之外，最近大马政治中也出现一种“受害者”论述——即不同的主要群体认为他们是制度的受害者，并要求他们群体重要的议题能够得以实践，以避免自身文化的消失等。

第二个层面则是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对于外来移民群体的制度性歧视。这些由移民，移工及难民等组成的群体长年来都因排外制度问题而难以公平及纳入在大马社会当中，其中一项最为显著的是医疗体系。移工及难民能在大马享有一定的就医权利，但必须要符合大马政府想像的“合法”身份才能获得，如果有着不被当局允许的“非法”身份，则不能享有大马公医体系的照顾。这项排外的制度是以长年以来的社会排外情绪维持的，而如今可在疫情的情况下，社会大众对于这些移民群体的态度势必会越加恶劣。

这两个在大马疫情下的种族关系的论述，必然是长期制度及政治问题所产生的。这两个层面均在无比重要的医疗体系及相关论述上产生了回响，而实际造成的结果就是以疫情来进行污名化的用途。虽说病毒不会区分你是谁，但这些污名化发挥了不同功能，阻止了我们能正视大马医疗体系逐年被削弱，阻止能够大型的社会动员，并且阻止上面所述的群体能够求医。

我在这里所谈的也并非严谨的分析，反之是在未有充分给予脉络下，依据个人的粗浅描述。然而我还是希望能够透过我这样一个描述，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共同讨论疫情下的各地的种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