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证明

最近被问到说，你觉得成都的音乐有什么特点？我一时不知该作何回答。

2006年第一次去锡林郭勒草原，我坐在副驾驶直盯前方，车里放着哈扎布老爷子的低保真录音。远山起伏绵长，平视过去，好似自带节奏韵律。我突然懂了，蒙古长调的旋律线，原来是对大地的速写。

那时的我喜欢听什么，全是属于都市天际线的 BPM 与节奏型，难怪不懂长调。

伍佰也是，总听不进去，《Last Dance》那么洗脑循环也爱不起来。直到最近在台湾穿拖鞋走街串巷两个月，才慢慢咂摸出伍佰的味来。终归北方空气太干燥，闽台人民的鲍勃迪伦，也要认水土。

后来我回复对方，城市性格和这个城市艺术家作品之间是很微妙的联系。一言两语能够概括的情形，曾经肯定是有，可互联网让创作者的视野超越本地，呈现出了更加普遍化的趋势；然后呢，普遍化到一定程度，人们又纷纷回过头来寻求本土的营养，我感觉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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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界有种理论叫作 “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试图揭示不同物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何以在无限可能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方案（比如，人与章鱼彼此独立进化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结构）。

人类创作好像又是另外一码事。生物演化为了适应世界，是实用主义的终极形式；而人搞艺术，乃是“无用之用”，不去适应谁，而是要你造一个新世界出来，越趋同越没价值。流行乐则不纯粹地介乎于【适用商品/实用工具/无用艺术】之间，大趋势目前看是同质化，再怎么有意识地逆全球化，歌总是越来越无聊。风格要素、乐器音色，都好像进化来的眼睛。

可除了眼睛之外呢？

“在地性” 是一个人无可复制的生命体验，甚至是一种奢侈。以此地出发，发散出超越此地的想象，再让神游其外的读者循着想象追溯回此地，是为圆满。我最近学习摄影，发现很多厉害前辈，不是说技术审美多高明，你只需 “在场” 就足够了。鲸鱼马戏团的主创李星宇懂得在地的必要。他将实体专辑《离海最远的地方》寄存在新疆几个朋友处，想免费拿的话，至少要西行一趟。（我本想插入专辑的试听链接，但为了配合前文的叙述，建议你去找实体来听。）

李星宇带领团队（录音师李马科、于含、刘扬、制片兼摄影二初、摄像杨约伯、打击乐手刘星星）从乌鲁木齐出发，途径伊宁、霍城、库尔勒、尉犁、吐鲁番、鄯善、库车、喀什、莎车、叶城、独山子等地，采集了数十位民间艺人，最后回到乌鲁木齐租了一间录音室，用一周的时间，在乌鲁木齐和当地的民间音乐人一起即兴创作了专辑《离海最远的地方》。（摘自专辑介绍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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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我之所以为难，是因为 “城市性格” 似乎是个伪命题。你说成都安逸吗？成都亚吗？成都躁吗？成都卷吗？从个体视角出发，答案都似是而非。我们享受刻板印象的便利，就牺牲掉生命体验的颗粒度。

想起来这句话：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你”是谁，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就是我们彼此身边亲近的公民。

崔卫平（据传）的文字被广泛转播、并服务于近年来很多宏大叙事。仅从文本分析，重点并不是国家的光明黑暗，而在于 “你” 和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 啊！其末句通常被有意无意地隐去，也好，省得让个人主义之嫌稀释掉意境的崇高。

城市性格、国族性格，可以被赋予，亦可被创造，更可以被历史书写和媒介传播所畸形放大。而任何人对于个体生命体验的觉知、诠释、与再创造，都会被写入 “在地性” 的DNA，或许万古，或许绝后，至少你曾经真正 “在场” 过。也难怪身在北京的 Snapline 乐队在做客我和方舟的电台节目时宣称，“我们做的就是世界音乐。”

最后，这里有来自1981年的二十个问题，可以问问我们自己。

李源

202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