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重大辯論 Ep. 1】Socrates vs. the Sophists on Ethics
簡介
In lecture 1, Dr. Kreeft examines the father of philosophy, Socrates, who paved the way for reason by defining terms clearly and proving conclusions logically. H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Socrat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phists, whose philosophy is marked more by cleverness than by wisdom, more by appearance than by truth, and more by emotion than by logic. Today, this philosophy has reemerged, and it has taken root in our current culture.
在第一堂課上，克瑞夫特博士（Dr. Kreeft）探討了哲學的開創者蘇格拉底，他透過明確定義術語和有邏輯地證明結論，為理性鋪平了道路。他強調理解蘇格拉底的重要性，以便能夠應對詭辯家的哲學，後者更注重聰明才智，而非智慧；更在意表象，而非真理；更受情感影響，而非邏輯。如今，這種哲學思想已重新浮出水面，並在我們當前的文化中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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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內容
我第一次演講的題目是「蘇格拉底（Socrates）與詭辯家（Sophists）」。我將哲學史命名為《蘇格拉底的子女》，因為蘇格拉底是哲學的開創者。蘇格拉底是第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也是第一位清楚地知道某個論點是否被證明為真實的人。他是第一位意識到邏輯的藝術並為追求智慧而實踐的人，而根據「哲學」一詞的定義和字面意義，這正是哲學的本質。邏輯與智慧、清晰（clarity）與深刻（profundity），蘇格拉底是第一位將它們結合起來的哲學家。
蘇格拉底是所有後續哲學家的原型（archetype）和試金石（archetype）。古代世界中的各種哲學流派都聲稱自己是蘇格拉底的真正弟子，除了唯物主義者（materialist）和無神論（atheist）的伊比鳩魯學派（原文Epicurean，要搜尋可用關鍵詞Epicureanism）之外。正如如今世界上所有三萬種不同的基督教教派都聲稱自己是基督的真正弟子一樣。
如果沒有蘇格拉底，就不會有柏拉圖（Plato），而沒有柏拉圖，就不會有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亞里士多德不僅為幾乎所有後續的哲學奠定了基礎，還為大多數科學奠定了基礎，這些科學逐漸從哲學中分裂出來，就像孩子們離開家園去建立新的家庭一樣。西方哲學史的其餘部分則源自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三位哲人。
西方哲學史可以用一個地理圖像來簡化（原文usefully oversimplified）地描述。想像兩條河流從一個沼澤地湧出，分別流了大約 500 年，然後合併成一條河流，持續 1500 年，再次分離，又流了 500 年，最終在另一個沼澤地結束。
這兩條河流代表哲學和宗教、理性與信仰，以蘇格拉底和耶穌為中心，他們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兩位人類。這兩條河流都源自多神教神話（pagan mythology）和多神論（polytheism）的沼澤地。蘇格拉底的理性與猶太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兩種新的教義、新的思想，而是兩種根本上新的思維方式。一種在以色列，另一種在希臘。它們與周圍的神話教義有所區別，並對其進行批評，但同時也與產生神話的神話化、想像力、直覺、夢幻（dreamlike）、主觀思維方式有所區別。
希伯來人（Hebrew）的信仰和希臘的理性都反對多神神話的教義（polytheistic myths），也反對其思維方式和認識論（epistemology）。對希伯來人來說，信仰並不意味著神話的夢境或神秘體驗，而是對唯一真實上帝的公開啟示，以兩種新的形式出現：奇跡般的（miraculous）和及時的（providential）歷史事件，以及先知們的道德著作。這兩種信仰的對象都是客觀和公開的，是外在（exoteric）而非內在的（esoteric）。任何人無需具備特殊才能就能理解神在歷史上的顯現（其中一些是奇跡般的，而所有顯現都是及時的），或理解律法和先知們的道德著作。
雅典（Athens）新思維的目標也不是想像出神話，而是理性，即明確定義術語和邏輯證明有爭議的結論。這兩件事在蘇格拉底之前從未以有意識或一致的方式進行過。
這兩種新思維方式都是客觀和現實的，因為它們是公開和民主的，而非私人和內在的。
這兩種新思維方式，希伯來人的信仰和希臘的理性，都無法與神話結合。這就好比一個人要與動物結婚。但它們可以相互結合。這就好比一個人要與女性結婚。它們就是這樣結合的。這就是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的世界產生之源，它不是一個政治秩序，而是精神秩序。而這就是如今在歐洲和北美正在消亡的文化，儘管它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仍在繼續繁榮發展。
回到我們的地理圖像，這兩條河流的融合發生在羅馬世界，這是西方世界唯一一次以單一共和國和後來的帝國形式統一。這就好比兩位傳教士的婚姻，一位是蘇格拉底理性的哲學傳教士，另一位是猶太上帝的宗教傳教士，上帝在基督中顯現。這兩位傳教士的主張是普世的，不只是為某一個種族或國家。理性揭示的真理是普世真理，上帝揭示的法律是普世法律。
這種婚姻被稱為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世界。這是一段風雨交加的婚姻，但也是富有成果的，尤其是在兩位巨人，奧古斯丁（Augustine）和阿奎那（Aquinas），他們是歷史上最傑出的兩位基督徒思想家。
這段婚姻持續了 1500 年，直到宗教改革（Reformation）和文藝復興（Renaissance）開始將其撕裂，就像一種離婚。宗教改革者希望將宗教與希臘理性主義和羅馬法律主義分離，而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和科學則希望將科學和藝術與宗教信仰和教條（dogma）分離。儘管他們摧毀了中世紀的婚姻，從而創造了所謂的現代世界，但這兩種運動都是懷舊且向後看的。宗教改革者希望恢復簡單的福音（gospel），並從羅馬法律中的希臘理性中解放出來——從人類中解放出上帝——而文藝復興則希望解放人類，讓其擺脫對上帝的婚姻，並恢復希臘的輝煌和羅馬的偉大。
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都始於相對溫和改革和純化（purifying）運動，但很快就變得越來越叛逆和獨立，最終成為兩種後基督教文化：18世紀啟蒙運動的科學和人文理性，以及以「主觀浪漫主義」（subjective romanticism）或「非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為名對之抗議的眾多運動，尤其是在19世紀。
這讓我們現在文化和個性分裂，體現在C.S. Lewis在他的自傳中抱怨說：「我心智的兩個半球截然對立。一方是一個充滿詩歌和神話的海洋，另一方則是一個未經思考（glib）且淺薄的理性主義。幾乎所有我所愛的事物，我認為都是虛構的（imaginary）。幾乎所有我所相信為真的事物，我卻認為陰暗（grim）且無意義。」因為信仰（faith）已瓦解（collapsed）成情感（feeling），理性（reason）已瓦解成計算（computing），這兩者（情感及計算）只是它們以前強大而生動的中世紀的自我（信仰及理性）之幽靈。而兩隻幽靈無法結婚。
這是我對現代心智骨架結構的X光檢查。那麼，如今包圍我們的所謂後現代（postmodern）心智是什麼？沒有共識（consensus）。事實上，分裂和不信任越來越嚴重，所有後現代主義的共同點只有一個，就是對現代主義的信仰喪失，即客觀理性或主觀情感的充足性。這就像神話的沼澤地一樣無結構，聖經信仰和古典理性都從中湧現。
要看到蘇格拉底對我們當今世界持續的重要性，請看基爾凱高爾（Kierkegaard）和尼采（Nietzsche），這兩位現代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創始人，這是現代哲學中唯一真正有趣的學派。這兩位哲人價值觀的對立是極端的。基爾凱高爾說他的哲學成果多樣化，但主要關注一個主題，即作為基督徒存在的意義。尼采則稱基督教為人類歷史上最完全和最可憎的謊言，是所有錯誤的綜合（synthesis of all errors）。然而，對於基爾凱高爾和尼采來說，整個西方文明都像行星繞著雙星系統運行，圍繞著蘇格拉底和耶穌。他們是基爾凱高爾最偉大的英雄，也是尼采最大的惡人。尼采深刻地看到了蘇格拉底對真理的崇拜是宗教性的，它是他的主，是無面之神。這就是為什麼尼采幾乎像仇恨和恐懼基督一樣仇恨和恐懼蘇格拉底。他稱自己為反基督。他同樣可以稱自己為反蘇格拉底。
顯然，蘇格拉底和耶穌在深處有深刻的不同，但他們在深處也有深刻的相似性。兩種深刻不同的人可以比任何兩種淺薄不同的人更深刻地相似。越深入峽谷，你就越接近底部的那條獨一無二的河流。蘇格拉底和耶穌在許多方面有顯著不同。蘇格拉底並非處女出生，也未受到先知預言，他沒有做過神蹟，未曾宣稱自己神性，也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未曾復活，也未承諾在時間的盡頭回來審判世界。耶穌卻做過這些事。然而，他們在許多方面有驚人的相似性。
首先，他們在與所有其他曾經生活的人不同的多樣性中，有類似之處。C.S. Lewis某處說，在天堂遇見他們時，有三個人物你絕不會把他們與他人混淆：耶穌、蘇格拉底和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我認為他錯誤了三分之一，因為G.K. Chesterton是新的塞繆爾·約翰遜。但三分之二也並不差。
第二種相似性是，蘇格拉底和耶穌都是單神論者。這是在以色列的普遍文化要求，以及在希臘的獨特反文化成就。當蘇格拉底談論單數形式的神時，他總是嚴肅地說話，但當他談論眾數形式的神時，他從未這樣做。事實上，蘇格拉底因為無法誠實地公開宣稱他相信國家的神明而受難。蘇格拉底是雅典——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因宗教原因處決的唯一一人。就像羅馬的凱撒一樣，希臘對所有宗教都非常寬容，除了古代世界的三種單神論例子：猶太人、基督徒和蘇格拉底。
第三種相似性是，蘇格拉底和耶穌都因所謂的不敬而受難，他們不符合宗教規範。蘇格拉底因過於單神論而受難，耶穌則因似乎不夠單神論而受難。一種精緻的諷刺是，他們都因不敬而受處決，儘管在他們的文化中，他們都是最虔誠的人。
第四種相似性是，他們都是聖人。如果聖人的定義只是將一生奉獻給服從上帝意志的人，那麼接受殉道就是他們兩人最終的選擇。他們兩人都由聖靈引導，服從聖靈。蘇格拉底談論過一種精神、一種達蒙（Daimonion）、一種神性聲音，它對他說話。這實際上是他從未質疑過的唯一事物，即使它沒有提供理由，也不允許他做其他文化中的人認為光榮的事，例如進入政治領域。
第五種相似性是，蘇格拉底和耶穌都經歷了不公正的審判，並因宗教罪行而受處決，這些罪行被以政治罪行為掩護。儘管兩人都是不關心政治的（apolitical）。
第六種相似性是，他們兩人從未出版過一字。耶穌只在沙子上寫過字，蘇格拉底則只在生命的最後一夜寫下詩歌，以讚美光明之神阿波羅，並裝飾艾索普（Aesop）的寓言，這是所有希臘文學中最童真的作品。時間的沙粒已將這些著作吹散，正如它吹散了耶穌在沙子上寫下的字一樣。蘇格拉底在典型的美國大學中永遠無法得到終身教職。沒有研究，沒有出版物。至於耶穌在典型的美國教堂中會面臨什麼命運，好好閱讀多斯托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大審問官的寓言》（Fable of the Grand Inquisitor）吧。
第七種、更深層次和更神秘的相似性是，蘇格拉底和耶穌都極其謙遜，但他們都提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宣稱。這對耶穌來說顯而易見，但對蘇格拉底來說又是如何呢？在《蘇格拉底的申辯》（Apology of Socrates）中，蘇格拉底的誠實程度令人難以置信，在被判處不相信國家的神明和腐化年輕人等罪名後，他提出了一個反罰（counter-penalty），認為自己應得的不是死亡或放逐，而是國家應向他提供免費的住宿和餐飲，因為他是國家最大的受益者。在歷史中，沒有人能與耶穌或蘇格拉底相提並論，在他們宣稱的巨大程度和個性謙遜之間存在著如此鮮明的對比。
第八種相似性是，他們兩人都受到當時政治右派和左派的憎恨——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s）和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在蘇格拉底的情況下，這意味著他既受到國家機構的憎恨，也受到詭辯家的憎恨。更多關於他們稍後再說。在耶穌的情況下，這意味著他既受到教條主義和法律主義的法利賽人（Pharisees）的憎恨（他們在猶太律法和先知中添加了額外的規定），也受到懷疑主義的撒都該人（Sadducees）（他們刪除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的憎恨。耶穌也受到赫羅底亞人（Herodian）（與羅馬合作者）和熱心革命叛亂者的憎恨。
蘇格拉底和耶穌都符合切斯頓（G.K. Chesterton）用這個類比給耶穌描述的描述。他說：“想像有人被一些人描述為過於肥胖，被其他人描述為過於瘦弱，被一些人描述為過於高大，被其他人描述為過於矮小。他不是個非常奇怪的形狀，就是他有完全正確的形狀，而沒有其他人具有。”
第九種相似性是，他們兩人都是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的敵人。詭辯家以一種方式教授道德相對主義，法利賽人則以另一種方式教授，他們實際上實現了耶穌會主義的推理所帶來的所有恐懼——新教批評家專門研究這種恐懼，他們不要求心靈的完美，也不要求正確行為。
第十種相似性是，他們兩人都以不傳統的方式捍衛傳統價值。他們兩人都比他們的文化更忠實於文化的起源和基礎，但對那些認為他們在捍衛文化免受威脅的人來說，他們卻似乎是極端新奇和危險的。
蘇格拉底通過系統性提問，著名的蘇格拉底方法來教學，耶穌也這樣做。拉比教學方法（rabbinic method of teaching）是古代世界所發現的與蘇格拉底方法最接近的。
我認為經典的猶太笑話是這個：為什麼拉比（rabbi）總是用另一個問題回答問題？答案是：為什麼拉比不應該用另一個問題回答問題呢？這只是對耶穌經常做的事的幽默描述，即使是孩子時期。當他的父母在三個日子裡失蹤時，他們在聖殿裡找到了他，他在做什麼？向拉比提問並回答問題。
與拉比方法一樣，蘇格拉底方法的假設與詭辯家的假設相反。首先，真理是目的，是目標。它是種固有（intrinsic）和絕對的價值，我們在辯論時必須尊重真理並持有誠實的意圖。其次，真理是客觀和普遍的。第三，它可以被普通人類用普通人類的理性所認識，尤其是通過明確定義術語和邏輯辯論。
（他應該數錯了，下個應該是11但跳到12）
第十二種相似性：兩者都教導了悖論（paradoxes）。對耶穌來說，拯救自己就是失去自己，放棄自己是拯救自己的唯一途徑（to save yourself is to lose yourself and to give yourself away is the only way to save yourself）。上帝翻轉了我們，提升了謙卑的人，使高傲的人謙卑。為什麼？因為我們這些墮落的人類都從翻轉（upside down，意指自然出生時頭先出來）的狀態開始。鼻子埋在塵世磨石上，腳跟踢起反抗天上的叛逆。所以當上帝將我們翻正時，我們卻感到翻轉，我們在翻轉時感到正立。
蘇格拉底聞名地教導了四個悖論。首先，一個好人無論是在這個世界或下一個世界都不可能遭遇任何邪惡之事（no evil can ever happen to a good man, either in this world or in the next）。因為邪惡之事並不像雷暴一樣隨機發生。它是由我們的心靈和意志所選擇和擁抱的。其次，人不是居有靈魂的身體，而是居有身體的靈魂。這是他對德爾菲神廟（Delphic oracle）奧秘（great riddle）的解答：「知己」（know thyself）。在蘇格拉底之前，希臘語中的「靈魂」（psyche）意為「鬼魂」。它代表了你較不真實的一面，一種淡化了真實自我的副本。但對蘇格拉底來說，真實的自我是你的靈魂、你的隱形自我、你的思想和精神。是身體成為靈魂的鬼魂般的副本，而不是相反。靈魂比身體更重，而不是更輕薄。它不朽。蘇格拉底的第三個悖論是：知識是一種美德，美德是一種知識。所有惡的根源是無知。真正的了解善就是去做它。第四個悖論是：學習其實是回憶。每個個體和暫時的人類意識心靈之下，隱藏著了解永恆和普遍真理的力量。
這些蘇格拉底所教導的四個悖論，最初看起來與基督的教導相矛盾，但這四個悖論都可以以深刻的基督教方式解釋。
第一個悖論，即一個好人不可能遭遇任何惡事，幾乎是聖保羅觀點的反映，他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對愛神的人有益。」（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God.）罪（Sin）不會無端發生，不像苦難（suffering）一樣。但苦難並非邪惡，因為它給我們成為更明智、更謙卑、更勇敢的機會。苦難通常不是對罪的懲罰，而是對罪的治療，也是（變得）聖潔（sanctity）的機會。即使死亡也非邪惡，因為如果我們明智且善良，它將引領我們進入天堂。
第二個悖論，即自我的本質是靈魂，反映了耶穌的觀點，他說：「人若獲取全世界，卻損失了自己靈魂，有何益處？」（What does it profit a man if he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s own soul?）我認為這句話是人類歷史上最實用的話語之一，是經濟學的精髓，是利潤與損失的科學。是的，蘇格拉底錯誤地低估了身體，但他在靈魂上說對了。這點甚至比正確理解身體更重要。
第三個悖論，即惡是無知，真正了解善就是必然愛善，至少在兩個條件下是正確的。它適用於最重要的知識，紐曼（Newman）所說的「真實同意」（real assent），與僅僅是概念性同意區別開來，也是適用於最重要的知識對象，即價值觀而非簡單的事實。耶穌自己以這種方式定義我們的終極善：「這是永生，認識你，唯一的真神。」（This is eternal life, to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這也必然適用於我們在天堂對神的認識，即美好視野，它將消除所有罪惡和甚至所有誘惑，因為它將消除所有黑暗和無知。如果我們現在能以我們在天堂將擁有的完全真實同意方式真正認識神和他的善，我們就不會犯罪，因為我們會看到罪和德行真正的面貌。罪作為痛苦，德行作為快樂，而不是相反。
第四個悖論，即學習是回憶，真理是內在的，可以應用於良心所具有的內在道德知識，也許還可以應用於我們潛意識中對伊甸園的回憶。為什麼我們會感覺這個世界不足，如果我們潛意識中沒有回憶到一個更好的、未墮落的世界？帕斯卡爾（Pascal）說：「比較兩個窮人。一個是被廢黜的國王；另一個是窮生貧死的。哪一個會對普通生活不滿？被廢黜的國王的不滿證明他記得一個寶座？我們是那兩個其中誰？我們潛意識中回憶什麼起源？我們是從伊甸園跌落，還是從原始的泥漿池中崛起？」
蘇格拉底和耶穌之間的一個最後相似之處，我認為這是第13個，是他們的外貌。蘇格拉底看起來像被壓扁的青蛙。他是有史以來最難看的人之一。而耶穌，至少在受難時，被以賽亞書（Isaiah）以這些話描述：「他沒有美麗的樣子，我們不喜他。他是我們避面的人。」在十字架上，耶穌開始引用詩篇22篇，開頭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何離棄我？」接著他說：「我像蠕蟲，而非人。」我剛剛列舉了蘇格拉底和耶穌之間至少13個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我認為這並非偶然。我認為這支持了埃拉斯謨（Erasmus）的禱告：「聖蘇格拉底，為我們祈禱。」
現在我們需要看看蘇格拉底的敵人，即詭辯家（Sophists），因為今天他們的後代主宰了我們的文化，無論是在正式的教育中，從幼兒園到研究生研究，還是在我們的流行媒體中的非正式教育。地獄的想像力極其有限；它的錯誤不斷重演。而天堂的發明，耶穌和他的聖徒以及他的教會，是世界上真正新的事物。耶穌在聖經最後一章對他的教會說：「看，我要使一切都更新。」（Behold, I make all things new.）
好了，我們需要先看看詭辯家在雅典文化中的起源，然後是他們關於真理和善相對的本質教義，以及這種教義的終極來源，即讓人，而不是神，成為一切事物的衡量標準。最後，我們需要看看現代的詭辯家版本，它仍然非常活躍，就像蘇格拉底一樣，就像蘇格拉底和詭辯家之間的戰爭一樣。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文化戰爭的核心。蘇格拉底、詭辯家以及他們之間的戰爭是永恆的，因此也是當代的。
詭辯家是一群遊走的修辭學教師或說服藝術大師。對他們來說，說服並不像蘇格拉底那樣是通過誠實和客觀的邏輯辯論，而是通過巧妙的技巧、隱藏的謬誤和情感訴求。他們把這稱為「智慧」，並稱自己為sophists，或「智慧人」（wise men）。相比之下，蘇格拉底稱自己不是sophists，而是「哲學主義者」（philosophist）、「哲學家」（philosopher）或「愛智慧者」（lover of wisdom），因為他說，只有神能擁有智慧（possession of wisdom belonged to God alone）。
詭辯家很快就變得非常富有和著名，因為他們的服務在雅典非常受歡迎，雅典發明了兩個偉大的機構：民主和陪審團審判。在這兩個機構中，說服都是為了勝利所必需的。詭辯家非常精明，他們意識到大多數人更容易被聰明（cleverness）而不是智慧所說服，更容易被表象（appearance）而不是真理所吸引，更容易被情感而不是邏輯所左右。如果你被起訴並帶到法庭，如果你比對手的辯論效果差，你可能會失去你的財富或生意，無論你的案件多麼好或真實。相應地，如果你能像詭辯家一樣辯論，即使你的案件在理性上和道德上很弱，你也能贏得大勝利。因此，詭辯家以費用來出售他們所謂的智慧。他們是知識上的妓女。一位詭辯家的廣告語是：「我們能讓最弱的論點成為最強的論點。」詭辯家是世界最古老的行業——廣告的成功實踐者，該行業起源於伊甸園中的魔鬼。如果你在這裡看不到與我們當代文化之間的平行和相關性，我歡迎你從另一個星球的長假中回來。
蘇格拉底對詭辯家的回應不是提供更強大、更成功的說服技巧，而是道德訴求，優先考慮真理和正義，而非權力和成功，將正直置於強權（rank right over might）之上——他自己在教導詭辯家時失敗了，但在他死後教導了數代哲學家時卻取得了成功。首先，通過他的傑出弟子柏拉圖，他記住了蘇格拉底與詭辯家的對話，並將之記錄下來，供後人參考。我認為柏拉圖的這些對話是至今為止最出色的哲學入門書。就像耶穌和佛陀一樣，蘇格拉底沒有寫過任何書。柏拉圖對蘇格拉底來說，就像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和保羅對耶穌一樣。
詭辯家的教義是認識論的和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及主觀主義（epistemological and moral relativism and subjectivism）。對於真理和道德善良，尤其是正義（作為基礎道德美德），他們認為這都不是客觀或絕對的，而是僅僅是主觀意見和個人偏好。他們只教導多元化（diversity）、寬容（tolerance）、包容（inclusion）和不作評判主義（non-judgmentalism）。當然，這種沒有骨頭的精神麵條（spineless spiritual spaghetti）如此荒謬，以至於在當今文化中你再也聽不到這種說法，對吧？對啊~。
蘇格拉底的方法假設與詭辯家的假設恰好相反。
首先，真理（而非權力、聲望或財富）是終極目標，內在價值。
其次，真理是客觀且普遍的，對每個人都一樣。
第三，真理可以用普通人類的理性理解。
第四，在發現真理時，理性最重要的兩項操作是清楚地理解和定義我們的詞語，以及進行邏輯和一致的辯論。
蘇格拉底是第一個系統地實踐演繹和歸納推理，尤其是三段論（syllogism）的哲學家。
詭辯家的理性使用既不是演繹（inductive）的也不是歸納（deductive）的，而是誘惑（seductive）的，掩蓋謬誤，訴諸無知、混亂和情感，這是一個學生會稱為「雪球戰術」或「騙術」的，他們在這種行為上非常成功。
其中一位最知名的詭辯家，高爾吉亞斯（Gorgias），總結了他的認識論，或知識理論，為三個否認希臘語言中最深奧且多面性的「邏各斯」（logos）三個基本含義上。「邏各斯」首先意味著真實的存在、可理解的存在、真正是的、事物的本質。這總是蘇格拉底對話的對象。其次，「邏各斯」意味著理性或智慧或理解，認識真實存在的能力。第三，它意味著語言或詞語或傳達那種存在知識的能力。因此，「邏各斯」意味著真實的存在、真實的知識和真實的說話。高爾吉亞斯明確否認「邏各斯」的這三個含義。他首先說，沒有客觀的真理或意義或可理解性或事物的本質。其次，即使有，它也無法被知道。第三，即使它被知道了，也無法用詞語傳達。
因此，蘇格拉底的三個基本區別都被否認了。首先，實在存在與虛假存在的區別。關於客觀真理與主觀意見的區別。實在（being）與虛幻（seeming）的區別。其次，誠實思考與不誠實思考的區別，推理（reasoning）與合理化（rationalizing）的區別，真正理解與僅僅看似理解的區別。第三，真實言論與欺騙性言論的區別，真正說服與僅僅看似說服的區別。
對高爾吉亞斯來說，沒有真實的存在、真實的知識或真實的說話。
對他來說，首先，真理被簡化為意見（opinion），客觀現實被簡化為主觀表象（appearance），存在（being）被簡化為變動（becoming）。（上網找的解釋：Being represents a static and unchanging pres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idea of becoming is about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ver time. / 存在代表了一個靜止且不變的現在。另一方面，變動的概念涉及時間上的變化和轉化。）
其次，理性被簡化為欲望的合理化，就像弗洛伊德（Freud）所說的那樣。
最後，言語（words）被簡化為武器，就像毛澤東，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群眾殺手，他寫道：「真理來自槍口。」換句話說，言語不是標籤。它們是其他人的心靈中的炸藥棒，而那些有點燃它們的火柴的人贏得了世界。這就是所謂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的哲學。
這種認識論相對主義導致了道德相對主義。如果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對的，那麼道德真理尤其如此。字面意義上來說，力量即正義（might makes right）。正義只是文化戰爭的贏家用權力塗裝在臉上的面具。對尼采和今天的解構主義者（他們是尼采的門徒），以及對蘇格拉底時代的詭辯家來說，權力意志是人類生活中一切的第一因，而不是追求真理的意志。
另一個最知名的詭辯家，普塔戈拉（Protagoras），總結了這種真理和善良相對主義的形而上學基礎，他的原則是：「人是最好的衡量標準，對任何好的東西的良好度和對任何壞東西的壞度的衡量。」換句話說，所有真理的衡量標準不是上帝，而是人，不是超出人類心智的某種事物，而是人類自己的意志。真理的衡量標準甚至不是人類的普遍客觀本性，如自然法則的倫理，而是每個個人或每個有權力的團體的意志和渴望。
蘇格拉底對這種相對主義的回應是，上帝，而不是人，是所有事物的衡量標準，包括人類。上帝不是以人類的形象創造的；人類是以上帝的形象創造的。蘇格拉底所知道的上帝的薄薄一層，僅僅是理性所能理解的，就足夠反駁詭辯家的偶像崇拜了。
所以最終來說，這個哲學問題是一個神學問題，也是我們當前文化中精神戰爭的核心議題。現代哲學中最極端且完整的詭辯（Sophism）形式是解構主義，也是我們人文科最流行且時尚的哲學，我深信這是這些科系衰落最深的根本原因。解構主義明確地說，就像高爾吉亞斯（Gorgias）一樣，沒有「邏各斯」（logos）。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是它的最愛的敵人。可以將解構主義總結為對「邏各斯」的恐懼（logophobia），而由於基督是「邏各斯」，這就是對基督的恐懼。根據解構主義的觀點，所謂的「真實世界」與詞語或文本區別並不存在。也沒有基於普遍真理的真正敘事或宏大視野或世界觀，例如正義、人類本性或自然道德法則和自然權利。解構主義聲稱詞語不是現實的複製品，而是戰爭的武器。
而這場戰爭是為了什麼？對他們多數人來說，只有三個問題：種族、階級和性別。所有其他問題都是對這三個問題的掩飾。正如尼采所說，看似追求真理的意志，總是權力意志的掩飾和合理化。引用那部非常有效的納粹宣傳電影的標題，那就是「意志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雖然解構主義者幾乎總是與激進左翼認同，但他們也同意激進右翼的觀點。希特勒和斯大林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尼采派現在正在贏得文化戰爭。現代最著名的詭辯家是希特勒，尼采的瘋狂追隨者。他在戰場上輸了戰爭，但他在思想戰場上越來越獲勝。這是德托克維爾（Tocqueville）所說的「軟性極權主義」。它越來越征服了西方世界的教育體系，因此也征服了未來的世代。這是它（西方世界）精神上雖然科技強大，但無法對抗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主義或仇視它的伊斯蘭文化或新法西斯主義的深層原因。
這從我們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淪落中可見一斑，這是我們第一次輸掉的戰爭。它們可能不會是最後的，因為戰爭首先在心靈和精神上贏得。
我認為我們注定要失敗嗎？不。我們能逆轉詛咒並贏得當前的文化戰爭嗎？是的，如果我們願意。那麼，如何做到這一點？我建議我們從蘇格拉底開始。
我建議我們說，模仿埃拉斯謨（Erasmus）的「聖蘇格拉底，為我們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