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郁婕(Chang, Yu-Ch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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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獨立與政治力介入之爭,日本學術會議與政府的修法攻防戰

被譽為「學者的國會」的日本學術會議,在本週使出「最後一張王牌」正式勸告日本政府暫緩提出《日本學術會議法》修正案,負責這項法案的經濟再生大臣後藤茂之隨後表明,不會趕在這個會期修法。讓日本學界 vs. 政府的對立局面,終於有了轉圜餘地。這段時間,日本政界與學界之間,到底出了什麼事?

被譽為「學者的國會」的日本學術會議,在本週(4/17-4/18)召開總會。現任會長梶田隆章 18 號在總會上,正式 勸告 日本政府暫緩提出《日本學術會議法》修正案。日本學術會議的「勸告」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已是日本學術會議依據《日本學術會議法》對政府做出的最強烈表態,也就是日本學術會議的「最後一張王牌」。日本學術會議上一次對政府做出「勸告」已是 13 年前,讓日本學術圈與政府之間自 2020 年以來雙邊的隔閡與對立再次浮上檯面。

雖然內閣官方長官松野博一在日本學術會議做出「勸告」的同一天(4/18),在 記者會 上維持一貫立場,依舊希望日本學術會議接受政府提案,表明政府會如預期在這個國會會期提出《日本學術會議法》修正案,但負責這項法案的經濟再生大臣後藤茂之已經在 20 號 表明,「如果在未獲得日本學術會議的理解下,就以閣議決定的方式確定修法,很可能會導致學界與政府正式決裂」,所以不會趕在這個會期修法。讓日本學界 vs. 政府的對立局面,終於有了轉圜餘地。

這段時間,日本政界與學界之間,到底出了什麼事?

隸屬於政府、卻又獨立於政府的日本學術會議

日本學術會議的前身是 1920 年大日本帝國時代成立的「學術研究會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學術圈有感於二戰期間學界太親政府,以學術研究協助政府作戰,所以在 1949 年依據《日本學術會議法》成立了日本學術會議作為學術圈最高代表機構,負責提供政府施政建言。所以日本學術會議也被譽為「學者的國會」(学者の国会),是獨立於政府施政相當重要的機構。

《日本學術會議法》的前言便寫到:「日本學術會議相信科學是文化國家的基礎,在科學家全體的意見下,以復興我國和平、貢獻人類社會福祉、與世界的學界接軌致力於推動學術進步作為使命,而在此成立。」(筆者譯)

日本学術会議は、科学が文化国家の基礎であるという確信に立つて、科学者の総意の下に、わが国の平和的復興、人類社会の福祉に貢献し、世界の学界と提携して学術の進歩に寄与することを使命とし、ここに設立される。

組織運作獨立於政府

形式上,日本學術會議是由內閣總理大臣管轄(《日本學術會議法》第一條),所以日本學術會議的會員是由首相任命。但日本學術會議是一個專門提供日本政府施政建言的學者機構,如果要避免二戰期間學界太親政府,直接或間接協助政府作戰的情況再度發生,組織的運作就必須要獨立於政府。

學界推派人選,由首相任命

所以在制度設計上,日本學術會議的會員遴選方式是獨立於政府之外:日本學術會議共 210 名會員是由學術圈內互相推選,每名會員任期只有 6 年(除非是有缺額,否則任期結束後不能再度擔任日本學術會議會員),每 3 年重新遴選半數會員(105人),3 年後再遴選另外的 105 名會員。每到了更換成員的時節,會由日本學術會議內部評估、推舉出有優異研究成果的學者,並將推薦名單交給首相,由首相負責任命。(《日本學術會議法》第七條第二款)

然而,這個平衡在 2020 年被時任首相的菅義偉打破了。


2020年日本學術會議拒絕任命風波

當時正值日本學術會議需要改選半數會員的時間點,日本學術會議在 8 月提交了半數席次共 105 人的名單給菅義偉,但菅義偉只任命了當中的 99 人,意即有 6 人沒有被任命。

這是《日本學術會議》2004 年改為現行體制以來,首次因為日本學術會議提名人選遭拒,導致日本學術會議出現缺額的狀況。而日本學術會議直到下一次改選半數會員的 2023 年,都還有這 6 席的缺額。

對於日本學術會議或甚至整個日本學界來說,日本學術會議就是學界最高的殿堂,今天日本政府不尊重日本學術會議的提名人選,拒絕任命日本學術會議提名的名單,就已經踩到政治力介入學術界的紅線。

首相到底能不能拒絕任命提名人選?

根據《日本學術會議法》第七條第二款,內閣總理大臣只有依據日本學術會議推薦人選「任命」的權限,這句話並不代表首相具有「拒絕任命」的資格。菅義偉開了拒絕任命的先例,也會牽涉到法律解釋的問題。

《共同新聞》報導指出,日本政府內部文件顯示,日本學術會議在 2004 年改成現行推舉制度時,日本政府內部也維持 1983 年時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在國會上的見解:首相只是形式上依據《日本學術會議法》任命會員,但首相並不能「拒絕」任命日本學術會議提交的人選。不過,菅義偉表示,日本內閣府在 2018 年做出可以拒絕任命的見解,只是 這份見解 一直到 2020 年問題浮上之前,都沒有對外公開過。

以下為沒有被菅義偉任命的 6 人名單:

  • 小沢隆一(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憲法學教授)
  • 岡田正則(早稻田大學行政法學教授)
  • 松宮孝明(立命館大學刑事法學教授)
  • 加藤陽子(東京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
  • 宇野重規(東京大學政治學教授)
  • 芦名定道(京都大學哲學教授)

政府不須說明拒絕任命的理由?

雖然前首相菅義偉或是現任首相岸田文雄都沒有明確說明為什麼日本政府拒絕任命這 6 人,只表明避談個別案例,並將話題導向批判日本學術會議是「花納稅人的錢、封閉的既得利益者」,但被菅義偉拒絕任命的 6 人正好都是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學者,也都曾批判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提出的安保法制、創設共謀罪等重大法案,使得日本政府試圖透過拒絕任命「立場不夠支持政府」的學者,來影響日本學術會議的成員組成一說扶搖直上。

日本政府至今都沒有明確解釋拒絕任命這 6 人的理由,這對日本學術會議乃至整個日本學術圈來說是很重大的危機。因為這代表政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解釋的狀況下,干預日本學術會議的組成,而這長期下來絕對會影響到日本學術會議戰後維持到現在的中立性。


自民黨想趁勢改革日本學術會議

2020 年拒絕任命風波,讓執政的自民黨決定正式槓上以日本學術會議為首的學術圈。同年(2020)於自民黨內成立工作小組,目標要在 2023 年正式讓日本學術會議「獨立」於政府。簡單來說,就是讓日本學術會議無法使用公費維持營運,日本學術會議拿不到公費、也不需要經由政府任命成員的話,也就無異於一般民間團體,日本學術會議再怎麼「插嘴」政府施政,政府也可以當耳邊風,隨便聽聽就好。

內閣版日本學術會議組織改革方案

雖然自民黨內部工作小組最初希望能徹底切斷日本學術會議與政府間的關係,讓日本學術會議 變成獨立法人,但日本內閣府去年(2022)12月提出的日本學術會議 組織改革方案,並沒有要立刻「獨立」日本學術會議,而是希望漸進地滾動式修正日本學術會議,在《日本學術會議法》修法後的 3 年及 6 年後,需要重新檢討日本學術會議,必要情況下再考慮是否要將日本學術會議從政府機構中「獨立」。

日本內閣提出的日本學術會議組織改革方案不僅如此。

日本政府希望日本學術會議引進可以讓不是日本學術會議的會員也可以提名人選的制度,並增設第三方遴選諮詢委員會(選考諮問委員会),負責評估會員遴選是否合適,而日本學術會議必須要尊重第三方遴選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考量到就算在這個會期提出修法,也來不及適用在預定今年 10 月將改選的半數席次上,所以想要延長原訂今年任期結束的半數會員任期約 1 年半左右,直到 2025 年 4 月再使用新制,還有 3 年任期的另外半數席次,任期長短也可能配合調整。

第三方遴選諮詢委員會成最大癥結點

目前認為,日本政府想要引進的第三方遴選諮詢委員會,將由產業界或是來自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機構的 5 名成員組成。這也是日本學術會議最主要反對的內容:文章最一開頭提到的「勸告」,就是希望日本政府暫緩提案修法,在提案修法之前,應該要和學界坐下來展開對話,共同討論現在的課題。

雖然日本政府主張,第三方遴選委員會的任命權是在日本學術會議的會長手中,但在日本學術會議會長任命第三方遴選委員會的成員之前,第三方遴選委員會成員名單也需要經過日本內閣旗下的綜合科學技術創新會議(総合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会議,CSTI)協議,這種說法完全無法消除日本學術會議的疑慮,擔心如此一來會失去日本學術會議的獨立性。

此外,內閣府公布的改革方案中,也明言這是為了讓內閣總理大臣可以適當且圓滑地任命日本學術會議的會員。在日本政府與日本學術會議之間還為了 2020 年 6 名人選僵持不下的現在,上述種種措施都像是政府想要透過各種方式介入日本學術會議的會員遴選。

6席缺額成雙邊尷尬的存在

另一方面,自 2020 年的 6 名缺額至今也成為尷尬的存在——對於日本學術會議來說,當時這 6 名人選是經過日本學術會議內部流程推選出來的人選,如果提名新的人選就等於向日本政府低頭;況且政府至今也沒有說明當初為何拒絕這 6 人,如果今天提名了新的人選被採納,依舊會陷入揣摩上意的局面,只能從結果推測哪些人選是政府要的、哪些人選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這就是政府間接介入遴選。

但從日本政府的角度,日本政府已經拒絕過一次這些人選了,如果日本學術會議又提名了一樣的人選,政府就是要再拒絕任命一次,等於是維持現狀。負責處理日本學術會議任命問題的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就 表示:「如果只是重新提交名單,就和原本沒有改變,重新遴選候補人選,並從(新的名單)中想出解決辦法也是一個方法。」


來自海內外學術圈的強烈批判

當日本政府在去年 12 月公布日本學術會議組織改革方案時,就有 127 名來自學界及文化圈的名人成立「守護學問與表現自由會」(学問と表現の自由を守る会),發文希望政府撤回日本學術會議改革方案。當時東京大學教授隠岐さや香就在記者者會以俄羅斯為例,提到普丁曾在 2010 年代改革科學學界,讓 普丁可以掌握科學院院長的同意權。她說:「當政權朝向獨裁時,學者任命權及發言權就會是(政權)攻擊的對象。在民主主義體制下,政府不能影響(學界)人事、任命,讓學者可以自由發言很重要」。

在這之後,日本各領域大大小小的學會也接連發表聲明反對日本學術會議組織改革方案或修法內容,截至今年 1 月底,已有累計 超過50個學會,發表相關聲明。

至於站在日本學術圈巔峰的超級大咖們,則要等到日本政府表明有意在這個國會會期提出《日本學術會議法》修正案後,才出現聯名的重量級批判。

歷任會長發表聯合聲明

先是 5 名日本學術會議的歷任會長(註1)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岸田文雄政府重新思考修法一事,這是 2020 年拒絕任命風波以來,首次有歷任會長聯合發表聲明。5 人在記者會上強調,國際上學界都是由學界自主規範會員遴選機制,這是國際普遍的信任基礎,政府至少要說明當初拒絕任命這 6 人的理由,才能以這個基礎推動日本學術會議改革,不然就只是想透過修法,讓政府可以恣意拒絕任命會員而已。

註1:5名發表聯合聲明的歷任會長為:吉川弘之(1997-2003)、黑川清(2003-2006)、廣渡清吾(2011)、大西隆(2011-2017)、山極壽一(2017-2020)。

遠距連線參加記者會的山極壽一就說,如果政府不說明理由就拒絕任命會員,只會助長的揣摩上意(忖度)的政治風氣。大西隆則說,法律已經明文規定日本學術會議具有獨立性,如果有第三方介入會員遴選,就會影響到日本學術會議的獨立性,甚至會影響到海外對日本學界的評價。

國內外諾貝爾得主都連署聲援

接著曾獲諾貝爾獎的 8 名日本科學家(註2),也在 2 月向岸田文雄 發表聯合聲明,認為 2020 年菅義偉拒絕任命風波已經嚴重影響政界與學界的信賴關係,現在政府想修法的內容,有侵害日本學術會議獨立性的疑慮,這已經不單是內閣府與日本學術會議間的問題,而是事關學界獨立性根本且重要的問題。這 8 人在國際學術圈的影響力,也讓全球 61 名曾榮獲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的得主在 4 月聯名聲援 8 人聯署內容。

註2:8名發表聯合聲明的日本諾貝爾獎得主為:白川英樹(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野依良治(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小林誠(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鈴木章(2010年諾貝爾化學獎)、天野浩(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大隅良典(2016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本庶佑(2018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另一位森重文則是在 1990 年榮獲素有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

政府想插手日本學術會議的真正原因

對於日本學術會議來說,假如今天真的通過了《日本學術會議法》,讓日本學術會議會員的遴選必須要經由有政治力介入的第三方遴選諮詢委員會,是真的很有可能影響到日本學術會議在國際上的地位。因為日本學術會議一旦被認定學術獨立性不夠,並沒有真正獨立於政府,就可能無法再參與由各國最高學術機關組成的國際學術組織「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SC)。而前面提到的東京大學教授隠岐さや香,正是現任的國際科學理事會常設委員會的委員,任期到 2025 年

雖然最新消息看起來,日本政府並不會趕在這個國會會期提出《日本學術會議法》修正案,但日本學界與政界之間的隔閡與對立,並不可能迅速消失。因為 2020 年拒絕任命風波只是將問題浮上檯面的導火線而已,日本政府及執政黨自民黨內部,不滿日本學術會議已有一段時間。

日本學術會議沒有及時幫上忙

對於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來說,日本學術會議並沒有在政府需要建言的時候,及時發揮效用。例如 311 東日本大地震,或是 2020 年爆發 COVID-19 疫情之初,日本學術會議都沒有在第一時間提供政府需要的建言,不然就是好不容易提供了建議,內容卻不夠務實,沒有辦法直接應用在第一線。

但上述這些理由,只能說是平時一點一點累積的不滿。最關鍵的問題,則是以自民黨為首的日本政府與日本學術會議之間,對於「軍民兩用」(デュアルユース、dual-use)研究的態度全然不同。

軍民兩用研究才是問題所在

「軍民兩用」如同字面上的意思,一項技術可以應用在軍事上,也可以運用在民間作為非軍事用途。軍民兩用研究,指的就是這項發展中的技術,在未來很可能可以應用在軍事上。一旦某項發展中的技術掛上「軍民兩用」,軍方就可以在這項技術的研究階段,資助這項技術或研究發展。

日本防衛裝備廳在 2015 年推出獎助軍民兩用研究的「安全保障技術研究推進制度」,希望能藉由軍方的經費加速未來很可能可以應用在軍事用途的技術發展。但這一點正好和日本學術會議的歷史脈絡有很大的衝突——承前述,日本戰後成立日本學術會議時,最重要的契機就是學界在反省戰爭期間研究人員直接或間接協助政府作戰,所以日本學術會議的反戰色彩相當強烈。

日本學術會議就曾在 1950年1967年 發表反戰宣言,強調日本的科學家們絕對不能為了軍事目的進行科學研究。日本學術會議在 2017年發表的聲明 也繼承了過去的反戰立場,認為防衛裝備廳推出「安全保障技術研究推進制度」是政府過度干預學術研究自由。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學術會議 2017 年版的聲明已經不是全面反對軍事研究,而是認為近年這些發展中的基礎研究可以應用在很多情境底下,已經很難將關鍵技術的研究二分成「軍事用途」或「非軍事用途」,研究成果有時也可能會背離科學家的初衷,被應用在軍事上。所以,日本學術會議希望研究人員首先要慎重判斷研究經費的來源,各大學或學術機構也應該要負起管理責任,如果發現有研究可能會被轉用在軍事安全保障方面上,就應該從技術與倫理的角度,審查這項研究的研究目的、方法、應用層面是否妥當。

日本學術會議這項聲明,也就成為各校避免申請防衛裝備廳軍民兩用研究獎助制度的最佳理由,讓防衛裝備廳的獎助制度推出以來,提出申請的研究很少。這點讓自民黨內部相當不滿,覺得日本學術會議是影響產官學合作,提升國家安保能力的絆腳石,而 2020 年拒絕任命風波將雙邊衝突浮上檯面,給了日本政府最好的機會,可以趁勢「改革」日本學術會議。無奈這場攻防戰,最終還是日本政府得後退一步,暫緩修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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