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青
于立青

表达,就是在成为。

结绳丨4月:三观不正的作品和人,要抵制吗?(2023年,总第10期)

图书审查、莎士比亚、AI监管、大时代文学。

4月6日,4名游客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跳崖。4月22日,3位旅人在四川什邡林场服毒。当看到各种轻飘飘的言论试图给悲剧定性,叹息之余又表露出对年轻一代心理能力脆弱的指责,我想起了《荒原》。

T.S.艾略特不是说过吗,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种残忍背后,是当代社会里种种无秩序、无意义的荒谬。但“家长们”不以为然。惯性告诉他们,也许是教育做得不够,而不够意味着需要加强自上而下的管理,就像此前不久的胡鑫宇事件后续那样。

我尽管感到难过,但没有、也没看到太多关于自杀问题的表达。或许,“家长们”不需要其他表达。沿着这股忧思,我打算趁世界读书日,从另外的面向来写就4月的“结绳”。

需要坦白,我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既往阅读片段,它们却并不总与世界读书日重合。更多时候,一部作品被举报带给我的触动,远比节日里流传的“好书”书单更大。我的阅读困惑,部分源自所谓“三观超正”的社会风向。

人并非白纸一张,任谁都能在上面肆意留下印痕。反过来说,人其实很复杂,不论读者还是写作者都如此。

到4月27日,作家林奕含就已经离开6年了。她在生前采访中曾说:“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奈波尔他虐打他妻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多么地痛苦,我是非常非常迷信语言的人,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创作出如此完美的寓言体的作家会虐打自己的妻子。”

恐怕现实就是如此矛盾。问题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还是引用媒体人梁文道的说法吧。他讲,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世界有多复杂,书就有多复杂,人有多少种,书就有多少种。

所以,你可以把这期“结绳”看作是我的有意筛选。从作品删减的讨论,到《第一对开本》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大时代书写的关注,都是在对常识的重申,对我们作为同时代人的共勉。


讨论


01丨作品与人品:从删减、下架到封杀

即便到今天,不少国家仍存在书籍管制,试图告诉读者什么能看,什么又是不合时宜,美国也不例外。

4月1日,根据CNN报道,经过一年左右的诉讼审理,美国德克萨斯州法官裁定,地方行政官员将多本涉及LGBTQ和种族内容的书籍从图书馆下架的行为违法,并要求政府在24小时内归还这些作品。[1]

这只是欧美国家图书审查浪潮的冰山一角。在出版行业,今年以来就先后出现经典名著被“再书写”的消息。

2月,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童书出版品牌,对已故作家罗尔德·达尔作品进行数百处修改,例如将“女仆”(maid)替换成无性别指向的“清洁工”(cleaner)。3月,著名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也被出版公司哈珀柯林斯进行数十处删改,以回避涉嫌种族歧视的表达。4月,获得1937年普利策文学奖的《飘》遭波及。[2][3]

虽然出于作品真实性考虑,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并未直接改动新版《飘》的文本,却加上额外声明。The Telegraph援引的内容预警称,这是一部“包含问题元素的小说”,牵涉对美国“历史上一个令人震惊的时代浪漫化”。[4]

反对意见认为,不完美的历史的存在,是让读者了解过去,引以为鉴。我们不能因为作者或书中人物与当下的主流观点不一致,就宣布那是假历史。反之,追求美化的历史叙述才是危险的。[5]

实际上,这呼应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辩题,正如克里斯托弗·本菲在《如果:吉卜林的美国岁月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If: The Untold Story of Kipling's American Years)书中一开始就抛出的:如果一个作者曾怀有偏见,我们是否就永远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或者,当他写得很有见地时,我们是否还会读他的作品?

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鲁德亚德·吉卜林,有着一堆颇具话题度的标签——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个时代最受欢迎和商业上最成功的作者,同时,他大概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最政治不正确的作家,并影响了许多后殖民主义文人。[6]

乔治·奥威尔曾直言,吉卜林身上有一种明显超出边界的施虐倾向,是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者,……道德上麻木不仁,审美上令人厌恶”。[7]

然而,奥威尔就做得很好吗?对于斯蒂芬·斯彭德、W.H.奥登这两位与他同时代的同性恋作家,奥威尔在其作品中,他们是“爱赶时髦的娘娘腔”。这一点和吉卜林那首著名长诗《如果》结尾所显出的刻板性别印象,可以说无甚区别。[8]

另一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访谈中同样透露出某种歧视:“总的来说,男人还是比女人更善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女人往往想当然地看世界,还有生活中的事物和她们自己,特别是她们还想当然地看待自己的境遇。”[9]

我们甚至可以把本菲的疑惑,扩大到其他文艺创作领域,像是绘画方面的毕加索。

4月8日,巴勃罗·毕加索逝世50周年。这位20世纪的伟大艺术家创作出数万件作品,它们一度为拍卖行热捧,价格水涨船高,最贵的卖出1.8亿美元。不过评论者表示,这样的局面正在扭转。

除了创作影响力消退,另一个可能因素,是毕加索在今天看来越发难以被容忍的行为,包括脚踏两只船、把情妇的左脸颊和眼睛画成勃起的阴茎。[10]

但不可否认,在大众文化圈内,毕加索的声望并未归零。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音乐上的理查德·瓦格纳。

瓦格纳希望建立一个“讲感情、寻求爱而非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新社会”,而音乐正是这种理想的实践。这股掀起的狂热,推动后来的纳粹德国。尽管如此,100多年后,瓦格纳的音乐仍然受到社会欢迎。[11]

近年出版的《瓦格纳主义:音乐阴影之下的艺术与政治》(Wagnerism: Art and Politics in the Shadow of Music),展示了不同文化和人群对“瓦格纳主义”的看法。可惜,该书没有很好地回答核心问题:我们是否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作品价值?如果是,那么应取决于创作者的道德水平,抑或观众的道德水平?[12]

在最宽泛的层面,将李云迪和瓦格纳并举,多少体现上述关系的不稳定。

2021年10月,北京警方在微博通报,对嫖娼的李某迪行政拘留。商业品牌纷纷与李云迪割席,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等组织对其进行抵制。可往前推20年,世纪之交的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正是李云迪打破记录,成为该项大赛历史上首位获得冠军的中国人。[13][14]

不少学者指出通报和行业禁入的合法性问题。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表示,《治安处罚法》无一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权向社会进行通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认为,演艺人员嫖娼后,公权机关已对其予以处罚,嗣后再通过永久抵制的强制性命令剥夺其再次从业的机会,存在对个人权利的过度限制。[15][16]

舆论更大分歧,或许在于个体对“失德”名人的回应。梁文道在一期播客节目中反问:即使卡尔·马克思有私生子的传闻为真,难道我们就不去读他的书吗?

这带出了一种价值判断三分法的框架,即把作品价值进行真、善、美的领域区隔。我们不会因为“黄河之水天上来”“白发三千丈”这些句诗不真实,就全盘否定其中的美学意义。当然,三分法并非任何时候都泾渭分明,在瓦格纳的案例中,音乐就带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因此,相关评价是可以争论的。

梁文道补充说,道德里最重要的是判断力。什么规则在什么场合应用,本身缺乏定式,而有赖于个人判断。另一档播客剩余价值SurplusValue,也呈现了简要的具体分析:小说文学可构造的空间更大,相比起来,学术作品则更难忽视附着其上的作者性。[17][18]

对于有违公序良俗的作品和人一“封”了之,实则把问题后置,扬汤止沸。令人不安的是,现实恰恰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

李云迪之前,多位艺人明星已遭到抵制,其中就有被冠以“爱读书”人设的演员张哲瀚。2021年8月,微博用户翻出张哲瀚曾在日本拍摄的一组照片,并声称该地为靖国神社一部分。随着主流媒体开展一边倒的批评,张哲瀚参演的作品被下架。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发布一篇题为《“爱读书”人设不容失德艺人糟蹋》的文章,嘲讽张哲瀚推荐的书籍里,包含《刺杀骑士团长》《海边的卡夫卡》这两本提及靖国神社相关背景的作品。《环球时报》英文版在报道中提及,张哲瀚参加婚礼所去的乃木神社,供奉着“二战”中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将领。[19][20]

可根据端传媒梳理,《刺杀骑士团长》《海边的卡夫卡》并无文字提及靖国神社,而乃木神社祭祀的,其实是死于1912年的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21]

张哲瀚事件值得探讨之处还在于,同样前往靖国神社,近20年前的导演姜文却得到一众媒体人的声援

白岩松咨询驻日同事后说,“除了军国主义分子以外,很多人去靖国神社并不是为了参拜”。时任《人民中国》杂志社副社长的王众一介绍,靖国神社是日本一个类似公园性质的公共场所,并告诫媒体同行在报道新闻时“应该更冷静、更客观、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不要情绪化的爱国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22]

我们姑且不去展开“爱国主义”的内涵变化,当下,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正紧紧拥抱“三观正”的作品和作者。这种极致的纯洁性,引起越加常见的全方位杯葛运动。

日本漫画家荒川弘的遭遇正是典型案例。2021年6月,早年作品《雷电18号》被指包含辱华元素,国内不少读者的怒火一连烧向荒川弘口碑甚好的《钢之炼金术师》。有文章呼吁国人多加提防,在其看来——似乎带着先射箭后画靶的意味——《钢之炼金术师》也存在多处涉嫌辱华的设定。[23]

除了中国,世界范围内照样存在大行其道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创造了“哈利·波特世界”的J.K.罗琳。

2020年5月,独立新闻机构Devex倡议,为有月经的人创造一个更平等的后疫情世界。作者指出,大约有18亿的女孩、妇女和非二元性别者会有月经,需要月经用品、安全使用厕所、肥皂、水和私人空间。但J.K.罗琳在Twitter用“妇女”(Women)的谐音,对“非二元性别者”的表述进行调侃,该做法很快招致批评。[24][25]

J.K.罗琳回应道,自己只是说出了真相,毕竟,如果生理性别(sex)不存在,就没有所谓的同性相吸,而全球女性活生生的现实也被抹去。随后,她又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一篇长文,解释自己的做法与担忧。[26]

虽然一些来自女权主义者的评论对此表示理解,更多声音却并不买账,尤其是《哈利·波特》的读者和观众群体,认为J.K.罗琳表现的性别观念,是对既往支持者的伤害。在后来的《哈利·波特20周年:回到霍格沃茨》节目中,J.K.罗琳并未现身,也被猜测与她上述言论有关,不过根据J.K.罗琳的说法,她只是不想参与。[27][28]

余波还在蔓延。原著衍生游戏《哈利·波特:霍格沃茨之遗》在今年早些时候上线,销量不俗,却被知名游戏论坛ResetEra“封杀”。[29]

4月,华纳兄弟与J.K.罗琳达成共识,计划重启《哈利·波特》系列电视剧的制作,该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抱以期待,或者反过来说,一些意见领袖表示,J.K.罗琳参与该项目并从中获利,是其接受新作的最大障碍。[30]

正如一篇评论指出的,或许社交媒体的介入,使“我们很难对作家、艺术家和游戏开发者的观点和价值观保持无知,而它们可能与我们自己观点和价值观发生冲突”。身处互联网时代的群体,似乎注定更容易受到外界凝视,于是自己玩的游戏、看的电影、读的书——尤其是在花钱的情况下——也就带上更多的考量因素。[31]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取消文化”背后无法回避的诘问

起初,“取消”(Cancellation)指的是因某人言行违反社会规范而引起的相应攻击,当该应对方式趋向常态,便构成一种文化。在这种正当性里,“取消”是弱势者面对不公的对抗工具。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工具以相较模糊的社会规范为基础,加上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会否造成“取消”的滥用?[32]

在新近出版的 《怪兽:粉丝的困境》(Monsters: A Fan’s Dilemma)书中,作者克莱尔·德德勒幻想为类似难题提供一个“计算器”:用户输入艺术家的名字,“计算器”就会评估犯罪的严重性与艺术的伟大性,并给出一个判决,告诉你能否消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33]

与其迷恋个中荒诞,不如大胆承认,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这并非否认“圣人”的存在,在我看来,孔子、孟子等先贤在今天依旧伟大。承认自身不足,朝着理想的标杆努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跟那些动辄挥舞“失德”大棒,试图清除异见以维持虚假的道德崇高的做法,还是有云泥之别。

最后,让我们回到奥威尔的例子,来为前述注定难以得出简单标准答案的讨论作结。

奥威尔的另一本选集,收录了一封写给“娘娘腔”斯彭德的信。他解释说,当自己亲眼看到斯彭德,就改变看法,“因为当你亲眼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马上意识到,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什么被贴上特定标签或符号的单薄漫画形象”。[8]

 

关注


01丨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400周年

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一本合订本,即被学者称为《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出版至今已有400年。

该书由威廉·莎士比亚的朋友在他去世后整理,将剧本分为喜剧、历史和悲剧,其中收录的作品大约一半都未曾公开出版,包括《麦克白》《凯撒大帝》《第十二夜》《暴风雨》等。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第一对开本》,我们可能将永远失去它们。

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文章推演了拿掉《第一对开本》的更多后果。作者认为,残缺的莎士比亚全集,可能无法催生当今社会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文化偶像。

以下这些例子,可能更易被国内读者理解:如果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流行,情人节浪漫爱情的陈词滥调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在国际声望上不出众的莎士比亚,不会引起翻译界重视,那么德国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谈不上深受《哈姆雷特》影响,提出俄狄浦斯情结;甚至,卡尔·马克思不会通过《雅典的提蒙》将他的资本理论概念化。

《第一对开本》影响深远,触及人类心理学、地缘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没有《第一对开本》意味着没有莎士比亚,无论你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这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现实。[34]


02丨AI如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世界范围内,对诸如ChatGPT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正在加强,但各国的做法颇有出入。

4月11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份草案强调,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CUP媒體的梳理,类似的要求并不罕见。

我们是否应该担心,监管会扼杀创新?一些专家分析说,草案留有一定余地。对于出现的与“核心价值观”相悖的内容,草案在要求过滤之外,给运营方3个月的时间通过模型优化训练等方式防止再次生成。

但也要看到这种弹性的负面作用。比如,监管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意愿收紧或放松标准,而众所周知,领导的态度不太可能一成不变。[35]


03丨从大时代的文学中,可以读到的

梁文道在《八分》中更新的一期播客,重新介绍了5本经典。根据梁文道的说法,这5本书的串联,隐约间可以看到一条线索,也是他想跟这个时代的人传达的私信。

这5本书分别是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白先勇的《台北人》、老舍的《四世同堂》、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及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的《老人与海》。[36]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推荐读者用一个小时听完该节目。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感受,大概就是下面一段话。

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预示“美国梦”破碎的必然;而某种程度上,《台北人》捕捉的正是白先勇这一代因战争离乡者的梦醒时分;战争年代,固然有人像老舍笔下《四世同堂》里的北京民众那样,坚守着体面的品性;又或者,大家会被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把握的宿命感所笼罩;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与命运搏斗,正如海明威借《老人与海》传递的那样,人可以被误解、中伤、摧毁,但不能被打败。


参考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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