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好人司马光【下】南北殊途
书接上回。
新旧两党的出身截然相反：旧党基本是北方人，新党则绝大多数来自南方。1
把新党的大员赶出朝廷容易，要把南方人全赶出朝廷则难得多。南北之争在旧党主持的朝局中，依然在持续上演。
治理黄河这件事最能说明问题。
神宗初年坚持引河东流之后，没过几年黄河再次大决口，继续恢复北流。神宗后期忙于和西夏作战，顾不上大兴河工。2等旧党上台之后，先是废除新法，同时又与西夏交好，逐步腾出手来，准备再一次治治黄河。3
这次的朝议不像神宗初年那样一边倒地主张东流，而是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北流派和东流派。原本弱小的北流派因为引河东流的尝试一次次失败，声量日增月长。到元祐三年（1088年）六月，核心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分裂。4地位最高的老宰相文彦博、吕公著、左相吕大防、枢密院长官安焘都主张引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尚书左、右丞王存、胡宗愈都主张由河北流。5
反对北流的逻辑主要有三条：堵塞运河、淹没良田、拱手让出黄河天险。当时负责财政的苏辙认为这三条都非常荒谬。河北地区的运河经由这几十年的黄河频繁改道早就堵塞了，就算引河东流，运河也不会自动通畅。至于淹没良田，黄河北流已近十年6，虽然淹没了河北的良田，可却空出了原本东流故道附近的土地供人耕种，只能算利害参半。而认为黄河北流的趋势不改，日后会流入辽国境内，把黄河天险让给辽人，便于对方进攻中原，更是无稽之谈。辽国的地势高于北宋，水往低处流，怎会逆势流入辽境？7
苏辙预言黄河终将北流，他的观点现在看来非常有力，但朝堂上争论了近一年，最后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还是决定引河东流。花了三年时间，又一次把黄河导归东流。8
在这场争议中，官员们的立场和他们的南北方出身准确对应。
主张东流的文彦博、吕大防、安焘都是北方人，力主北流的范纯仁、王存、胡宗愈、苏辙，都是南方人。9
当时北方和南方的风气很不一样。《宋史·地理志》提到北方民俗，用的都是“重礼义”、“质厚少文”、“刚悍朴直”之类的词10，说这里的百姓很守规矩、老实、直率，不玩虚头八脑的花招 。而讲到南方，用的词则是“性柔慧”、“性轻扬”、“尤好争讼”、“尚奢靡”、“多不合礼”11，说那里的老百姓性格张扬，爱耍小聪明、搞事情，纵欲无节制。
这是很典型的农耕本位视角。北方地区是黄河、淮河冲击出来的大片平原，宜于农耕，社会的理想人格就是本分老实地种田、自给自足、遵守传统礼教、服从长幼尊卑之序。这里传统上是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当地的价值观也长期是中原帝国的主流价值观。
与北方的“大一统”不同，南方的农耕条件是碎片化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面积远不如华北平原，其他如浙江、福建、两广等地，更是遍布山地丘陵。因为土地被自然分割得较碎，因而很多时候，通商贸易便比自给自足来得更高效实惠。
加上南方气候较暖，一年能种两轮稻谷，单位面积能养活更多人口。12地少人多，地里容不下的人就成为社会上的自由劳动力，这也使得非农经济的从业人数快速增长。而不种地的工作大多是服务业，需要比较多地和人、钱打交道，那当然就得设法掌握市场消息，要灵活机变，要动脑筋。
东南每年仅水路就要向首都运送稻米600万石，相当于全国一年田租的四分之一。如果计算非粮产出，南方各路一年上供的钱物占到全国总额的85%13，可谓朝廷的衣食父母。看过《王安石》篇的读者想必还记得，北宋最大的铜矿也在南方，在广东韶州。
然而这些掌握财政命脉的省份，却长期以来未能拥有与之相称的政治地位。
根据统计，北宋前期的宰相中，北方占绝对优势；到宋仁宗庆历新政之后，南、北基本对半开；直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南方才开始占据优势。14
王安石以理财为“道义”15，实际上是在推广南方人的思维方式，推广符合南方人观念的利益分配模式。而司马光讲求“义”而反对“利”，实际上是要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北方模式一如既往的领导。16
以司马光为旗帜的旧党17执政之后，朝廷中的北人又开始扳回局面。基于南北冲突的底层逻辑，很容易预料，旧党主政后要维护北方模式，决策层中的南方人将会被一一清除出局。元祐四年春夏，就在朝廷定策东流的前几个月，范纯仁、胡宗愈、王存皆被罢官外放。18
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南升北降的大趋势不会因为这些小小的搓跌而改变。仅仅过了四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原本被罢黜的新法派官员便陆续回任，南方人重新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直至宋亡。
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内部发展不均衡、区域理念互相冲撞，是很正常的。比较近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最终通过几十万人流血牺牲的代价才得到一个暂时的化解。宋朝经由不流血的变法就完成了政治理念的更革和政治版图的重塑，应该承认，成本是比较低的。
只不过，在这个更革重塑的过程中，仍然大有可以优化的空间。无论司马光还有王安石，尽管都还惦记着要实事求是，可根子上都想强行用一套政策来抹平不均衡，因而做了许多粗糙、过头的事情。19这是新旧党争中最值得引为教训的地方。
以免役法为例，这本是司马光自己的主张。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就提出了改差役为募役、免除农民衙前重役的主张。道理很简单，帮官家做事需要头脑灵活，而农民比较老实，让他们多服役，就是让他们多吃亏。20
可是司马光虽然主张募役，却不主张像王安石那样收取免役钱。他想要募役的好处，却一文钱也不想出。到他主持朝政的时候，甚至提议如果老百姓怕麻烦不想承担差役，可以自己花钱去募人代役。21
实际上，在商业发达的南方，花钱自己找人代役的情况早已相当普遍。22这也是南方很轻易就接受王安石新法的原因。原本自己出钱还要到处找人，现在只管交钱就行，其他全不用管，直接交给公家，省心省力。而对官府来说，采用新法之后雇来的差役没有农活等其他顾虑，能够更专心地工作，效率明显提升，整体的服役人数较以前使用差役法时少了三分之一23，有效利用了自由劳动力，对农业劳动力的骚扰则少了很多，可谓公私两便。
但在北方，商业贸易远不如南方发达，非农人口数量又比南方少得多，和花钱雇役相比，老百姓还是偏好自己亲自去服劳役。24北方百姓并不是真的喜欢亲自服役。对于本就不擅长算术的当地人而言，衙前重役是件辛苦事，可再辛苦也比到市场上去搞钱、找人来得容易。25在这里募役法不仅做不到公私两便，反而让双方都受害。
王安石和司马光未必意识不到问题，只不过实事求是要比一条道走到黑难多了。当先王之道已经被提前当作神主牌供在那里的时候，承认自己的路线有偏差、需要根据事实调整，那就等于杀自己的威风、抹消自己执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退一万步说，假使王安石和司马光达成一致，抛下成见愿意具体切实地分析问题，他们也会发现有些问题根本没法通过分析来解决。
就比如前面讲的黄河导流。对于南方人来说，黄河只是一个名词，治河方案选成本低、可行性高的那个就好了，任由大河顺着地势北流明摆着是优先选择。然而对北方人而言，黄河是中原大地的母亲河，黄河如果背离已经流淌了千年的东流故道，那对整个中原的秩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26，也会大大增加朝局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才会坚持东流方案。27
根本上的利益与文化差异，使得治河决策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利用极端化的口号标签化攻击持异议的同僚，这很容易；而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观念则困难得多。可在儒家政治学中，这又是必须做到的事情，因为领导者得替天下万民的利益服务。28
如此，就必须得有一套能够协调不同利益族群的机制。相关各方需要就评估各自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机制达成基本共识，在这个共识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再分配的具体方案。
难就难在这个共识上。
现代社会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共识叫作“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也就是把政策产生的社会效用量化评估出一个结果，然后根据效用高低来做取舍。这种做法当然有它的限度，比如类似社会最大福利、幸福感之类的指标很难确切量化，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深入讨论的基础。
可惜的是，在司马光的时代，北方人普遍都很讨厌量化计算，这无法成为他们的选项。尽管司马光意识到王安石的教训，试图调和新旧，避免一言堂，可文化上的先天差异使得这一努力成果有限，因为旧党“自己人”就不买账。29
最后司马光选择的统治方式，还是和王安石一样，仰赖奖惩之术。他虽不愿意用利益引诱人们，在原则上反对追逐利益，可使用的治国之术仍不出奖惩的范围。他终身奉行的治国方略是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30，意思是选对的人做官、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
治国有很多种措施，而历史先后选择了治术雷同的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很难说是巧合。奖善罚恶的逻辑很容易分清敌我，虽然不免误伤，但具有很强的动员力。当社会缺少能够把大伙儿聚拢起来的共识的时候，拉拢一批人去攻击另一批人，“打倒你、我来干”，就成了保护自己利益和理念的有效方式。然而即使打着的是最正大光明的“道义”的旗号，最终却会走向反智31、会撕裂社会、会伤害整个社会的更大利益。
王安石去世后不到半年，司马光也积劳病逝。他生前坚持罢黜的新法，在八年后陆续遭到恢复。他本人被剥夺赠谥32，御赐的“忠清粹德”石碑也遭推倒。33
十三年过后，大宋朝引河东流的努力再次失败，黄河又一次北流。34
看到自己预言成真的苏辙，此时已经被贬出朝廷、赶去遥远的广东。人到暮年，他或许偶尔还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大河上一次北流时自己写的诗：“黄河东注竭昆仑，巨野横流入州县。民事萧条委浊流，扁舟出入随奔电。”35
黄河倾尽了昆仑之水向东奔涌，在河北巨野郡的地界泛滥横流。老百姓生计萧条，衣食饱暖全由这滚滚浊流说了算，偶有舟船在激流中出没，稍纵即逝，危险万状。
危险的不止是黄河，还有义利殊途、无法形成共识的大宋朝。
王安石、曾布均为江西人；吕惠卿、章惇以及后来担任过宰相的蔡确均为福建人。旧党众人籍贯稍后论及时另注。
治河所费甚巨，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的奏疏中提到，庆历八年（1048）那次大决口之后，朝廷治理的费用“凡科配梢芟（新增征用防汛物资）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军州，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途。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今又闻复有修河之役，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见《宋史·河渠一》。
《宋史·河渠一》、《河渠二》。
《宋史·河渠二》。
神宗末年改革官制，朝廷设左右二相，分别为首相、次相，然后尚书左右丞类似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为副相，枢密院则主管军事。枢密院长官和副相都属于“执政”。元祐初年尊崇元老旧臣，特意设置了“平章军国重事”一职，位尤在首相之上，以文彦博、吕公著为之。两人年老，加以地位尊崇，并不参与日常朝会，两日或五日方一入朝。参《宋史·职官一》。另，吕公著虽然倾向东流，但支持并不坚决，参苏辙《龙川略志·第七》，当时执掌机要文书草拟的苏辙听说吕公著要引河东流，就去找他陈述利害，吕公著最后同意和大家再商量，不久即病逝。
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堵塞北流，之后黄河在元丰元年（1078年）重新开始北流，见《宋史·河渠二》。
《宋史·河渠二》。
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正式定策引河东流，七年（1092年）十月功成论功行赏。
文彦博、吕大防、安焘分别是山西汾州、陕西蓝田与首都开封府人；范纯仁、王存、胡宗愈、苏辙的出身地则是江苏苏州、丹阳（今属镇江）、常州和四川眉山。吕公著稍微特别一点，他祖上是山东人，自曾祖父起迁居寿州。寿州的辖境兼有淮河南北，今属安徽，而吕家则住在淮河北岸的寿州府城，在地理、文化意义上都属于北方。参《宋史·地理四》“扬、寿皆为巨镇，而真州当运路之要，符离、谯、亳、临淮、朐山皆便水运，而隶淮服。其俗与京东西略同。”京东西路即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地理一》记载“其俗重礼义，勤耕糸任”、“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通行本将《宋史》点断为“其俗与京东、西略同”，当误，因为京东两路与京西两路习俗大不同，不可能同时与这两处略同。另参周运中《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p80等处。
这三个词分别是讲开封府、京东路（约当今山东）、河北路、河东路（约当今山西）的民俗。略有不同的是河南西、南部和陕西关中，这里相对更接近南方，会有一些吝啬、浮夸的现象。不过吕大防虽生于陕西，但祖上来自汲郡，属于河北路。他个人的性格没有陕西的“夸尚气势”，而是北方主流的“朴厚惷直”。参《宋史·吕大防传》。
这五个词中，“性轻扬”描述淮南路、四川路；“尚奢靡”在两浙路、四川路出现；“好争讼”见于江南路、荆湖路（约当今湖南、湖北）、福建路；“性柔慧”见两浙路；“多不合礼“见广南路（约当今广西、广东）。
参漆侠《中国经济史》第三章第五节。
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七章后半；《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第十表。这里所说的东南，主要指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四大区域。
闻轩轩《南北之争与北宋政治》，p121-131。
“理财乃所谓义也“，见《王文公文集》卷8《与曾公立书》。
旧党中人对于南北差别有很强的意识，至有“祖宗遗戒不可用炎人（指炎热地区的人）“（《宋宰辅编年录》卷9）之说。司马光在变法之初也明确表示过类似观点：“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风俗何以更得醇厚？”，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
王安石曾亲口承认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事见《宋史·司马光传》。神宗曾想拜司马光为执政，王安石说“（司马）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参《宋史·表·宰辅三》。旧党内部的矛盾史称“蜀洛朔党争”，洛党是否单独成立研究者有争论，但整个朝局大体可以视为北方人和四川人的党争，最高当家太皇太后高氏是亳州蒙城人，其地在淮北，属于北方范畴。而范、胡、王等东南地区的人则基本被排除在外。苏辙作为蜀党领袖，后面升迁至副相，直到哲宗亲政、恢复新法之后才被罢出朝廷。当时有“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说法，闽人和蜀人在口音上当时也最为相近，而与中原口音差别最大（刘晓南《宋代四川语音研究》第五、六章），蜀洛朔党争实际上是北宋固有的南北矛盾的自然延续。苏辙虽然努力，但在自传《颖滨遗老传》（《栾城后集》卷12-13）中也承认，自己的影响有限，有时甚至处境很危险，“卒不能大有所正”。
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之初，曾听从苏辙的建议暂缓施行；他晚年也深悔为同党吕惠卿所误，但实际施政时他还是偏听偏信，参《王安石》篇。司马光在请求废除免役法的建议中提到要让各地根据实情递交方案、因地施策，但实际上他期待的仍是各地尽速遵行。参前述司马光与章惇辩论，及追赠王安石注中所引蔡京事。
司马光认为各种劳役当中最重的“衙前“一役，应该采用招募法，而非摊派到固定的中上农户之家。该职役负责朝廷官物的出纳、押运，对算术要求较高。所以他举例说“坊郭之民（指都市人），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费八九……儇（xuān，意为敏捷）利戅（zhuàng，意为老实）愚之性不同也。”见司马光《论财利疏》（《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
参王棣《北宋差役中的南北差异》。
“熙宁元年役人数目甚多，后来屡经裁减，三分去一”，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
《邵氏闻见录》卷11，“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
苏辙《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栾城集》卷45）：“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招募，人争为之。至于（西北）三路等处，民间不谙书算，嘉祐以前皆系乡差，人户所惮，以为重于衙前。”
元丰七年（1084）时，北宋五京之一的北京大名府遭到北流的黄河淹没，“数十万众号叫求救”，即是一例。见《宋史·河渠二》。
这里讨论的是中央决策层面的区别。在具体执行层面，负责河务的官员也有南方人，比如王安石的女婿福建人吴安持，他应和旧党元老的东流说，在哲宗初年多次升官。这可以视为新党人士趋利避害的一种本能表现。
《论语·尧曰》：“君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司马光追赠王安石来调和新旧矛盾，当时太后也有这个意思。当年六月曾下诏要求言官不要再弹劾新党之人，“务全大体”。结果引来激烈反对，最后不得不另外颁下新诏，删去“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二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381。与当时北方的主流观念不同，南方士人中颇有一些能就事论事。比如章惇就直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虽然被列为新党，但并不回避对新法进行调整优化。见卷367。
《宋史·司马光传》。
旧党在攻击新党时，经常罔顾事实。比如旧党中的北方派比较讲究尊卑长幼，以新党中很多人是“新近少年”、资格不够为由来排挤他们，比如陆游的爷爷陆佃当时就因为这个理由被罢免给事中、侍讲的官职，赶出朝廷。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0。给事中是四品官，陆佃当时44岁，不算年轻，司马光在这个年纪早就做到了同样官品的知谏院，还曾有机会晋升三品。给事中和知谏院都是比较机要核心的岗位，旧党提出的“新近少年”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他们只是想把陆佃从皇帝身边赶走罢了。
司马光被追赠太师，高于王安石二等（太师>太尉>太傅），以他仅任宰执一年多的资历，无疑是越级追赠了。在谥号上，司马光被赐“文正”二字，表彰他的文才和品德。“文正”在明清虽为最高美谥，但于宋则不如“忠献”——被追赠“尚书令”、位在太师之上的开国宰相赵普、仁宗名相韩琦、南宋最有权势的两个宰相秦桧和史弥远死后都被谥为“忠献”。最高任职只到副相的范仲淹倒是以“文正”的谥号知名。事见《宋史》各人本传。
《宋史·司马光传》。
《宋史·河渠三》。
苏辙《送转运判官李公恕还朝》（《栾城集》卷7）。按李公恕亦见于苏轼之诗，《唐宋文学编年地图》考其1078年自京东西路转运判官任上应诏赴阙，苏辙之诗亦应作于此时。当年正是神宗朝东流政策失败、黄河恢复北流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