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一兵可能是犯罪出身

陈小鲁的口述：”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

我说西纠的历史，是想问问红色怒火一兵，你在当年几岁，是不是干红小兵的。北京的农家子弟小混蛋的故事流传很广。各地的红卫兵都分为不同派系。互相武斗，都有人命在手里。重庆，成都，广东，武汉，北京都是比较狠的地方。穿绿呢大衣的大院子弟，打死人也没事。你天天吹文革。你可能是犯有血债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