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青
于立青

表达,就是在成为。

结绳丨4月:房间里的大象(2024年,总第22期)

黄色新闻、丁克夫妻、成都迪士尼。

对于媒体工作,厌烦的情绪有一阵了。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是突然察觉,平时接触的新闻报道出现整体风格转变:本来无甚重要的消息,非要在耸人听闻的用词包装下,以更大力度反复戳着公众的神经。

若仅如此,作为同行虽心存愧意,倒也还能消解一二。但当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被重视,并且变成身为写作者的自己需要靠近的标杆,过去坚持的价值基础被动摇,再说是依旧超然物外,那未免太过自欺。

4月,社会批判“黄色新闻”现象的档口,看到不少谴责本身又朝着“黄色新闻”的方向滑去,没产生多少切实作用,躁气也不得不随之平添几分。

“张雪峰继续上大分。”一些网络发言抛出不无讽刺的短语,意思是指今天媒体的失格,要么舞文弄墨、翻云覆雨,要么三缄其口、讳莫如深。2023年,因为强烈劝阻家长不要让理科生孩子报考新闻专业,张雪峰一度遭受非议。不过脱离具体语境后,“张雪峰论”渐渐被当成真理,各处挪用。

可惜,这番论调不解决任何问题。问题仍被包裹在语言的泥沼里。本期“结绳”深入细枝末节,尝试讨论“黄色新闻”的逻辑。

非要一言以蔽之的话,我的答案是,某些更重要的元素被忽略了:在“拾到小学生作业本”事件上,是今天的报道处境;而在4月关注的另外两个话题——丁克家庭、“成都迪士尼”——方面,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讨论

 

01丨如何理解“黄色新闻”?

悬浮许久后,一度占据公众视线的“在巴黎拾到小学生秦朗作业本”事件,迎来官方调查通报。4月12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该内容完全是人为策划、编造而成。[1]

根据央视新闻的梳理,2月16日,视频博主“Thurman猫一杯”讲述自己在巴黎意外得到国内一年级学生丢的寒假作业,并将之带回国还给名叫秦朗的小朋友。视频经过多个平台传播,引起不小关注。

一位自称是秦朗舅舅的用户“杨柏屹”,次日在评论区做出回应。他透露,秦朗就读于西场小学。并且,留言显示了江苏的IP地址。

该言论很快遭到证伪,更多声音也怀疑“Thurman猫一杯”涉嫌造谣。“Thurman猫一杯”试图用另一条视频,展示自己与秦朗母亲的互动,为这一事件画上句号。不过,警方最终查明,秦朗母亲的出现也是“Thurman猫一杯”的自导自演。[2]

这可能并非“Thurman猫一杯”首次造谣。2023年,她曾将巴黎圣母院飞快的修复进度归功于中国施工队。有意思的是,彼时网络上持类似说法的并不少见。[3]

警方公布“在巴黎拾到小学生秦朗作业本”事件的调查结果前,就有IP地址显示在法国的网络帖子怀疑,缺乏中国施工队参与修复工作的直接证据。[4]

2019年,据新华网报道,中法两国达成共识,中国专家——并没有言明是施工队——将参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另一篇来自法国的报道也强调,该合作未详细说明中国专家发挥的具体作用。[5][6]

查阅重建巴黎圣母院项目网站,至今不见中国施工队的身影。1月,The Economist的专题重点介绍了工匠的修复努力。文章写道,为支持传统工艺,该项目进行了140多个单独招标,工匠都来自法国各地的数十家小公司。[7][8]

随着“Thurman猫一杯”相关事件发酵,“黄色新闻”这个概念也被热议。

“黄色”的说法取自“黄孩子”,这是19世纪末期美国漫画专栏的著名主人公。“黄孩子”穿着又长又大的黄色衣服,在读者很受欢迎。逐渐的,人们将“黄孩子”的形象,与其所刊登的报纸风格联系起来。由此,那些具备夸张、虚假、煽情、肤浅等特征的内容,就被称为“黄色新闻”。[9]

在国内,尤其短视频盛行的当下,“黄色新闻”彷佛得到本土化改造:画面上,黄色(为主,也有红、白、黑等颜色)的文字或高亮背景映入眼帘;配乐煞有介事,但简短的几行文字,已把视频大概说完了。

换句话说,这些“黄色新闻”是排斥深度和思考的。且看下面的案例标题:

公鸡啄了一下路过的小姐姐,结果被揍到怀疑鸡生(贵州广播电视台)

北京男子照顾孤寡老人十余年,老人离世后继承其五套房(潇湘晨报)

表现优秀破格提拔的准“00后”女干部黄左梦琪已任副镇长(澎湃新闻)

男子报警称妻子和男性朋友爬山迷路,失联一天一夜后找到(广西广播电视台)

日本海岸现超过10米长鲸鱼尸体,味道较大处于高度腐烂状态(四川日报)

你想顺着视频了解“00后”女干部的表现有多优秀?对不起,内容到此为止。海边出现的鲸鱼,死因是人为捕杀,还是海水污染?几十秒的画面,显然不打算做这种人文关怀。至于“妻子和男性朋友爬山迷路一天一夜”此类故意引人想入非非、缺乏公益的消息,更不会留下什么尾巴。

社会注意力日渐稀缺,“黄色新闻”难辞其咎。那么,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内容的发布主体“Thurman猫一杯”们,自当要先挨上一棒。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曾在视频中,回顾了一连串涉及外卖员处境的剧本:有的是丈夫瞒着妻子送外卖养家,有的是老公带着抑郁症老婆送外卖,还有的则是女外卖员深夜送餐车辆被偷。他们的虚构将一个原本应当是多面真实的群体刻板化,阻碍社会跨阶层的理解,最终遭罚不值得同情。[10]

此外,MCN机构也被认为是“黄色新闻”泛滥的重要推手。

来自央视新闻的数据显示,超九成网红都有签约的MCN机构。以某重点平台为例,该平台入驻的MCN机构旗下账号超过30万个,年均生产信息超过3300万条。

接受采访时,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有时MCN机构为获取、制造热点,会推出多个账号,发布同质化内容。所以,一旦出现造谣等问题,网民通常是被蒙蔽的。[11]

问责似乎到此就完整了,至少在央视新闻的报道中,没再做更多延伸。2023年7月,中央网信办下发《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及MCN机构的责任。既然有了规则可依,一旦账号违规,网站平台对其采取暂停营利权限、限制提供服务、入驻清退等处置措施,造谣之风不说全然休止,也是大有改观吧。[12]

且慢,上述逻辑真的成立吗?君不见,正是网络平台将“在巴黎拾到小学生秦朗作业本”事件推到显眼位置,以此激发更多的关注流量。[13]

拎出近期的热搜话题,“黄色新闻”仍俯拾皆是。在微博,有“周扬青对韩雪说不要倚老卖老”,有“韩国人的中国出差感受”;在百度,有“余承东把问界M9送到360楼下”,有“00后小伙约嫖60后大妈被抓”;在bilibili,有“在211当保安蹭了份学历”,有“粥饼伦说周杰伦是他贵人”……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在一篇文章里建议,平台方可以通过品牌关联、内容权重,一定程度抑制劣质信息的生产。

具体来说,前者意味着网站对账号进行提示说明,例如,Facebook在被分享的文章页面上设置一个“i”标识,用户点击它就会展示账号的相关信息,以此帮助判断可信度。论及后者,Google长年打压那些“洗稿”内容,降低它们被检索到的权重。[14]

然而,即使将网络平台从消极责任(事后处罚违规者)拉入积极责任(事前规范用户)的范围,想要遏制谣言风气,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想提醒你注意,前文引述的“黄色新闻”案例标题,可都来自官方渠道。当然,这是我的刻意筛选,但它们的存在难道没有说明问题吗?“在巴黎拾到小学生秦朗作业本”事件被热议那阵子,不要忘了,一大批认证的媒体账号纷纷接力转载,乐在其中。[15]

问责方面,这些官方媒体怎么能够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一位新闻从业者自述,2021年进入业内头部视频媒体的深度组实习,发现网络时代的新闻产出速度以分秒为单位,“一个两三分钟的视频里有两个能提上标题的出色新闻点就算深度了”,要是遇上社会普遍关注的消息更是“有点就出”。

毕业后,该新闻人去到另一家主流互联网视频媒体,KPI要求一天发七八条稿子(一半都是“黄色新闻”),自己耗费气力远超同事,却平均只能做四五条。后来公司为节省人工,将采编剪辑合并,每天KPI不变,相当于工作量翻了一倍。

作者如是概括“黄色新闻”的制造公式:

这种内容的标题和“图一乐”新闻的标题类似,也有事件概括,但往往会在标题里放一则网友搞笑吐槽来提高观赏性。通常会确认发布时间和地点,再搬运博主的视频加上来源。有的时候有当事人或者拍摄者的采访,内容大致是,视频在什么情况下拍下来的,看到的时候感觉如何。[16]

职业经验关系,我能理解,此般环境下作为执行者所遭受的观念冲突与拉扯。可我仍要不客气地期待,做新闻的人,难道不该有自己的坚持——无论何种形式——吗?[17]

专栏作者李厚辰评价说,在日更且考核媒体阅读量的今天,炮制“黄色新闻”几乎成了唯一可行的运营策略。然而,只要媒介领域的核心地带依然存在有价值的信息,主体议程还由高质量的媒体主导,“黄色新闻”就并非问题。

质言之,当核心地带持续展现包容、交互的特质,发挥对话功能,公共舆论便不会沦为真空,不会进入一种无事可谈或浅尝辄止的状态,不会争先恐后地推动“在巴黎拾到小学生秦朗作业本”这样的内容。[18]

折回“黄色新闻”的发端地美国。该策略尽管一度十分成功,也还是被《纽约时报》等风格严肃的媒体扭转。

曾任湖南省浏阳市宣传部部长的吴震,在一篇文章里追忆了二十多年前翻看《美国报海见闻录》的感受。据该书作者胡舒立介绍,美国媒体特别注重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同一份报刊上,读者完全可能看到《延长大赦期限》与《非法移民大赦该适可而止了》这类截然相反的论调。

吴震任内,经常跟报社、电视台强调媒体的意志。有次市里催着各地完成税收任务,经济形势不好,大家叫苦不迭。当看到媒体推出某地率先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的新闻时,他内心五味杂陈:

这是全市地域最偏远经济体量最小税收基数最低的一个小乡,它今天的率先超额完成任务对浏阳整个严峻的经济税收形势有一丝丝鼓舞人心的力量吗?这新闻完全没有感染力说服力啊。市委政府领导对你们有宣传要求是一回事,媒体自己的意志自己的风骨呢?媒体不能只做简单的传声筒啊。[19]

当下,类似的声音恐怕更少了。更直白承认吧,我们越发看不到媒体的意志。

对于2023年日本福岛核处理水开始排海,中文互联网上口诛笔伐者甚多。4月24日,相关工作因停电一度中断,东京电力控股表示,未确认到周边的辐射量异常。中国外交部就此继续表达关切和谴责。[20][21]

但另一边,有多少人知道,4月5日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跟黑龙江省仅一水之隔——发现了放射性污染源?4月10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一则公告,简要说明该放射源未对该省造成影响。随后,公告部分原文只是零星见诸少数国内媒体,标题也四平八稳,就好像诸如“刚刚发布”“紧急通知”等词语根本不曾流行过似的。[22][23]

我又想起梁文道的采访片段。他在2017年就,“凡是容易让你情绪被扯动的新闻,你都要小心”,“今天中国充满大量的人和机构是以牵动人的情绪为快感、为目的,或者为了这个而挣钱的”。而令他很受不了的一点,“大家都在寻求被感动”。[24][25]

此处先谈表面,即是那些制造、寻求刺激的人。

4月里,原本算不上什么新闻,不过某种程度可归入“黄色”的女律师直播也引起争议。该律师曾在一则表达职业收入不乐观的帖子下建议“去做擦边直播”,说自己“做律师收入月入5000,直播收入月入2万左右”。[26]

有人因此向律协举报。媒体梳理发现,该律师上传的视频采用将舞蹈与普法结合的形式,短暂的开场舞蹈以展现身材为主,接着就是正常状态下的普法内容。[27]

该律师回应,有关“擦边直播”的发言是句玩笑话,自己利用业务时间做视频和直播来增加捉襟见肘的收入,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擦边”。根据网传信息,这种说法似乎不完全属实。我无意纠缠于此,更希望转向其他切面——专业跟娱乐的边界问题。[28][29]

《中国新闻周刊》在2022年采访了一位法学毕业生,那段时间,他同样因为充满笑料的法律相关视频而出圈。他说,原计划要做普法内容,大家却只记住段子,法律知识没记住多少。[30]

论及兼具深度和轻松两种属性的普法案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大概首屈一指。自开设普法账号以来,罗翔常年保持更新,除了夸张演绎的桥段,不少视频都是对时事的直接回应。纵使如此,我依旧心存疑虑。

2023年,罗翔就“一人犯罪影响子女亲属考公”话题条分缕析,提醒连坐的危害。可视频的评论里,最受追捧的还是“祸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虽然这种相悖很可能少之又少,却无疑暗示了普法的困难,就像我曾跟一位高校法学老师讨论的那样。[31][32]

在我看来——哪怕这么说有过于保守、文人相轻之嫌——大多数标榜“喜闻乐见”普法的博主,主要还是服务自己罢了。

靠“本事”在游戏规则内赚钱有什么错?完全没有。问题是,为什么近些年许多青年律师困于生计?为什么那位开拓副业的女律师首先想到直播,言行轻佻?为什么“普法”视频要喜闻乐见就非得加入“男凝式”的舞蹈,并在封面凸显?

最后,回到主题词上,为什么公众、媒体都围着“黄色新闻”打转?是何种环境,塑造了我们不得不如此的需要?

 

关注

 

01丨首批丁克夫妻现状

关于丁克家庭的话题已不算新鲜。只不过,随着4月里《读者》发布的一篇文章,生不生孩子又再次被广泛谈论。

标题号称是曝光第一批丁克的“后遗症”现状,但不要抱有幻想,该文章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调查支撑,很多个案都来自网络。

例如,一对“90后”丁克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人,相处如同陌生人。还有博主采访了五十多岁的丁克舅舅,后者含蓄地表达后悔之情。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着镜头建议:“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结婚,该要孩子还得要!”

作者表面试图对丁克利弊进行平衡,却多处渲染,选择丁克的本质是参与一场对未来的豪赌。但反过来,那些没有丁克的人,就不会被卷入另一场豪赌——子女不会成为自己的软肋,没有学历竞赛的烦恼,毕业后肯定找到诚心如意的体面高薪工作——吗?[33]

CUP媒體的另一篇报道,对丁克背后的原因做了更进一步梳理,例如女性话语权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停滞、退休养老金的结构性问题等。[34]

 

02丨“成都迪士尼”背后

著名的迪士尼主题乐园,目前全球共有六个,中国仅上海、香港两地开设,但不妨碍好事者“创造”第三家。这便是4月里出圈的“成都迪士尼”。

该景点本是成都一个居民小区的健身器材放置地,却因某位说唱歌手在此拍摄过MV而受关注。有人取部分歌词谐音,唤之以“成都迪士尼”,经网络发酵一时间成为热门词汇,吸引大批青年人蜂拥至此,模仿歌手的动作,拍照打卡。

部分时评认为,这虽然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生活,但管理者并未“一刀切”,而是安排志愿者维持秩序,体现理念的升级;有的文章却忧心忡忡,表示“成都迪士尼”背后内涵俗套,不会给地方带来长久的旅游红利;高姿态的研究者和校园里的大学生,在“烂梗”侵害我们的思想方面达成共识;光明网则扮演起“理中客”,为这场“无意义的游戏”叫好,这是青年群体在“表达存在感,寻求认同感”……[35][36][37][38][39]

好生奇怪,这些声音彷佛都被一面高墙挡住,无法再往前了——还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无意义”的构建,为什么“发癫”已经被改造出褒义属性?

一位作者写道:“无论是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还是哈尔滨小土豆,乃至于节日里人从众的景区景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都不是某种被美化的双向奔赴,实质是自行移动的废材被各种材质的粘合剂抹在消费的泥墙上。没有比这更虚无的命运,也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场景。”[40]

 

参考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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