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敗退，等同台灣民主前景一帆風順？(2) （修訂版）

上文提要：民粹政治和韓流的冒起，不能只歸咎於其個人特質和競選策略，而是要把脈絡放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之下理解。本文則討論另一個台灣民主的隱憂，尤其是技術官僚的推祟與威權懷緬。

1989年，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宣告民主自由體系作為歷史的圓滿終點和普遍價值，相信各位也耳熟能詳。自此，眾多國家的人民紛紛走上街頭爭取民主，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從東歐至中亞至拉丁美洲至東亞乃至中東，皆出現一定的民主轉型。儘管部份國家轉型失敗，但各國大致也是信奉民主價值。

然而，2008年，次按金融風暴卻人民重新評估民主制度的信任，尤其是看見中國作為威權封閉經濟體系成功獨善其身，錄得驚人的經濟增長，反之西方民主國家則仍在迷途中掙扎。近十年，「中國模式」、「專業官僚」和「制度自信」的歌頌，相信各位也屢見不鮮。福山在新作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提出除民主和法治之外，「國家」(State)亦作為重要的衡量標準，重申官僚效率、國家治理能力及穩定秩序的重要。時至當下，國家社會關係和國家能力的討論，仍然是政治學裡最為主流的辯論。

台灣作為年輕的民主國家，同樣陷入相類的風潮之中。面對對岸威權體制的可觀經濟成長和發展，以及民主制度運作下的停滯不前和相對剝奪感：尤其是高增值電子產業是由蔣經國威權時代訂下的長遠產業規劃，但民主化後的台灣政府卻欠缺洞見，而且政黨輪替之下經濟政策搖擺不定，從貿易政策至南向政策至服貿協議至重回南向政策，使台灣人重新懷緬威權時代下的專業官僚、國家治理能力及以穩定發展規劃，繼而否定現行民主制度和政府的認受性。

2014年起，太陽花學運的爆發，直接的影響是拉倒國民黨及其中台經濟融合的議程，也同時把民進黨從崩塌邊緣拉回來，間接的影響則是促成第三方新興政治勢力的冒起，如時代力量、基進黨、柯文哲等。早年民進黨的政治貪腐醜聞，以及國民黨作為中共賣台代理中，皆使人民感到綠藍一樣爛，而民間公民社會的自發力量才是反對服貿的主要力量，結果從太陽花運動發展出來的第三方力量在2014年則獲得不錯的成果。

第三方勢力的冒起，只要不是過度碎片化，皆有助民主政治邁向更加價值多元和良性競爭及問責，但是柯文哲所主導的台灣民眾黨則有所保留。儘管其政黨提倡眾多價值，包括「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法治、人權、關懷弱勢、永續經營」，但現實是否合符卻很大保留。

柯文哲就任市長的言論和行事作風，大概也不能說是合符上述價值。先不論其兩岸議題的「一家親」，他屢次失言，由事實有誤至女性評價至藏人自焚至香港政治，已經很大程度顯示對相關價值的不尊重，包括女性主義、人權、弱勢關懷等；執政風格，市政治理或許不錯，但卻是常常自詡專業，超脫意識形態，最為記憶悠深的是在 2017年勞基改法抗議採取無差別拘捕和驅趕 ，在本年年初的選舉的言論也是令人驚訝：

「我們高舉國家治理大旗，要開創另一條道路，我們不會自稱小黨，我們要成為台灣第一大黨」

「民眾黨以專業為導向，以海選向天下徵才，不分區名單多元專業，沒有派系分贓，也沒有像吳斯懷這種與民意脫節的人，不分區個個能打，絕對能夠強有力監督政府。」

更多例子能夠參考 這篇文章 ，有更多關於整體民眾黨立委名單和行事作風問題，但本文的集中的是與韓國瑜庶民特性相反的極端 —— 理性、官僚和治理的追求。儘管黨章說明價值的重要，但至少我們在其競選、行事和言論之中沒法看見誠意，而且以中間路線及專業官僚作為賣點，其實反而會對民主構成暗湧。

很多人會深感驚訝，民主不是價值、理性和專業的結合嗎？民主固然是包含以上的元素，但問題在於均衡和多角度的反思。正如以往文章所言，韓國瑜的庶民特點，促成負面的民粹政治，但同時也是讓我們看見背後的結構原因，以及民粹政治的接合操作和實踐，並讓我們能夠提供更深層的方案。與此同時，柯文哲的專業市政風格，過份強調治理和專業，亦會構成民主的隱憂，當然背後反映著長年藍綠意識形態之爭，以及台灣發展的脈絡，但本文的焦點為治理和專業的問題。

為甚麼我會說治理和專業是問題？一方面當然是文首提到的威權懷緬的經驗現象，但進一步更可引伸至政治理論和全球歷史情境之中。1989年的冷戰結束，很多學者稱之為後意識形態(post-ideology)的時代，因全球不再以意識形態對抗劃分，基本普世只有民主自由的制度路徑，往後新自由主義的擴散和霸權建立，更是把民主的領域收縮，正如Wendy Brown的 Undoing Demos 的後政治時代(post-politics)所言，把政治消原為治理，即是把各方面的權力衝突和利益之爭馴化和壓制：例如抗爭運動不再視為政治，而是視為警政處理的問題；而民主選舉則是金權政治，從而產生權力剝奪感，不再投身政治；而且透過各樣社會配置，加強經濟動物的論述構成，使人民只著眼個體金錢利益而非集體政治生活等，服膺在治理體制之下。

當然，治理不僅是新自由主義所獨有，如法國哲學家Jacques Rancière所言，此種治理的想像從來也是普遍於社會，人類傾向建立建制和治理體系，控制著風險和不確定。他細緻地區分著警政(police)和政治(the political)之間的分別：警政不只是局限於警察，而是權力施展配置的匯合，此處借用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論現代法國初年城市治理，包括人口、政治經濟、生命權力、知識論述等等；政治，則是如以往文章論Hannah Arendt所言，讓那些被警政排斥和馴化的主體重獲自由的開創時刻。

在其作品 Hatred of Democracy 之中，他批判當代民主（尤其法國），大多已由寡頭的技術官員和世襲的政治世家任意擺佈，而非由人民的代議士代表人民發聲。在治理的世界中，專業的意見才是聲音(voice)，而人民的意見則是噪音(noise)。人民如想表達公共議政，必須具備相關專業知識才能夠會進治理體系，例如是當人民要求再分配政策或者是勞工保障，官員則會以一大堆難以明瞭的數字和統計作出反駁等，從而剝奪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以及加強無力感。專業和治理，正正則是嘗試把所有不確定和人民排斥，更可怕的是人民甘願授權台灣民眾黨成為第三大黨，把人民表達的權利外判和上繳予專業（且不透明）的人士，實在需要份外警戒。

民主之本義，正正主權在於人民，然後開創未知的可能。然而，民粹政治的反噬和專業寡頭政治，顯示出台灣民主亟待重視的警號。如何維持人民、專業、公民社會、體制、全球政治經濟之間的均衡，長遠維持和守護民主制度，乃是繼罷韓之後，台灣社會需要更加努力反思和行動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